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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事件》（ Event ）一书的开头，提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命案目睹记》（ 4.50 from Paddington ）的一个情节。两辆相对而行的火车都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一位贵妇人正在车厢里享受着下午恬静的时光。突然间，就在这个火车站里，她透过车窗向另一辆列车望去，她看到了一个她此前从未见过的令人惊悚的场面：一位男士在对面车厢里将一名女士摁倒在地，并杀死了她。惊慌失措的贵妇人选择向火车站的警员报警。当警员耐心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这位贵妇人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向警员说了一堆鸡零狗碎的话。是的，贵妇人在面对警员时是语无伦次的，这恰恰是齐泽克最为关心的地方。因为另一辆列车上的命案对一个警员来说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被包裹起来的静谧生活中的贵妇人来说却不是如此。她的语言和思维框架根本没有为对面车厢里的凶杀案留下任何空间，以致她甚至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她刚刚目睹的一切。所以，齐泽克才总结道：“这可算最简单纯粹意义上的事件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 (1) 正如齐泽克所说，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假象，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我们宁静世界的天空。事件的强势刺入，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临；恰恰相反，事件在我们的世界里，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如同一道创伤，深刻地刺入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促使着我们去重新思考和面对世界上的一切。这就是事件！或者说，这就是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去面对世界的态度和行为。
显然，我们今天的哲学和思想经历了一场事件的转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事件仅仅是我们今天才开始面对的问题，而是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事件，一个断裂性的事件，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事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并重新反思曾经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我们已经无法将对事件的思考简单地还原为某种先验的观念论或朴素的经验论的思维，或者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某个神灵的意志或第一推动力，事件本身就是这种力量。无论是先验的观念论还是朴素的经验论，实际上都无法简单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在我们的认识框架和存在框架之外的某个溢出（excess），即一个无法还原为既定存在和认识框架的残余物（surplus）？这就必然迫使我们转向对事件的思考，事件是我们常规知识和普世化框架的例外状态，也正是这种例外状态，让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拉康、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克劳德·罗马诺（Claude Romano）等思想家将他们的目光转向那个难以捕捉的事件，去思考事件带来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