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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快乐的科学》是一本康复之书，在经受漫长的病痛折磨之后，他感到久违的身心愉悦，写下了这部饱含激情的著作。他写道：“全书无非是抒发历经长期痛苦和神志不清后康复的愉悦，恢复体力的狂喜，信仰未来之再度苏醒的欢欣，预感未来的快慰。” (51) 然而，我们绝不能将尼采的《快乐的科学》看成对健康状态的颂歌，就在几页之后，尼采笔锋一转，突然谈到了长期以来的疾病对我们的存在和意志的巨大冲击。尼采说：“读者已经猜到，我不愿忘恩负义地同病入膏肓的时期告别，那个时期赐予的恩惠我至今受用不尽。我十分清楚，我在自己那庞大的思想大厦落成之前，已从时好时坏的健康中大蒙其益。” (52) 为什么尼采不愿意告别那个病入膏肓的时期，并认为在那个时期，他的思想大受裨益？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就是在疾病中的尼采意识到，以往的哲学家都是健康状态的哲学家，他们谈的都是健康的哲学。“那么，处于病魔压力下的思想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53) 一位哲学家，遭受病魔袭扰时，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们是否还会像那些身体健康的哲学家一样来思考问题呢？这或许是尼采坚持认为真正的哲学一定是身体的哲学的原因吧。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意志力的强弱，影响了我们思考世界的状态。是呀，当我们躺在病床上，我们不可能像平常健康时那样，用健全而理性的思想去面对世界和我们周遭的生活，那种另加在一切客体之上的大写主体状态是一种典型的健康主体，他用自己的标尺，裁剪着世间万物，用自己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将一切变成自己的知识的产品。然而，一旦我们生病，一旦疼痛和不清醒成为一种支配我们身体的状态，周遭的万物就会以完全不同于健康状况下的理性思考的面貌向生病的哲学家展现出来，那种清醒而理智的思考就会为处于疼痛和苦楚下的思考所代替。我们在生病状态中的身体，是另一种组合世界的样态，一种我们在健康时无法理解，甚至无法看到的状态，昏迷、疼痛、麻痹、药物的刺激等重组着这个世界。这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情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将疾病视为一个事件，一个相对于健康而理性的思考下的世界的事件。因为囚禁在肉身之中的意志，不再是那个跅弢不羁的灵魂，而是在一种别样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个世界，也面对我们自己的肉身存在。那种曾经支配着我们思考的正常状态的机制一下子在疾病状态中停滞了，让位于我们身体里更深层的生命机能，让位于一种在病态孱弱的躯体下的感知，这或许是尼采将自己的痊愈之书描述为“快乐的科学”的原因吧！也正是因为疾病成为事件，康吉莱姆、福柯等思想家不得不将疾病问题纳入哲学思考中，疾病状态（作为事件）也成为当代思想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