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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间,他们变成石头
死亡面具雕刻师

尼克·雷诺兹随他的父亲布鲁斯·雷诺兹在墨西哥度过了四处逃窜的童年:布鲁斯·雷诺兹是臭名昭著的“火车大劫案”主谋。现在,尼克住在伦敦离我不远的一座高耸小丘上的二层公寓里,没有任何建筑会遮挡窗外的天空。他和太阳之间,除了空气,别无其他。这是一个促狭的窝,挤满了艺术品、旅游纪念挂绳和青铜头像。我靠在厨房的门框上,而尼克在房间之间踱步,边说着话,边翻找东西,告诉我他已经好几天都在满负荷运转了,他得赶早上八点的那趟旅游巴士,但找不到他特意留存的、想要展示给我的东西——一封客户写来的感谢信。他为我泡茶,示意我越过一片狼藉的碗碟、凿子和茶包,去看窗边长椅上一张白色的石膏人脸。太阳一落山,他便停止工作,他说。因为一旦光亮消失,工作便毫无意义。现在天色已经黑了,石膏人脸的五官细节被厨房灯泡刺眼的光亮淹没殆尽。这显然是一张脸,一张英俊的脸,但如果没有显眼的细节,这张脸很难让人铭记。“自杀,”他说,“他从比奇角 跳下去了。据说,还助跑了一段。”尼克说,这个石膏人脸还需要在后期制作中进行修补:下巴已经不成样子,头骨上还有一英寸深的坠落凹痕。石膏人脸旁边,还有一只石膏手和一只石膏脚。尼克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一个可能摔得粉身碎骨的人的残片。为什么有人想要他制作的东西,这个问题他选择不去过问。

纵观历史,死亡面具曾历经世事种种:它们曾是国王和法老的属物,用于肖像制作。借此,已经过世的皇族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巡游,无论行程有多么久;而人民也会向不朽的领袖致以最后的敬意。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死亡面具是艺术家绘制画像时的参考工具,而在用后基本都会被丢弃——人们认为,艺术家的演绎比直接从人脸上复刻下来的三维造物更为重要,也更加合适。死亡面具同样也为无名死者铸造,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身份能被辨别。其中一个面具来自一位年轻女子,她于十九世纪初期被从塞纳河中打捞出来,现在已成为世界上被亲吻次数最多的脸——一九六〇年,她出现在第一个心肺复苏训练用的假人“复活安妮”上。阿尔贝·加缪保留了这张面具的复制品,称她为“溺水的蒙娜丽莎”。超现实主义者将她奉为静态的、沉默的缪斯。也许你见过她。也许你因为见过她,救下过一条生命。

那天早些时候,我一直在翻阅恩斯特·本卡德 《永恒面孔》一书。这本书的英文版于一九二九年出版,内容是十四至二十世纪的死亡面具合集。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列夫·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马勒、贝多芬。名人、富人、政治领袖。所有这些死去的面孔都保存在石膏中,在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一瞬、几天或几周之后。但是,到了今天,为什么还要制作死亡面具呢?为什么不直接拍下一张照片?既然那么多人根本不忍目睹死者的遗体,那为什么还要雕刻一张死者的面孔?自我访问梅奥诊所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我脑海中总是回放着一个场景:特里留下来,把那些医用遗体的脸换回来。一张脸里藏着什么?

我来这里,就是要问尼克这个问题。他为死者雕刻面孔已有逾二十年,是英国唯一从事这项技艺的人(至少商业意义上是这样)。我的住所离海格特公墓很近,而我在那里的墓碑上看到过尼克的作品:马尔科姆·麦克拉伦 的青铜头像立在喷砂的引言之上——“盛大的失败胜过平庸的成功”。我也见过尼克的父亲。他的坟墓距离入口不远。如果你把头伸过栏杆的空隙,几乎能看到他的脸。

我们转移到客厅的黑皮沙发上。这间房里堆了更多书、更多石雕、更多着了色的画布,像混迹艺术家和音乐人中过日子积攒起来的凌乱。咖啡桌上有一本关于约翰尼·卡什的书,一排装有玻璃门的柜子沿墙排开,其中满是物件。他父亲的头颅雕像俯视着我们——这是在他父亲生前雕刻的,和那个摆放在其坟墓上的死亡面具并不一样——而在旁边是另一个活人面具:火车大劫案中他父亲的同伙龙尼·比格斯,他逃脱英国警方的追捕三十六年之久,已经成为大众心中的反叛传奇。比格斯戴一副黑色太阳镜和一顶黑色帽子,就像商店里的人体模特。尼克制作的死亡面具更为著名,他存有这些面具的复制品,不过,这间房里的面具都是活人的。即便如此,它们还是透出某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正被人注视。“我曾邀请客人和我一起待在这里,而且这儿没有一个死人。”他指着这些面具,“但是,仅仅是 面具 就会吓坏别人,”他说,“仅仅是脸。”

他坐回去,卷着一根烟,小口喝着放在膝头的一罐生力啤酒。他五十七岁,穿一件粉色衬衫,最上面的几颗纽扣松着,戴橘色墨镜。他咳嗽几声,告诉我他主要靠当口琴演奏者谋生(他是“阿拉巴马3号” 乐队的成员,你肯定在《黑道家族》 的开场片段中听到过他们的作品),而现在频繁抽烟的习惯可能会让他丢掉自己的饭碗。“我真是傻瓜,”他说,舔舐纸张的边缘,“如果没了肺,那我可没办法演奏了。”他说话声音低沉沙哑,是那种穿透酒吧里嘈杂的噪音,穿透缭绕的尼古丁烟雾之后,依旧能让人清晰听见的声音。房间里迅速充满了烟雾,他不得不打开窗户,以便让我呼吸。

“在古代时,死亡面具十分重要,因为那时候的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面具承载着人的部分本质,”他说,把烟雾吹出窗外,“人们相信泛灵论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认为,通过集中注意力、祈祷和咒语一类的方式,你可以召唤出一个人的精神。他们相信,雕像能活过来。在他们心目中,雕像是一座房子,是一位神灵或一个人的暂存之处,可以把其精神召唤进去。而且我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真的相信这一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相信雕像是一种容器,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本人。在你拿的那本书中,本卡德生动地描述过,也许在雕刻的过程中,死亡神秘的一部分溜了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雕像会带有异世界的感觉。”

看着书里的众多面孔,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死亡面具,我觉得它们的确拥有一种魔力。它们给予你与死者近在咫尺的感受,而又不必接近死者——与曼彻斯特解剖台触摸屏上照片里的人相比,此刻,死者会让你感觉更为亲近。这是不朽的一种形式:介于生与死之间的一种物质性的悬而未决。一个人可能已经死去四百多年,而你仍能看到其眼周爬满的皱纹,不需要以画家的画笔为中介。尼克说,死亡面具可以创造一个与人交谈的焦点,无论你是否相信来世。他和父亲的面具交谈。他说,有些客户把它们塞进抽屉,永远不再打开。有些人则会在睡觉时,把它们放在枕头旁边。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些自己的作品。这是彼得·奥图尔 巨大的手,雕成黑色:这只手曾在电影剧照中出镜,捏着香烟;或是出现在狗仔队的镜头里,他当时正离开苏荷区酒吧,把手搭在朋友肩上。我把自己的手放置其上,感到相形见绌。奥图尔于二〇一三年去世,就好像是中了某种时间和地点的诡计一般,恰好与比格斯于同一时刻出现在殡仪馆。尼克给奥图尔的女儿凯特打了电话,因为乐队的工作,他之前就认识她。然后,尼克站在两位死者中间问她,是否想要一个她父亲的死亡面具。(多年以后在一次英国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凯特·奥图尔笑着说,父亲最终和比格斯相聚于殡仪馆,并排躺进冰柜之中,这是典型的“奥图尔风格”。)

在过去几年里,尼克认为,死亡面具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每当他为某位名人雕刻面孔时,就会出现一篇报刊报道,引发一阵新的关注。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苏荷区花花公子塞巴斯蒂安·霍斯利 。奥图尔。他曾经设想过一种学徒制度:在不同的城市招募艺术系学生为他制作模型,而他在伦敦将面具制作完成。但这种设想并未成真。每年,他为四到五个死者雕刻面孔,把做好的石膏模型放在小轮箱里,从殡仪馆自己运回家。他的雇主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少数群体。有些人的家庭富有而知名,制作面具本身就是一种家族传统: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雅各布·里斯-莫格为他父亲做了一张石膏面具,意图留存父亲的三维肖像供后代纪念——他喜欢这种坚实、有形的物体,喜欢它们的永恒性。男人的面孔占大多数,由他们的遗孀委托制作。还有其他的人,尼克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姓名。这些人并不是名人,可能也并不富有,尽管这项服务打着两千五百英镑的价格标签。昨天,他刻下一个五周大的早产婴儿那冰冷的双脚。两周前,一位十四岁癌症患者的脸。去年刻了一个健康的二十六岁男子——他在人行道上后退,然后被绊倒了。

“不管你信不信死亡的神秘会附着其上,制作一个人的面具都是有意义的。”他打开窗户,然后回来,“事实上,它依旧是一张独一无二的脸,就像一个人的指纹一样。而且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得知死后身体的一部分能够保存下来,不会变成虫子的食物或灰烬就已经足够。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个人已经走了,他们希望死者的一部分能够留下来。他们那时有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思考,或者这就是孤注一掷,我不知道。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死亡面具这种东西是伟大的事物。我认为这非常神奇:这儿有一个人,已经死了,而你差不多只是打一个响指,他们就变成了石头。你还可以保存着它,而不是让它在你手中腐烂。”

尼克告诉我,人死去时,看上去会容光焕发。所有的紧张都从脸上释放,褶皱退去,多年的忧虑与苦痛瞬间消失,看起来十分恬然。脸部呈现一种均匀的色泽。“理想情况下,我会在人体还有余温时开始工作,”他说,丝缕烟雾从嘴里飘出,“如果是几周之后,我再接到电话,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他们看起来有点……塌缩。”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死亡面具制作得越早,你就越能捕捉到逝者的神韵。有时候,在医生前来签署死亡证明之前,人们会先请死亡面具制作者到场。不过,尼克到达的时候,时间和生物原理已然使皮肤塌陷,软骨萎缩。嘴唇干瘪,眼球凹陷,鼻子开始弯曲变形。也许身上有验尸切口,也许皮肤已经干瘪得像梅干一样,就好像整个人在泳池里浸泡了太久。也许相关的诉讼旷日持久,让冰柜里的尸体结出了冰柱。但尼克认为,把别人的父亲在殡仪馆冰柜存放五周之后的样子刻成雕塑,再交给他们,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好处。这不是逝者生前的模样,只是死亡缓慢入主的后果。因此,他揉捏、舒展、让一切平平顺顺。他把死者脸部的皮肤按摩回原位,之后通过雕刻,以及他所谓的“对细节的痴迷”,他消解了重力作用,让向耳部下沉的脸颊和垂肉堆积的下巴恢复原状。“基本上,我尽量让面具看上去就像在人刚死后制作而成的一样,”他说,“我尽量让它看起来自然,就好像我什么都没有改变。”

有些人要求双眼睁开,有些人则对此犹豫不定,但大多数情况下,面具看上去都像是处于沉睡之中。老式的死亡面具,比如威灵顿公爵 的面具,会保持自然的形态。他没有牙齿,所以,嘴唇看上去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往喉咙里拉拽。不过,他死于一八五二年,那时候人们期待的是一场真正的死亡,而不是由现代的防腐师或者尼克制作出来的那种完美形象。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好他们的头发。”他说,口头为我解释整个流程。对他而言,这已经成了自动化操作,他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补充他忘记提及的部分。接下来,他在逝者脸上涂满妮维雅牌乳液,调整他们的姿势,以免海藻酸盐橡胶液顺着逝者的脖子流进衣服里。如果他运气好,逝者还躺在停尸房的托盘上,穿着纸质的病号服——这种衣服到最后无论如何都会换掉。但更经常遇到的情形是,他们已经穿上了下葬时的衣服,躺在自己的棺材里,所以尼克会花上一个小时,一丝不苟地套好黑色塑料垃圾袋来保护衣物布料,把它们掖进袋里,就像把面巾纸塞进新闻播报员的领口。牙医用蓝色的海藻酸盐来制作牙模,现在这种材料被倒在逝者脸上,需要大约两分半钟,它们才能凝固成某种与“硬邦邦的奶冻”类似的质地:柔软、有弹性,如果没有东西加固,就会崩塌或者撕裂。所以,尼克用石膏绷带在它周围结结实实缠上一圈,就像在固定一根折断的手臂。二十分钟后,他把整个模具取了下来。“十有八九,头会随着模具一起抬起,你得再把头甩下去。”他说。有一次,一个男人的脸部粘到了海藻酸盐上,脱落了:他的五官是用昂贵的蜡重塑的,而他的家属马上就要来瞻仰遗容。那时已经来不及请蜡像师前来修复了。惊慌的殡葬承办人问尼克,他有没有修复蜡像的经历。他没有,但是身为一个雕刻师,他有过和蜡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试着做了,重塑了男人的鼻子、嘴唇和眼睛,就在殡仪馆里。“我浑身打战,”他说,“我蒙混过关了,但成品远远称不上出色。”

他把石膏装进滚轮包,清理工作区域,清洗他的碗,从死者的头发上挑出剩余的海藻酸盐残渣。有些殡仪馆告诉他,这不是必要的,瞻仰已经进行完毕,哪怕他不留下来梳理死者的头发,让他们的样子和他到来之前别无二致,其实也没人知道。但是,就像梅奥诊所的特里会把逝者的脸孔换回来,尼克会知道。所以他留下来,为死者清理好,然后赶紧回家,在橡胶开始皱缩之前,把它填进模具。

如果需要重构的部分比较少,他会用石膏填充模具,等石膏变硬之后,再凿出必要的改造之处。如果需要重点关注脸部,他会用可塑的蜡填充模具——如果他要做的不过是抻直一个脱了水的扭曲鼻子,他可以在蜡冷却之前轻轻把它抚平。然后,给石膏制或蜡制面部涂上硅橡胶层,再次塑形,最后再往模型中填满混有金属粉末的聚氨酯树脂。重金属穿过树脂,沉降到浇注件的表面,形成一层外壳,有三张香烟纸那么厚。一次转移,又一次转移,复本离原始的血肉脸颊越来越远,成品就是一个永久的、不受腐蚀的青铜色面具。

你可以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一个三分钟长的模糊视频里,观看尼克制作死亡面具的过程。视频并不如上文所述一般干净利落,不过,实际情况也并不那么干净。二〇〇七年,尼克前往得克萨斯州,去约翰·乔·阿马多尔的注射死刑现场。阿马多尔三十二岁,在十三年前因谋杀一名出租车司机而被判处死刑。“我相信那个家伙是无辜的。”尼克说,他从一名共同朋友处听闻了阿马多尔的经历,“他在死囚牢房里待了十二年,每次上诉都败诉了,即使证据滑稽可笑。这让我特别愤怒。”他向那位朋友提议,想和她一起去行刑现场,并制作一个死亡面具,以呼唤公众关注死刑的恐怖和不公。他想把阿马多尔的胳膊一并雕刻下来,之后加上三根从静脉处伸出的皮下注射针。

行刑结束之后,尼克与阿马多尔的家人一起,从监狱停尸房带走了他的尸体(狱方不允许在监狱辖区内制作模型。“他们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疯了吗?!’”),把尸体放在租来的车放平的后座上,带到了树林中一间小屋里。这是个短暂的歇脚处,在通往另一家殡仪馆的路上——他们之前声称,已经在那里等着尸体了,但其实并没有。“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绑架了这具尸体,把它带到一个小木屋里,就像《十三号星期五》 里的情节。我们都吓坏了,疑神疑鬼的,觉得自己要被联邦调查局抓到。”他说,“我们用两辆车护送,开了约十个小时才到那里。其中一辆在某地被‘老比尔’ 查到了。幸运的是,尸体不在这一辆里。要不然的话,可得花工夫解释了。”

行驶途中,他们解开了尸袋,让他的妻子握住他的手。在十二年的监禁后,这是他第一次被朋友或亲人触碰。他还是温热的。

得克萨斯州的天气很热,车厢里更是闷热。尼克担心,他数量有限的海藻酸盐会凝固得太快:要是用温水,当你还在器皿里搅拌时,它就会凝固;所以他使用冰水,飞速行动,同时雕铸造他的面孔和胳膊,试图在被周围气温影响之前完成。半个小时后,当他把模具拿下来时,海藻酸盐的寒气已经让死者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尼克走出客厅,回来时拿着约翰·乔·阿马多尔赤红色的面孔。这张脸刻在一尊犰狳雕塑的背面。这种动物是他死亡时所在州的象征。“那时他还是温热的,我想,这个事实让我觉得他更真实了。”他说着,把这张脸递给我,然后沉进沙发,“死者去世两周之后,我就感觉不到人的存在了。而当他们身体还温热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如果真有这样的事的话——他们的灵魂仍逗留在这里。”我的手指在阿马多尔的下巴上划过,触感确凿无疑:一位死者身上的鸡皮疙瘩,就像一只被截下的蜥蜴的尾巴,仍然在草地上蠕动。就像一只被砍头的乌龟,仍在啃咬。

“我跟他说过话,在他们杀死他之前,”尼克说,“事实上,他非常高兴。他说:‘哇,你就是那个要给我做死亡面具的人。那是他们通常只为国王之类的人保留的荣誉。我曾经觉得自己不过是垃圾。现在我知道我也是个人物。’”

警察最终找上了尼克的父亲,那时尼克才六岁。他们从前门破门而入。布鲁斯被送进监狱,在那里度过二十五年,而尼克去了另一所“监狱”:寄宿学校。这段时光对他来说是苦涩的,除了一次学校旅行。他们去参观了华威城堡 ,站在一个满是奥利弗·克伦威尔 肖像的房间里。尼克很迷惑,为什么这些肖像都大不相同;而且,艺术是他最喜欢的科目,他想知道,是不是那时候的艺术家整体水平都比较糟糕,又或者是因为,尽管众所周知,克伦威尔要求艺术家不加掩饰地描摹自己,但这些艺术家还是想迎合克伦威尔的虚荣。尼克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转身离开,这时他在墙上看见了克伦威尔的死亡面具。尼克立刻自己判断出哪一种猜想是正确的。

几十年后,他在父母的房子里,翻阅一本讲雕塑的书。那是一九九五年。他父亲在收看电视上罗纳德·科瑞 的葬礼,尼克读着书中有关模具制作的章节,这是一节很细致的教程,教人如何雕刻出一个人的脸孔。背景里,屏幕上的新闻不停闪烁,这是一场和罪犯偶像的华丽告别,而对于尼克,这不过是他童年去监狱里探望父亲时,另一个住在旁边牢房里的家伙。“他的葬礼有这么多人参加,我真惊呆了,”尼克说,“哪怕是罪犯,媒体也能把他变成偶像。我觉得这真有意思。”他父亲的抢劫案最初被称作“切丁顿邮车袭击”,直到媒体把案件炒作一番,最终升级成“火车大劫案”。他们能从窃贼中制造出英雄。“这在我脑子中挥之不去。所以我想, 恶棍们一方面被媒体痛批,另一方面又被追捧成名人,我为何不来展示一下这其中的悖论呢? ”尼克并不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心怀羞耻,但也并不引以为豪。他让父亲给他列出十位还在世的、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他想要刻下他们的脸,给这个展览取名“从罪犯到名流”。

雕刻死亡面具的传统和王室息息相关,而为罪犯雕刻面具也拥有悠久的历史,原因却截然不同。19世纪时,雕刻罪犯的整个头颅曾经一度是颅相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门早已被推翻的学科,旨在通过一个人头骨的凹凸来研究他的心理,进而研究他在犯罪和暴力方面的生理学倾向。苏格兰场 的黑色博物馆收藏有各种犯罪纪念物,不对公众开放,最初是为培训警备人员而建造的。这座博物馆里收藏的死亡面具,都是在纽盖特监狱门外被处刑的犯人:谋杀了妻子的丹尼尔·古德,把一家珠宝店老板殴打致死的罗伯特·马利,等等。在伦敦大学学院,从杰里米·边沁那身着衣物的骨架展厅出来,走到廊厅另一头,有三十七副面具:这是一位死去多年的颅相学者的收藏品,管理者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们。有些面具上留存着手艺生涩的行刑者头几次尝试的印痕。有些面具上,能看到绞索留下的痕迹。

不过,尼克雕刻的不是死去的罪犯。他雕刻的对象都还活着。他把自己的父亲当作实验对象,让父亲在嘴里含一颗柠檬,这样尼克就能在最终成品里刻下父亲吞下一整列黄金列车的景象。(“我爸爸想了个浪漫的点子:他自己扮演亚哈船长 ,正在吞咽那条大白鲸。”)柠檬给他父亲留下了意外的酸灼伤。下一个雕刻目标,他飞去巴西找龙尼·比格斯。然后,他差点杀了“疯子”弗朗基·弗雷泽——这是一个狠辣的黑帮罪犯,招牌虐待手法是把受害者钉在地板上,用镀金钳子拔下他们的牙齿。这一招曾为他赢得“牙医”的诨名。弗雷泽没办法通过吸管呼吸:他的鼻子已经被打断太多次,几乎没办法正常行使鼻子的功能。“我当时注意到,他的指关节发白,整个人都在颤抖,我问他是否感觉还好。很明显,他没听到我问话,因为头上套的那些石膏。我慌神了,立马把所有东西都拽下来,他赶紧大口喘气。他宁愿憋气,都不愿发出信号,说他放弃!我觉得这就是那个男人的写照。”“疯子”弗朗基是一个被官方至少三次判定精神失常的罪犯,虽然他声称这是装出来的,为的是获取法律上的宽大处理。在雕塑的成品中,尼克让弗朗基穿上了束身衣。

他父亲名单中的榜首是乔治·“冷哥”·查塔姆,他父亲的导师,一个曾被《卫报》形容为“世纪大盗”的男人。但查找他的踪迹困难重重。尼克最终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不过刚刚死去不久。尼克联系上了查塔姆的姐妹,询问能否制作他的面具。做法就像活人面具一样,只不过死者不再需要吸管,如果他也有一个被打烂了的鼻子,那也没关系。

查塔姆的姐妹觉得这个请求有点奇怪,不过,她告诉尼克,那天下午她要去殡仪馆看看他的遗体,到时候再谈自己的想法。那天晚上,尼克接到一个电话。姐妹说,他在微笑,显然他和上帝达成了和解——所以,如果他来做面具的话,她会很开心。

“第二天,我第一次走进了停尸间。这也是我见他的第一面,感觉真的很奇怪。就这样,我制作了自己的第一个死亡面具。他确确实实在笑。”尼克说,“我没有告诉她,这只是因为他下巴的重量。”

离开寄宿学校后,尼克加入了海军。一部分原因是,这是他父亲一直以来的心愿,但是因为视力不过关而没能成功;也有部分原因是,他熟悉的生活和这种工作的四处漂泊相差不多,毕竟,在他长大成人的关键时期,他总是在路上四处奔逃。他被派去福克兰群岛 ,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赫尔墨斯号”(以希腊神祇命名——这位神祇除了管辖其他事物,更是小偷的守护神)上服役四年,在舰艇上担任电子武器工程师和潜水员,之后被调到内陆的岗位。潜水员的工作需要他在水下待够一定时长,就像飞机驾驶员有飞行时长一样。不能潜水,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这一份收入。所以他加入了泰晤士河沃平警局水下分队,来填补时长。尽管尼克亲眼见过战争,见过人们被撕成碎片,鲜血横流,但他说,他在福克兰群岛看到的景象,与警察局潜水员每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所遭遇的情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他们就是一群疯子,”尼克说,“上午九点就已经喝醉了。我后来很快就了解了原因。他们看过太多他妈的糟糕的东西了。有时候是河里的枪,或者河里的车,但大多数时候是尸体。我第一次跟他们出任务的时候,他们叫我去一个湖里,去确认掉进水里的司机是不是还在车内,然后往保险杠上拴一条链子。我尽量不往车窗里看,但还是看到了。他那样子可不大美妙。”

我问,他这样总是跟死者打交道,整天目睹死者原本的模样,是否会让他自己对死亡产生不同的看法?或者,厨房长椅上这一字摆开的死亡面具方阵,会不会让他产生异样的感受?

“我脑子里能装下的东西就这么多,”他说,此刻天花板显得特别昏暗,“我有一个极度悲惨的童年,尤其是在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非常擅长划分自己的事,把它们都关起来,不过,这也许就是我生活的本质。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不过可能我所身处的环境让我不得不学着做更多,所以,我就对这种事情很擅长了。我能把事都压在心底。如果必要的话,我也能关上自己脑子里的闸门。虽然,这通常意味着我得专注在其他的事情上。我手里通常有很多事,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或者,这其实是个问题。我一个孩子有一次对我说,我有这么多事要做,这其实是在逃避现实,因为这样我就不会有时间来思考现实。”

“如果你确实有时间思考的话,那会是一件坏事吗?”我想起雪莉·杰克逊 《邪屋》的开篇:“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任何生物体都无法理智地存活很久。”我在想,到底多沉重的现实,到底多长久的时间,能够击垮一个人。

“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一直思考死亡,那只会把你压垮。尤其是自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活着的人有太多事要做了,没有时间对死亡念念不忘。总是把自己裹在死亡里,这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你感到抑郁。”

我问,如果他不想对死亡念念不忘的话,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艺术,以至于他不得不直面现实,而这种现实,需要他极度忙碌才能逃避开来?为什么他生活的其余部分如此喧腾,他却要花上好几天、好几个月在如此安静的事物上?

“我做的很多事,都是琐碎而又非常自私的,”他说,“但昨天雕刻那个小女孩的脚让我心碎,让我觉得,至少我的生活不完全是追求刺激、寻欢作乐。”他让我想起了波普伊,她想找寻某种比在拍卖行卖画更有营养的事情。“我现在做的事是实打实的,”他说,“我所做的大多数艺术都很自负:组乐队也是完全出于自我。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非常非常值得。要不然我不会做的。这就像某种使命。没有其他人在做这件事,而且我想,如果一开始有其他人的话,我大概就会说:‘那我就不必做了。’我做的其他事情,都是因为我想做。而有这么一件事,我并不是很想做,但我觉得我应该做,这种感觉很好。”

尼克并不觉得一个活人的面具中会蕴含精神力量,但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还是更想为生者雕刻面具。在为死者雕刻时,他会揉捏、拉伸,来让死者看起来不那么死气沉沉,不那么凋零皱缩。他宁愿不去做这些。但是,如果人真的会对死亡有所思索的话,他们也只会在死亡成为事实之后才开始这种深思。只有当生命逝去,他们才会想要保存下生命的精髓,所以,死亡面具中总是蕴含一缕哀伤的元素:正因为失去,它们才会存在。尼克抬头看着自己父亲的活人面具,后者曾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通缉犯之一,他说,他有时候会想要把它和海格特公墓墓碑上的死亡面具调换,那个面具在阴影之中尽显哀伤,眼窝的凹陷处有某种神情,重力的某种作用在拉拽着面具的五官。他父亲死于五年之前,而他现在谈起还满怀伤痛。在我和他交谈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把目光转向别处,卷烟,或者问我有没有其他问题。但是,就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现在他希望当初没有把父亲扶到椅子上——这并不是他父亲通常工作的样子,他也记不得为什么当时自己要那样做。发现父亲死去,以及接下来几个月的记忆,对他来说都是一片模糊。他把这些记忆埋藏在脑子后的一扇门里,回忆起时总会有一番挣扎。不过,那个活人面具也能天衣无缝地嵌进死亡面具的位置,左边是手工雕刻的引言—— “来了!” ——这是一九六三年那个夜里,他父亲把耳朵从铁轨上抬起,对着对讲机说出的话;而右边那句 “这就是人生!” ,是他父亲被逮捕时的感言。

我又一次拜访了海格特公墓。那是一个冬日,人行道上的菟葵被卷进强劲的大风,在我头顶咔嚓作响。我注意到,墓碑前多了一个小小的座位。这不过是一块小巧的木头,平衡地放在石头上。从主路上看不见这个座位,它被其他坟墓的土堆遮住了。我坐下,发现自己的视线正好对上尼克的父亲。这是一张与尼克惊人相似的脸。从他的青铜色皮肤上,雨水蜿蜒流下,沿着那些花费了一生才形成的细小皱纹不断变换方向。 h9nbHU40Ur9e7HQWQVUQ2Fa2wjaHJYkdZUl+zWXbHgw5kI/Jg01wASqTzEOE/8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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