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隔离与规训：现代主体的诞生

康吉莱姆的生命的认识带来的另一个结论是，生命和知识之间的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现实中导致了有什么样的知识或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生命。生命的生成并非无拘无束的，同理，与生命相关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相互塑造着对方，并形成了生命的认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代形式。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难理解，即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但是，在惯常的理解中，政治体制和知识形式对人的影响，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行为、心理等层面上，不会对生理层面造成影响。这是自柏拉图以来的身心二元论造成的，我们认为身体当归身体、心灵当归心灵时，实际上将人类的生命体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互不干涉的区域。一个是纯生理层面的区域，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就十分明确地将这一层次的生命定义为“所谓生命（ζωήν），我们指说自行进食（营养）与生长与衰死的功能” ⁽⁶²⁾ 。与之相对，人还存在另一种生命，即bios（βίος），这是一种与动物性和植物性生命相区别的生命形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生命（βίος）是一个实践活动。” ⁽⁶³⁾ 这种实现自己生命的活动，让人类与纯粹生物性的生命（ζωήν）区别开来，代表着人类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形式，也是一种在人类城邦中可塑的生命形式。这样，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人们在生物性生命和社会性或政治性生命之间划开一道鸿沟，两者之间不能轻易僭越。与之对应，人类的政治体制和教育，仅仅作用于“实践活动”的部分。这也是长期以来政治教育的一个宗旨：用政治教育来塑造人的灵魂，给予人心灵的启迪，而不是作用于身体。

这样，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打破了这个鸿沟。也就是说，康吉莱姆坚持认为，我们在给出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体制的时候，实际上也塑造了人的生理性生命：“人类在创造不同种类的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生理行为。” ⁽⁶⁴⁾ 为此，康吉莱姆特意以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的区别导致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排尿量上的差异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中国18—25岁的青少年的平均排尿量为每分钟0.5 cm ³ ，并大约有0.2—0.7cm ³ 的波动，然而，同年龄段的欧洲人为1cm ³ ，并有0.8—1.5cm ³ 的波动。波拉克从中国文明中地理和历史影响的混合的角度，来解释了这一生理现象。据他说，这种混合影响中有两项是基本的：食物的性质（茶、米饭、鲜嫩蔬菜）以及祖传经验决定的营养节奏——这种活动模式在中国比在欧洲明显。它尊重神经-肌肉活动的阶段性发展。西方人久坐的习惯对液体的流速会产生危害性的影响。这种障碍在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人们保留着“在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强烈愿望中”悠闲度日的情趣。 ⁽⁶⁵⁾

尽管在这段话中，康吉莱姆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理解存在一定刻板印象，但是他的结论是，人的生理性身体在生活方式和体制下是可塑的，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来塑造出具有一定标准（或规范）的生理性身体。我们可以猜想，或许正是康吉莱姆的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福柯，让他重新思考现代主体是如何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出来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重新看待福柯的博士论文：福柯或许根本无意重构一个从古典时代到今天的关于疯癫的科学认识的体系（这正是福柯与严格的科学史家林德罗特分道扬镳的地方），而是思考现代制度对于理性和疯癫的划分，是怎样一步步地塑造出适宜于现代社会制度治理的现代主体的。疯癫不是一种病理学现象，也不是一种医学知识和生命认识意义上的异常，而是一种现代理性启蒙的产物，它需要将疯癫感知为一种异常，从而与正常的社会状态区别开来。福柯说：“现在问题仅在于，如何找出一个可以感知的简单事件（événement），而且它要能以最立即的方式造成病症。因此，疯狂的近因便应该是最接近灵魂的器官的病变，这个器官便是神经系统，甚至最好就是脑子本身。” ⁽⁶⁶⁾ 福柯的说法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并不是因为我们首先关注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我们才发明了“疯癫症”的概念；相反，我们首先建立了与理智相对立的疯癫概念，将疯癫建构为对立于理性的事件，然后去寻找疯癫的生理性证据，即神经系统和大脑的损伤。这种做法恰恰与现代科学发展史相悖，因为科学总是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去建构概念，来理解在现实中出现的特定生理现象。于是，我们可以理解，现代对疯癫症的发明，并不是出于纯粹医学和生理学的目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出于政治和社会目的，即排斥一种不可能治理的范围，将这种范围界定为疯癫。

疯癫者成为一种不可能治理的主体，与那些具有理智且适宜治理的主体相区别。最终，对于这些不适宜治理的主体，现代社会的具体做法是建立起精神病院（疗养院），从而将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的存在不至于危害正常社会的运作和治理。福柯说：“一方面是对疯人简单纯粹的排离，另一方面又把他们当作病人看待，给予医疗。之所以有必要监禁疯人，基本上是要预防社会受其所害。” ⁽⁶⁷⁾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福柯关于疯癫的结论和康吉莱姆关于病态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的界定结合起来，因为疾病是一种对正常状态的超越，也构成了一个例外的事件。而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提出的“康复的愉悦，恢复体力的狂喜，信仰未来之再度苏醒的欢欣，预感未来的快慰”正是对于作为事件的病态的排除。在福柯这里，疯癫既然被视为一种病态，那么疯癫也是相对于理性状态的例外事件，而且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简单事件”，于是，为了保持理智的健康状态，在生理上就要排除这种例外事件。不过，与康吉莱姆不同的是，福柯从一开始就将疯癫放在社会和政治治理层面，而不是放在个体的健康层面上来思考。也就是说，福柯对从康吉莱姆那里引申出来的作为事件的病态，做了一个巧妙的替换。康吉莱姆的病态是从个体生命体与周遭环境的关系来思考的，于是康吉莱姆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提出了病态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福柯一开始就抛弃了这种存在主义维度，而转向了社会性的结构主义，他所思考的正常和病态并非个体机体的正常和病态，而是社会整体和结构上的正常和病态。于是，为了保持整个社会的正常性和规范性，从治理角度来看，必须将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同正常和规范的世界隔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对疯癫和疾病患者的隔离，就是一种排除事件（undoing event）的治理技术。故而福柯谈道：“这是一个将疯癫分离出来的真空，它惩治疯癫，宣布后者是不可救药的和不可理喻的。” ⁽⁶⁸⁾ 将作为事件的疯癫排除，保持了社会整体的常态性和规范性，从而保证了利维坦国家的治理技术在疯癫被排除之后的社会中畅行无阻。

然而，福柯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隔离，即将不确定的疯癫和病态同正常和常规的社会整体分离开来的范式，还有一种仅仅在现代才产生的范式，如何从一个多变而不定的生命体变成一个现代主体。福柯将《疯癫与文明》的最后一章命名为《精神病院的诞生》，其意义不仅仅是去探索现代精神病学的发展历程，还是看到一种体制在实现了正常和病态、理性和疯癫的区别之后，如何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场所。福柯讲道，由于18世纪人道主义的发展，在休养院和精神病院中，医生会以更为人道的方式对待这些被正常社会区隔开来的“残余物”：

在休养院里，对肉体进行部分的强制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种“自我克制”。在自我克制时，病人的自由不仅受工作和他人观察的约束，而且不断地因承认有罪而受到威胁。必须承认，病人不是屈从于那种单纯否定的运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种肯定的运作中。前者只是解开束缚，将病人的深层本性从疯癫中解救出来，而后者则用一个奖惩系统来禁锢疯癫，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识的活动中。这样就从一个谴责世界过渡到一个审判世界。 ⁽⁶⁹⁾

这种在休养院里对精神病人的“自我克制”的管理技术，在晚期的福柯那里变成了一种自我忏悔的自我技术。福柯深刻地意识到，这与其说是外在的约束，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技术。它实现了从前现代生命体向现代主体的转变，尽管在这个转变中对身体的强制性的约束和鞭笞是必不可少的。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福柯谈道：休养院中对疯癫者的自我罪名化，实际是中世纪的自我忏悔的延伸，这种忏悔的根本目的就是生产出一个臣服于礼拜仪式的主体。福柯说：“表现真相就是由告解人以戏剧化方式表达其罪人状态，并且是在公共场合表达。在后者，就是述说自己，这是以言语分析性地、持续地表达思想，并且是在对精神之父的意志的完全服从关系之中进行。” ⁽⁷⁰⁾ 那么正是这种自我技术让精神病人将自己表达为罪人，让那个不受约束的自我消失，让位于一种新的自我。在福柯看来，这是一种新的自我技术，从内部掏空了疯癫生命体的活力，用一种被自我解释学的话语锻造出来的自我形式来重塑主体。“如你们所看到的，出现了一种新型自我，或者至少出现了一种新型自我关系。” ⁽⁷¹⁾ 这种主体就是为现代理智和疯癫的区分所生产出来的主体。在这种将疯癫罪名化的形式下，让疯癫者自我忏悔和解释，从而让那个恣意妄为的疯癫生命体被弃绝，使其变成了规训体制下被治理的主体。这就是《飞越疯人院》中被切割了额叶的麦克·墨菲，他从疯癫生命体变成了被规训的现代主体。

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启蒙！如果说康德的启蒙代表着现代理性社会的狂飙猛进的明亮面，那么福柯就是给出了启蒙的黑暗面。启蒙是规训，是自我忏悔，是自我切除了额叶，它也意味着，现代治理技术的核心，在于将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还原为可以在治理体制下被规训和管理的主体。也就是说，现代主体是一步步被现代精神病院体制、临床医学体制、监狱体制、学校体制、雇佣劳动体制生产出来的主体。启蒙不再纯粹意味着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大地，在福柯的黑暗面，这是一种自我技术，在现代精神病院的医护、临床医学的医生、边沁的圆形监狱的看守的目光注视下，所有的生命体都被规训，被切除额叶，成为规范和顺从的现代主体。这个现代主体还披着大写理性的外衣，他们通过自我解释学，以为自己是走出柏拉图洞穴的人。这就是现代启蒙的奥秘，当精神病院和监狱将放荡不羁的生命体一个个规训为主体的时候，一切可能的事件都被排除了。因为真正的事件只在病态中存在，只在疯癫中存在；生命体被规训，成为现代主体，则意味着现代治理技术在本质上就是排除事件的技术。 wNbMxwNxqfq4Yt+ylFgKp4PBlDbvKsGWCnz4poNaza/xV68tUI/s5u5BceMOfM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