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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返回来读一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谈到的事件。马克思所说的“有意义的事件”是绝对精神瓦解的过程，当然，这里影射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类。老年黑格尔派固守着黑格尔的僵死的逻辑体系，并将之视为亘古不变的真理，从而对普鲁士的国家学说进行合理的论证。而青年黑格尔派秉承的是黑格尔内核中激进的批判和扬弃的精神，对宗教、国家以及一切被视为普遍的东西都加以无情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仅仅是用一种新观念代替旧观念，无论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无论是“类本质”“唯一者”还是“真正的人”，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呈现出一幅群雄逐鹿、“尸横遍野”的景象。每一种新观念的传播者都将自己的观念奉为圭臬，将它们当作可以带来世界历史性变革的法宝，他们总是宣告，“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解构，实际上总是被新观念的传播者们和哲学家们宣告为“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换言之，这些传播新观念的勇士认为，德国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就是在这些新观念中形成的，他们或者用“实体”干掉“自我意识”，或者用“真正的人”来抵制人的“类本质”。每一次宣告之后，他们都仿佛面临着一次伟大的变革，至少可以说是德意志的变革。那么可以说，马克思几乎是用反讽的口吻来谈论这场声音嘈杂，但却什么也没有真正地发生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一语道破：“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40)
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提到的事件，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所指，这就是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上发生的一次大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旗帜性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和最新的挑战者麦克斯·施蒂纳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之间。马克思显然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看待这场论战的，他将这场论战称为“莱比锡宗教会议”，意思十分明确：这不是一场论战，而是一场宗教审判。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就是一份不折不扣的迫害思想异端的宗教审判文件。而在这场审判中，冲在最前面的是大主教圣布鲁诺，以及刚刚出版了一本“圣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施蒂纳，马克思、恩格斯反讽地称他为“圣麦克斯”。他们在《维干德季刊》上充当着黑格尔哲学（或者说黑格尔神学）的骑士团长，“这两位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骑士团长传异教徒费尔巴哈出庭受审，严厉控告他是诺斯替教派” (41) 。
事实上，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都十分了解，《莱比锡宗教会议》这一章节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大约是《费尔巴哈》章的6倍。仅仅从版面来说，《莱比锡宗教会议》无疑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主要部分。或许，在撰写这部著作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批判《维干德季刊》上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对费尔巴哈学说的攻击。不过，在鲍威尔和施蒂纳之间，《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批判更多指向后者，因为后者撰写“圣书”，这是一本“真正的书、纯粹的书，即十全十美的书、神圣的书；这本书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是圣物，是天书——这本书就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大家知道，这本‘圣书’于1844年底从天上下凡，在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那里堕入尘缘” (42) 。那么，显然，对施蒂纳的“圣书”的批判就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最主要的目的。 (43)
显然，在莱比锡的《维干德季刊》上发言的施蒂纳的野心十分大，正如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提出：“思想，一种可怕的力量，如同热病时的梦幻缠绕着我和震撼着我。思想对自身来说变成了有形体的东西，即精灵，如神、皇帝、教皇、祖国等。如若我摧毁了思想的形体性，那么我就将思想收回到我自身中来并宣称：只有我是有形体的。于是我将世界作为我认为的那种东西、作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我将一切归之于我自己。” (44) 而圣麦克斯显然真的陷入了他所谓“热病时的梦幻”的臆想当中，当他发现作为“唯一者”的“我”（Ich）的时候，整个世界历史都会随之改变。他继续说道：“如若我们改变各种关系，而且是彻底地改变它，那么就将使它的偶然性不起作用并产生法律！愿我们不再是事件的奴隶！让我们建立一个结束摇摆的新秩序，愿这一秩序以后就成为神圣的！” (45) 施蒂纳在他的“圣书”中十分郑重地宣告，由于“唯一者”的发现，真正的世界将会降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一个可以让我们彻底摆脱所有偶然事件的真正的普遍性事件。一旦我们在“唯一者”的精神指引下，奠定了新世界的法律，整个世界的法律都将变成神圣秩序。用更为直接的话来解释，圣麦克斯认为他对“唯一者”的发现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件。从此以后，世界的普遍法律成为可能，它终结了一切偶然与混沌，从而使世界立足于“唯一者”的精神之上。读到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忍不住对这位莱比锡宗教会议的骑士团长兼大教士表示“崇敬”：“揭穿这个秘密落在创造者施蒂纳的身上。的确，我们模糊地感觉到，这里发生着某种伟大的、神圣的事件。我们总算没有被骗。唯一的事件真正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它甚至超过了塞万提斯在第20章中所描写的风车之战。” (46)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那种“震撼人心”的事件嗤之以鼻。无论是圣布鲁诺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还是圣麦克斯的“唯一者”，都不能真正地撼动世界。他们的斗争和批判不过是“言过其实的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看到了这种“震撼人心”的事件都没有超出莱比锡的范围，而将“自我意识”“类本质”“唯一者”“真正的人”抬高到世界历史性的事件的高度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因为真正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在《维干德季刊》上的莱比锡宗教会议中找到，那么就只有患上了“热病”的病人的自恋式幻象，而没有真正的历史变革。马克思批判说：“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局限于‘批判’‘人’和‘唯一者’的相互争吵。” (47)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骑士团长和教士无法用他们的“唯一者”和“真正的人”来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那么，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是什么产生了历史事件？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费尔巴哈》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马克思给出了十分精准的回答：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 ，“ 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 (48)
马克思对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的批判是十分明确的，因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两位骑士团长，只知道“震撼世界”的词语的革命，永远看不到当时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因为骑士团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词句离世界太远，他们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著作，在出版几年之后就迅速地被人遗忘。于是，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不可能在华丽的辞藻中实现，而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实现。这样，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便成为马克思对抗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最强大的武器。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马克思是否仅仅用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替代了圣麦克斯的“唯一者”和圣布鲁诺的“无限的自我意识”？或者更直接地说，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是否仅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技术革新？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的事件变成了技术的变革，即马克思和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党人一样，认为技术成为支配世界的力量？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来反对莱比锡宗教会议骑士团的武器是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显然，马克思不是工业党人，也不是技术决定论者。那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反对两位骑士团长时使用的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的例子呢？
首先，我们认为，马克思这里使用的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提喻（synecdoche），类似于当我说饿了想吃面包时，面包指代所有的食物。马克思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了走锭精纺机，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提到了走锭精纺机带来的变革，恩格斯谈道：
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数量，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仅仅用手摇动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弃置不用；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就难以为继了。如果说这样一来就为工厂制度奠定了基础，那么，由于翼锭纺纱机的出现，工厂制度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 …… 菲尔伍德（兰开夏郡）的赛米尔 · 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经线织机的特点，于1785年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制度就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了。 (49)
我们不能忽视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描述的走锭精纺机所起到的作用。表面上看，走锭精纺机是一种科技产品，但是一旦放在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中，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走锭精纺机技术，实际上帮助后来的产业资本家打败了工场手工业，让现代工厂制度成为英国的主流，从而也让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成形，并扩张到全世界。走锭精纺机仅仅是这个历史时代巨大变革的一种导引。在走锭精纺机发明之后，传统的个体纺工纷纷破产，他们从传统的行会变成了雇佣工人，在生活的迫使下，不得不让自己委身于资本主义的工厂体制。也就是说，真正变革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工业和商业的生产关系。这让隶属于土地和封建家族的农民、依赖于传统手工业的工匠都不得不变成新的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工人。约瑟夫·巴尔拉认为，应该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角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的关注，他指出：“如果重新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阅读马克思，那么机器就可以被看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将人类规训为雇佣工人的工具。在走锭精纺机出现之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等级关系都没有稳定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机器成为一个制导因素，甚至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本身，而不是单纯的物体：机器和物质对象（包括人和非人因素）彼此结合在一起，不仅构成了工厂体制，也将前现代的闲散的劳动者组织化为工人阶级。” (50)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约瑟夫·巴尔拉，他们看到的都是走锭精纺机背后所代表的新兴的工厂体制，即当时英国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走锭精纺机不是一种技术，甚至可以说，它不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当时的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
那么，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马克思的事件就是一种从传统社会（以封建家族和土地生产为基础的关系）向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转变的历史事件，而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恰恰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没有工商业在英国的兰开夏郡和曼彻斯特的扩展，就没有走锭精纺机的出现；没有走锭精纺机，就没有现代纺织工业在曼彻斯特的立足，也没有现代工厂制度的形成，现代工厂制度便无法取代传统行会的手工业生产。这样，我们看到的走锭精纺机，实际上是一整个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事件。而在走锭精纺机背后不存在主体的感性直观，也没有唯一者的精神自由，那里只有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曼彻斯特棉纺工厂里的走锭精纺机。
让我们再回到勃鲁克堡的伊萨尔河畔。在费尔巴哈看到樱桃树，也就是他用他的感性直观去感受世界的实在的地方，马克思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到了樱桃树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他意识到，只有在巴伐利亚州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樱桃树才能出现在伊萨尔河畔。那里有一个事件，事件并不是某位绅士将樱桃树移植到伊萨尔河畔，而是巴伐利亚州的工商业的发展。这里的工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不仅与圣麦克斯的“唯一者”无关，也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实在”无关，那里只有最现实的力量，而如果要打破这种关系，也只能通过现实的力量来实现。这就是在此后，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他相信只有在对欧洲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而不是在德国神学骑士团的震惊世界的词句中，才能找到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