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

经济活动的产出是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生产要素投入又受惠于或受制于地域的各种条件。深圳初始条件的特殊性在于，特区体制和特区吸引的移民，以及区位和区位决定的亚文化即广府文化。 对深圳经济活动的解释是不能离开这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

在1980～2025年这45年里，深圳开发利用生产要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劳动要素主要来自移民，在移民中有比重较高的人力资本（人才）；资本要素主要来自境外资本，而且，大部分来自香港；境外资本带来了一部分技术和管理要素；移民中产生了创业者和企业家。

初期，这些要素有两个组合。一是在“三来一补”加工制造工厂中，境外资本和劳动、土地结合，加工制造和加工贸易紧密结合；二是在贸易代理的公司中，创业者、劳动和资本结合，部分贸易代理商从贸易走向制造。

后期，这两个组合都经历了颠覆性重组，开始了技术研发。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贸工技”路径，有着深圳特点的“贸工技”路径。

一、人口、劳动人口和人才

1980年末，深圳的常住人口为33.29万人。2024年末，深圳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798.95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9.94万人。45年来，深圳保持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和较高的就业（劳动）人口增速（见表2-1、图2-1、图2-2）。2025年，深圳总人口在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之后，位列全国城市第六。2023年末，在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人口规模位列第四（见表2-2、图2-3）。

“但连国家级媒体新华社，都认为深圳的居民总数已达2000万。新华社依据的不是派出所的登记数量，而是手机。2017年，中国移动就宣布，深圳居住着2180万人，他们每月有超过23天，每天有超过10小时的时间在深圳生活。不仅如此，如果看一看城市垃圾，人们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有着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的北京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深圳则是2.8万吨。这就意味着，把深圳描述为一个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应当是八九不离十了。”

深圳人口结构主要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就业（劳动）人口占比高，即劳动力参与率高。在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总人口位列第四，但劳动人口总量位列第一，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劳动力参与率）也位列第一。由此说明，深圳劳动力资源的可获得性比较强（见表2-2、图2-3）。

其二，人口平均年龄低，即人口结构年轻化（见图2-4、图2-5）。与之对应的是老龄化程度低（见图2-6、图2-7）。这说明，深圳有着较强的城市活力和动力。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吸引了大量的打工者和移民，再加上本地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全国的情况大致一样，劳动要素是丰裕的。数据表明，深圳的劳动要素主要来自人口的机械增长，也就是来自移民。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没有大学。尽管1984年深圳就创办了深圳大学，但是，当时本地的人才存量甚少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动情况，深圳的移民中人才（人力资本）的比重较高（见表2-3、图2-8）。这就为深圳发展各项事业提供了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源。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迁移本身是一种投资行为，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迁移过程中，个体通过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环境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知识水平，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价值。同时，通过在不同环境中工作和学习，个体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和见识，这些经验和见识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具有重要价值。迁移过程中建立的新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有助于其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长期以来，由于数据可获得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中，迁移的价值有被忽视、被低估的倾向。

市场经济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素自由流动。一个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将增加人力资本价值并减少社会不平等。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带来便利，也就带来其价值提升的机会和空间。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同样有重要影响。迁移促进了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在劳动力和人才迁移过程中，除了主动上门求职，招聘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人才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的激励和得到的学习培训，决定了人才发挥作用的效果。早年，蛇口工业区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积累了此后在全国有推广价值的经验（见专栏2-4）。

◎专栏2-4

人才聘用引发一系列相关制度改革

1981年，开办之初的蛇口工业区，人才奇缺。工业区管委会人事部门委托交通部属下一研究机构在武汉招聘人才。时年42岁的长江航运科研所工程师王潮梁成绩优良，被录取了，但原单位不肯放人。蛇口工业区一位负责招聘的同志给王潮梁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袁庚的态度是：“那里不肯调，就辞职。我这里收，最多就是人家去告状”，袁庚还向他透了一个底：原单位最多只能扣住档案，大不了不要档案，到蛇口再重建一份。重建档案，在一个时期成为人才流动中一个不得已的操作方法。

王潮梁没有按照嘱咐烧毁来信，而是珍藏起来。后来此信被深圳博物馆收藏。王潮梁被媒体评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公开人才招聘录用的第一人。有意思的是，1984年7月，国内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一篇报道《蛇口观念》，文章写道：“蛇口有一个‘海上世界’……前任经理作风正派，工作辛苦，不久前却被解聘了。原因是他在‘海上世界’没有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这位前任经理就是王潮梁。这篇报道让人们知道，在蛇口，干部没有终身制，一切由业绩说了算。这些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

伴随着大胆的试验，蛇口在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等一系列制度方面，都率先改革，震撼全国。人们来到蛇口，惊讶地发现，这里有耳目一新的价值观、人才观、金钱观。蛇口，真不愧是改革的“试管”。

人才流动，要靠制度改革。用好人才，同样要靠改革相关制度。蛇口工业区的改革开创了全国的先河。

资料来源：谢国平.中国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二、早期，资本主要来自利用外资

深圳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演变历程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增长轨迹与政策调整、国际环境及经济结构转型相关。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起，深圳FDI的绝对金额从0.28亿美元攀升至2023年的88.86亿美元，但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和挑战有较大差异。

1．爆发式增长期（1980 ～ 1995年）

在1980～1995年的爆发式增长期，深圳依托特区政策红利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实现了FDI规模的指数级扩张。1980～1985年，深圳的FDI金额从0.28亿美元跃升至1.8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约45.09%，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突破释放的集聚效应。尽管1986～1990年深圳的FDI金额增速短暂回落至16.72%，但经历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0～1995年其增速反弹至27.42%，推动FDI规模突破10亿美元大关。

2．平稳扩张期（1995 ～ 2010年）

1995～2010年进入平稳扩张期，深圳的FDI总量增长2.3倍，但增速明显趋缓。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5～2000年深圳的FDI金额增速降至8.40%，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0～2005年深圳的FDI金额增速微升至8.65%，但2005～2010年进一步回落至7.6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增速放缓，但2005年深圳的FDI绝对增量首次突破2亿美元，这表示规模效应开始显现。

3．质量跃升期（2010 ～ 2020年）

2010～2020年进入质量跃升期，深圳的FDI金额在基数扩大的背景下仍保持较强的增长动能。2010～2015年借助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政策红利，其增速回升至10.89%，2015年深圳的FDI金额突破60亿美元。2015～2020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深圳的FDI金额增速虽然回落至7.52%，但2020年其FDI金额达86.83亿美元，十年间实现翻番增长。

4．增长瓶颈期（2020年后）

2020年后的增长瓶颈期暴露出深层挑战。2020～2023年深圳的FDI金额仅增长2.03亿美元，年均增速骤降至0.77%，若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异常波动，2021～2023年深圳的FDI金额增速实际为-9.98%。这种断崖式下滑既源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更折射出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深圳的各项成本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加剧技术脱钩，外资转向东南亚国家。

从长周期视角观察，深圳的FDI呈现以下三个规律性的现象：

一是政策红利呈现边际递减效应。早期特区政策能带来4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而近年自贸区政策仅能带来个位数的增速。

二是规模基数与增速呈反向关系。1980～1985年每1个百分点增速对应0.03亿美元增量，2015～2020年，同等增速需要2.91亿美元增量。

三是危机恢复周期拉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五年增速即恢复至8.65%，但新冠疫情后三年增速未达预期。

这些特征提示，未来深圳吸引外资需从“政策优惠驱动”转向“制度创新驱动”，通过深化规则衔接、产权保护等制度型开放，在复杂环境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关于深圳利用外资的特点与规模的相关情况可参见专栏2-5。

◎专栏2-5

深圳利用外资的特点与规模

1980年，在中央给予深圳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中，有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政策：简化外资审批政策。那个年代的深圳，资金、资本短缺，这成为影响深圳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较长的一个时期，深圳的投资以港资、台资为主，且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玩具和电子组装产业等。陆续建成的工业区成为早期外资的聚集地。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方向，深圳扩大开放领域，外资加速涌入。这个过程同时伴随产业升级，外资转向电子、机械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1996年，富士康落户深圳，带动了电子产品代工产业链。欧美和日本企业如IBM、沃尔玛进入深圳，投资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仅为中国产品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帮助。自此以后，深圳的外商投资领域拓展至金融、物流和高科技研发等行业。2008年后，深圳积极推动“腾笼换鸟”，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领域，如半导体、互联网、生物医药和现代服务业。2010年成立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为金融行业和市场开放的“试验田”。

深圳利用外资有以下特点：第一，外资通过投资风险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深圳的高科技行业；第二，外资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寻求投资可能，对于深圳的“强链”“补链”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通过政策引导和环境营造，如通过《深圳市鼓励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条例》（2022年）的发布，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入驻深圳。

1980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0.28亿美元，2022年这一金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109.7亿美元，2022年这一金额是1980年的近392倍。我们引用若干时间节点深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数据，来看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并引用2023年四个一线城市同口径数据，比较它们利用外资的规模（见表2-4、图2-9、图2-10）。

2023年，四个一线城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排名为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深圳第三、广州第四，如图2-10所示。

大规模利用外资，不仅对深圳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深圳的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发展，技术与管理溢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深圳利用外资的历史是一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工制造到创新高地的转型史。未来，深圳需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数据跨境流动等改革，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巩固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地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和数据整理。

三、土地和建成区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市的面积约为2000平方千米，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为327.5平方千米。深圳当年待开发的建设用地大多为荒山野岭、海边滩涂，需要投入较大力度整治才能使用。深圳现在的建成区基本就是在这些土地上开发建设起来的，开发建设成本比较高。但是，无论如何土地还是可以获得的比较廉价的生产要素，这可以通过深圳建成区面积在全国排名靠前得到解释。深圳是一个既小又大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专栏2-6中找到答案。

◎专栏2-6

既小又大的城市

深圳陆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千米，按照我国城市面积排名，深圳是我国经济强市中陆地面积较小的城市。在珠三角地区，这类城市比较多，类似的城市还有东莞、中山、珠海。深圳的总面积不大，但其建成区面积约为1217平方千米，排在北京、重庆、上海和广州之后，深圳的建成区面积在全国城市排名中靠前。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深圳被称为“既小又大的城市”。

深圳的建成区面积占其土地面积的60%以上，但深圳有非常严格的生态环境控制线，不少的山林地、水库等土地是严禁开发的，可以说能够达到60%以上的建成区比例，深圳已经把能够开发的土地都开发了。这和深圳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几乎达到100%的城镇化率有关。

从建成区的卫星地图叠加图层的图斑可以看到，深圳的主要建成区分布覆盖了大部分区，在部分的区特别密集，如福田区、南山区几乎全覆盖了，宝安区、龙华区等都有一些水库和山林，大鹏新区的建成区面积比较小，是因为这里大多是生态保护区。

深圳的建成区规模如此之大，在辖区范围内也几乎达到饱和的状况，因此深圳需要用其他方法获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或产业园区，承载其产业运营。一方面，深圳通过在其海域周边进行填海造陆，向大海要土地，特别是在珠江口海域和深圳湾海域，深圳已经通过填海造陆获得大片非常有价值的土地，包括深圳宝安机场大部分土地、前海湾地区土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大量土地，这些土地获取成本虽然比较高，但相较于利用征收土地的成本，参照其土地稀缺性，还是非常值得的。

另一方面，深圳还不断在周边城市建立深度合作区，深圳和汕尾建立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就是其中的代表，可以用“飞地”模式来形容，其总面积达到468.3平方千米。除此之外，还有在河源地区设立的深河合作区，在中山的深中经济合作区。这些都是深圳通过不断与周边城市合作，将其产业进行转移或使产业升级落户的做法。这些做法是很高明、很灵活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和数据整理。

四、生产要素市场

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催生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市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又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早在特区建立之初，人才、资本、技术和土地要素都领风气之先，先后开始了市场发育进程。这里以土地拍卖（见专栏2-7）和华强北电子市场（见专栏2-8）两个专栏来说明深圳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专栏2-7

土地拍卖“第一槌”

老亨所著的《深圳传》中第5章的标题是“土地拍卖‘第一槌’”。

开篇，老亨写道：“改革开放之初，港资企业蜂拥而入，首先看中的是内地几近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其次就是毗邻香港、地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深圳土地。深圳面积比香港大一倍，深圳的土地近乎生地，但是好在离香港非常近，只要开通基础设施，就可以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实现其土地要素的经济价值。”因此，向香港学习，以市场手段发掘、利用土地价值，获取土地红利，既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重大的机会。对于可能的发展机会，深圳人从来都是紧紧把握，充分利用。

为什么深圳的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起步早、发展快？原因很简单。其一，来自香港外溢的购买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楼市正处于巅峰期。以尖沙咀东部为例，其地价在1978～1980年的三年间上涨了六七倍，楼价亦上涨了三倍。香港的购买力一旦向深圳转移，深圳的楼市价格就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同时，这个阶段“三来一补”工厂的加工费（当时称“工缴费”）也有较大增长，本地居民的购买力有了较大提升。其二，香港房地产的发展经验复制到了深圳。1983年，深圳首推商品房预售概念，这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房地产证券化也开始试水，这也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因为有香港的经验教训在前，深圳的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少走了许多弯路，发展得相对较快、较顺利。

1987年10月中旬，中国城市土地改革研讨会在深圳顺利召开，该研讨会对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1987年11月25日，深圳开始对有偿出让的试点进行招标。其时，全国市长会议在深圳举行。借着中央领导和全国许多城市参加的东风，深圳决定于1987年12月1日举办全国首创的土地拍卖大会。当时，深圳有关领导考虑到拍卖、招标的说法可能太敏感，还特意把“拍卖”改成了“公开竞投”。

1987年12月1日下午4点，可以容纳700多人的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这里将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这“第一槌”直接促成了宪法中有关土地使用制度内容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8年）》在删除了土地不得出租规定的同时，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

因为是“中国第一拍”，媒体反响也很强烈。第二天，香港《新报》头版报道说，土地拍卖意味着中国内地土地有偿使用，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新的里程。香港《大公报》也称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突破。香港《镜报》报道，这是中国空前的壮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是市场经济的一座里程碑。

曾经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土地批租的理论研究、政策建议分别源于上海的两所大学。然而，是敢闯敢试的深圳人率先迈出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这关键的一步，打开了要素市场的大门，对于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资料来源：老亨，《深圳传》第5章，中国致公出版社2021年版。

◎专栏2-8

华强北是产品市场也是要素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从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到“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兼具电子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双重属性。特别需要指出，华强北并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那个年代的拓荒者“无心插柳”，自发地发育成长起来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作为电子产品市场，华强北最广为人知的是，其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之一，具备以下这些主要功能，包括终端产品交易：华强北销售手机、电脑、智能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以及配件、数码产品等；零售与批发：华强北既有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零售市场（如赛格电子市场、华强电子世界），也有面向企业的批发渠道；创新试验场：许多新兴电子产品，如早期的山寨手机、无人机和智能硬件在此首发，华强北成为市场风向标。

作为生产要素市场，华强北更深层的经济意义在于其产业链配套能力，华强北具有生产要素市场的主要功能。例如，电子元器件供应：华强北提供芯片、电容、电阻、PCB板等基础元器件，是硬件生产的原材料集散地；生产服务集成：华强北聚集了方案设计、模具开发、代工生产、检测认证等环节，企业可快速完成从设计到量产的全流程；技术信息流动：华强北市场内信息高度密集，价格、技术趋势、供需动态快速传递，形成生产要素配置的“信号灯”；灵活供应链网络：中小厂商能通过华强北快速获取生产所需的物料、技术和配套服务，降低创业门槛。

电子产品市场更强调终端产品的流通，而生产要素市场侧重于生产资源的配置。华强北的独特性在于两者紧密交织，其终端产品交易依赖背后的供应链网络，而供应链的活力又源于市场需求的反哺。严格来说，传统的“生产要素市场”通常指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基础要素的交易平台，而华强北更多是电子产业垂直领域的中间品和服务市场，属于广义的生产要素市场。2007年10月12日，“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发布，宣告华强北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之一。在这个指数的指标体系中，有多个关于生产要素交易的指标。所以，华强北电子市场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综合体。

作为电子产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华强北，对深圳乃至全国的电子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强北既是全球知名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也是中国电子制造业重要的供应链枢纽。它虽不完全等同于经典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市场，但通过高度集中的元器件供应、技术服务、信息交互和灵活生产网络，实际承担了区域性产业生产要素配置平台的功能。这种独特的生态使其成为全球电子产业中“市场”与“生产”高度融合的典型案例。

《2025—2030年全球及中国电子行业市场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指出，深圳福田区华强北，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在加速向“全国新质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2025年3月5日，“鹏城低空福田腾飞”低空经济全产业链生态启航仪式在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赛格广场举行，一系列创新成果和技术展示令人瞩目。智能机器狗、无人机编队、机器人乐队等新产品的精彩演绎，不仅展现了科技的魅力，更彰显了华强北在电子产业转型中的蓬勃活力。

从传统电子产品市场到新质生产力策源地，华强北正在书写新的篇章。通过技术创新、生态构建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发力，华强北不仅巩固了其在电子产业的地位，更向着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数智产品创新高地的目标稳步迈进。未来，这片热土将继续引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在全球范围首次提出生产七要素，并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

多年来，深圳在充分利用传统要素及区位优势的基础上，较早较好地开发利用新质要素，即人力资本、管理、技术和数据要素。人才或人力资本是知识要素的载体。技术内生于要素投入和生产过程。管理既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劳动，又是企业家才能和精神的体现。从信息技术到数字技术，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数据如同工业革命年代的煤炭和石油，成为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相比，在七个生产要素中，除了土地是天然短板，深圳在其他要素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产业的率先发展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强劲实力，使得深圳在技术和数据要素上有着相对丰裕的禀赋。同时，生产要素市场的率先发育，使得深圳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创造了相对较高的效率。 hU5jD0OYoDkKdz2rJoD9dKzqWytgqJwYL80KdrUbYyOv26YmSRMN+KuiqaePXZ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