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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早已将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08年，中国的企业申请专利数量超过了个人申请数量，这表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因此，在科技创新中，政府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引导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最大程度释放企业创新潜能，是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创新的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更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的必然要求。
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在1998—2019年间以年均19.2%的速度增长，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总量排名更是高居全球第二，如果仅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数量看，中国创新水平不可谓不高。然而，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足。近十年，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创新指数仅居世界第十二位，总体上呈低质量、爆炸式增长态势。现有研究也发现中国专利数量激增的背后，专利质量并不高。R&D投入的迅猛增长，虽然带来专利数量激增，却并未带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显著提高，每亿元研发经费投入的TFP的贡献率、每百件授权专利的TFP的贡献率均呈持续下降的发展态势（叶初升和孙薇，2023）。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创新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创新强国。专利类型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在创新结构里，中国的发明专利比例是偏少的，即使在发明专利里面，中国掌握的核心技术也不算多。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创新的质量，促进中国从一个创新大国向创新强国转变，是我们举国创新体制下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
创新的独特之处使得政府干预创新成为必要。创新活动包括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Schumpeter，1934），由于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泄露或溢出作用会导致私人回报低于社会回报（Clarysse et al.，2009），创新的正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在配置和调节创新资源时常会失灵（Arrow，1962），企业自发的创新活动具有投入高、回报低和风险大的特点，因而缺乏创新动力。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也指出，鉴于研发活动的溢出效应和不确定性等导致私人回报不足，政府需要通过税收、补贴或专利制度等干预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而言，基于培育初始的产业创新能力、防止创新投资协调失败和补偿信息外部性等理由，政府有必要干预创新过程。
因此，政府部门开始借用各种产业政策组合工具干预企业创新活动，即通过降低企业的研发边际成本和风险，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Kang and Park，2012）。而在所有政策中，政府干预创新过程最常用的是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常见的产业政策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低息贷款等，具体形式多样，如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政府创新补贴、创新基金和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等。
产业政策是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公共政策，然而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是否应该实行产业政策，却是经济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Aghion et al.（2015）直接指出，现有问题已不是产业政策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是如何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以促进增长和提高福利。由此可见，如何提高产业政策效果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产业政策效果的评估已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提高产业政策效果，有赖于对现有政策效应的合理评估。在产业政策的诸多效应中，产业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以及如何实施才能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更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为了更详尽考察不同类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本书采用广义的产业政策定义，即将其理解为指向产业的各种政策—政府有关产业的一切政策总和。本书既考察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也考察完善创新资源配置的财政科技支出等政策，既研究改善创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研究改善创新市场环境的开发区政策。
有关创新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活动非常依赖外部资源。Van de Ven et al.（1999）曾指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集体成就，需要组织内外多方主体（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同努力。显而易见，创新具有系统属性。创新系统是指所有能够影响创新的开发、扩散和使用的重要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制度等因素。关于系统，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特征是：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普遍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如果一个动态系统缺乏一个重要的补充要素，这会阻碍甚至延缓整个系统的发展。这些限制并不一定只是单纯的技术原因，而是可能与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资金、技术等因素有关。创新越是根本性的，它的成功就越需要广泛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组织及社会层面的变革。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则需要从系统的层面考虑，确认哪一级政府能够防止瓶颈的发生，比如技能、研究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广范围的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构建理论框架时，将以创新系统方法论为主导原则。创新系统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各要素间的复杂关联与动态交互，这涵盖了市场导向及非市场导向的多种互动模式。
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涉及诸多方面的选择，首先是产业政策扶持对象的选择，既可能是特定的企业，也可能是特定的行业；其次是产业政策手段类型和实施阶段的选择；最后是产业政策实施环境的选择，包括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不同的政策选择带来的创新质量效应可能会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基于创新系统方法论，通过数理模型揭示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实证检验具体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进而优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增强其动力效应，成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的关键一环。
由此，本书的研究重点有以下五方面问题：
第一，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第二，创新激励响应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如何？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创新激励响应机制是否存在？若存在，其作用机理如何？政府如何选择产业政策扶持对象和设计产业政策实施方案，才能增强企业对产业政策创新激励的响应程度？
第三，创新资源配置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如何？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是否存在？若存在，其作用机理如何？如何设计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实施阶段和实施方式，从而使产业政策通过有效配置创新资源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第四，创新环境培育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如何？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创新环境培育机制是否存在？若存在，其作用机理如何？创新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如何调节产业政策的创新质量效应？怎样的创新环境有利于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第五，如何基于动力机制的作用机理和形成过程，优化并疏导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
以上问题围绕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展开，在新时期产业政策战略目标转变和实施方式调整的大背景下，本书要厘清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理论机制，系统研究产业政策及其手段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从而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本书通过数理建模揭示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三种动力机制：创新激励响应机制、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和创新环境培育机制，在此基础上搭建本书的理论框架并详细分析三种动力机制的作用机理，进而以实证方式检验六种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验证三种动力机制的存在。这六种产业政策分别为：事后激励型产业政策、事前激励型产业政策、专项资源配置型产业政策、复合资源配置型产业政策、制度环境培育型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培育型产业政策。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三大动力机制：创新激励响应机制、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和创新环境培育机制，并与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成果相结合，将三大动力机制与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环节相对应，据此优化设计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本书既有数理模型揭示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理论机制，又有实证研究验证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实际效应和作用机理，从产业政策制定到实施的不同维度揭示了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丰富了我国产业政策创新效应的机制研究。
本书以系统观念作为指导原则，将产业政策引入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揭示并验证了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机制，结合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环节分析了动力机制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设计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揭示了政府各部门与社会多元主体利用产业政策协调行动、共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创新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为国家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推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提供实现路径。
本书以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发展中转型大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的宏观政治体制特征（人事权力向中央集中、经济权力向地方下放）和转轨体制特征，以实证方式严谨分析这两种特征对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实施效应的影响，有望丰富现有的产业政策理论研究。
本书设计的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具有较高的实操性，补充和完善了匹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产业政策体系，有望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各阶段为政府创新导向型产业政策的效果提升提供经验依据。
本书按照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将产业政策分为三大类：创新激励型产业政策、创新资源配置型产业政策和创新环境培育型产业政策，分别考察了它们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方向和大小，为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科学的实证参考依据。
本书为中国政府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本书发现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确实能够影响企业创新质量，但是这种影响的方向和大小与企业所处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的自身特征密不可分。建设有为政府可以大大改善企业的创新环境，使政府在创新导向型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为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