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事件的病态

1958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主修科学史的米歇尔·福柯，以《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为博士论文，准备在科学史权威林德罗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答辩。但是林德罗特并没有对福柯的论文给出太多正面的评价，于是，福柯只能悻悻地回到巴黎。不过，在当时的巴黎高师校长让·伊波利特的推荐下，福柯选择了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也就是法国科学史研究的权威康吉莱姆作为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与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遭遇不一样，康吉莱姆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对福柯的论文给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当然，福柯之所以选择康吉莱姆作为自己的导师，并不完全是因为校长伊波利特的推荐，还因为在当时，他已经读到了康吉莱姆在194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正常与病态》，并认为康吉莱姆在《正常与病态》中展现出来的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康吉莱姆对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思考，与其进行的研究计划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康吉莱姆对于福柯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博士论文指导上的私人恩情，也在于福柯在科学思想史上与康吉莱姆的承袭关系。这一点，可以从1978年福柯专门为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一书撰写的英文版序言中端详一二。他认为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疯癫的谱系学的思考，直接受惠于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一书，而这种“非连续性”的谱系学也帮助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进行研究方法的革新。除此之外，福柯还专门点到了康吉莱姆一个独特的贡献：

康吉莱姆想要通过阐述与生命有关的知识以及表达这种知识的概念，重新发现它们当中那些属于生命的概念。它是一种信息模式，通过这种信息模式，所有的生命体都依赖于环境，也建构着他的环境。人生活在一个观念构造的环境中，这并不能证明他已经背弃了生命，或者成为让他与生命分离出来的一场历史戏剧。正如人以某种方式生活着，从而与环境形成某种关系。这样，他不会以某个固定的观点来看待生命，他能够走向一个未知的领域，接收到不同的信息。为了能让事物变得有用，他必须将他们彼此关联起来。形成概念是创造生命的方式，而不是扼杀生命的方式，这完全是一种动态的而非凝固不动的方式。 ⁽⁵⁴⁾

通过福柯关于康吉莱姆的这段评价，我们可以得知，康吉莱姆在认识论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于生命的认识。康吉莱姆从一开始就不是将生命体看作一个僵死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康吉莱姆继承了柏格森的生命论（vitalisme）的衣钵，将生命看成一种永恒地变化着、不断在生成的东西，而不是被大写的知识和理性之光穿透的冰冷的物。所谓对生命的认识，在康吉莱姆看来，完全不能以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分的方式来进行。因为生命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对象。对于那些对象的认识，保持着一定的恒定性。而生命作为对象，则保持了一定的生机（vital），这种生机不能从周遭的环境中孤立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福柯强调康吉莱姆的生命的认识事实上在于与周遭环境的衔接和关联。

也正是因为生命不是僵死的，它保持着不断生成的鲜活的生机，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固定的视角来审视生命。这样，福柯触及了康吉莱姆生命认识论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侧面，即一旦我们不在固定和僵死的概念框架下来理解生命，生命就不会向我们呈现出一种固定的状态。正如我们时而精神饱满，时而精疲力竭，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悲观沮丧。在每一种生命状态下，我们都走向了福柯所谈到的“未知的领域”，接收到“不同的信息”（比如我在精神饱满时看到的世界显然与我感到悲观沮丧时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每一次生成和变化，都意味着生命面对不同的环境和世界，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在新的层面上用知识和概念来重新建构对生命的认识，从而把握生命。这意味着生命和知识是一种彼此共生的结构，用康吉莱姆的话来说：“‘生命的认识’（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我们拥有的对生命的认识，我们将生命当成对象；另一方面，这也是生命本身所生产出来的认识。” ⁽⁵⁵⁾ 这样，在康吉莱姆的认识论中，既不存在一种先验的概念架构，可以将任何生命的对象纳入这个概念架构之下，也不存在不能为认识所把握的生命。生命和认识处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之中，知识和概念成为我们把握生命的工具，同时，生命本身通过自己的绵延和生成，也生产出与之对应的生命的认识。

在这种生命和认识共生的认识论框架下，康吉莱姆建构了他对于正常和病态的理解。在康吉莱姆之前，孔德建立了对人体的生理结构进行研究的生理学，而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建立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病理学。不过，贝尔纳通过将生理和病理现象还原为数值关系，发现表现正常状态的生理学和表现病态的病理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它们的差别仅仅是在一种线性数值上的量的关系。以糖尿病为例，在临床医学上，一旦某人的空腹血糖值超过了7.0mmol/L，他就可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但是现实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有些人实际上空腹血糖值已经超过了7.0mmol/L，但并没有任何显著的糖尿病症状；相反，另一些人的血糖值没有达到这个临界值，但是他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视力下降、乏力等症状。究其原因，恰恰在于现代医学对糖尿病标准的划定基于一种平均的标准值，这种以平均标准作为评判正常与病态的标准的病理学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分界线，对于同时被考虑的几个人来说是不确定的” ⁽⁵⁶⁾ 。而这种不确定的原因，恰恰在于不同个体实际上面对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生理机能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某些个体实际上超越了医学上的病态指标，但并不具有症状，也不能纯粹被界定为病态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重新界定了正常和病态，从而与孔德和贝尔纳的生理学和病理学保持了距离。

康吉莱姆对于正常或健康的定义是：“健康就是对环境变化的承受的极限。” ⁽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康吉莱姆对“健康”概念的重新定义，改变了之前贝尔纳纯粹从检测的数值来判断健康与否、是正常还是病态的标准。由于这个变化，健康成为生命体与自己的周遭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环境的变化以及生命体本身的变化之间的适应关系构成了健康的基本条件。康吉莱姆用截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定义的重要性，即失去一个手臂的人，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他是健康的，因为他在生理特征上与其他人差异巨大。但是，从这个生命体本身来说，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被截肢的主体无法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他能够与自己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适应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被截肢的个体仍然是异常的（anomalie），但绝不是病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说出了他的名言：“多样性并非疾病；异常的并非病态。” ⁽⁵⁸⁾

这样，康吉莱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病态”概念，从而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病理学家区别开来。如果说正常或健康状况是对环境变化容忍的极限，那么病态就是对这种极限的超越。在超越了极限状态的情况下，生命体与周遭环境之间的适应和和谐的关系被打破，生命体面对着一种它无法在正常状态下调适的状态，用康吉莱姆的话说：“病态现象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机体和环境的正常关系，经过机体的改变，而被改变了。” ⁽⁵⁹⁾ 在正常状态下，身体的生理变化是机制性的（mechanisme），生命体的各种机能按照功能性的分配来面对环境的各种变化，如细菌侵入之后身体的白细胞增多，杀死细菌重新让机体保持适应与平衡。但是，病态则打破了这种平衡，让生命体面对一种全新的、无法简单按照日常程序性的机制来维持的状态。也正是在这里，康吉莱姆赋予了疾病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之外的人文含义，即那种在正常状态下沉寂的生命力在病态下被激活了，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康吉莱姆说：“疾病是生物身上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一种减少或者增加的现象。病态的内容，除了形式的不同，是不可以从健康的内容中推导出来的。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 ⁽⁶⁰⁾

也只有读到这里，我们才能彻底明白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所蕴含的野心。他所遵循的根本不是一种常规意义上或者科学意义上的病理学，而是一种披着科学史外衣的生命论。病态不再是消极和灰色的，相反，对于康吉莱姆来说，病态是积极的，它唤醒了在正常状态下沉睡的生命，让我们身体中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在面对病态时被激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尼采在疾病中感到的快乐，那种不同于正常机能性状态下的生命力被激活，构成了一种新的生命层次，它创造了新的生命，与健康状态是不连贯的（discontinunité）。所以，对康吉莱姆来说，病态并非消极的，也不是正常的对立面，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与正常状态断裂开来的事件。事件意味着我们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环境，让生命力在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层面上展开，从而实现生命的创造性进化。康吉莱姆十分自信地说道：“疾病不仅仅是某种生理秩序的消失，还是某种新的生命秩序的出现……并不存在什么失调，存在的只是另一种秩序对人们所期望的或者所钟爱的秩序的替代。对于这另一种秩序，人们要么改变它，要么忍受它。” ⁽⁶¹⁾ pRtxxPlWwa8QBvYA7U1bLu+AD9GtxwvDWrhg7UfkrSfQx1QCKk52WqqHuvzTh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