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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目睹的第一具尸体，不该是自己所爱的人。”她说。
我们一行约五十人，聚在伦敦城市大学一间大房间里，为一位入土已久的哲学家的二百七十岁诞辰“守灵”。他的头颅被割下，放置于一个钟形罩内，挨着好几瓶百威啤酒，数十年来首次对外展示。走廊另一端，他的骨架一如既往，仍坐在玻璃盒之中，身着自己的衣服，戴着手套的手臂骨骼栖落在手杖上。他真正的脑袋本应待在骨架顶端，可后来保存计划出了差错，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顶着一个蜡制头颅。来来往往的学生对他并无关注，就好像他是件家具一样。
杰里米·边沁
真正的头颅通常锁在柜子里，除一年一度的腐烂程度检查之外，不对任何人展示。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是边沁的遗嘱执行人，也是其尸体的解剖者，他曾试图将边沁的遗体维护到看起来毫无缺损的程度：他把边沁的头颅放置在抽气泵下面，枕着硫酸，想把液体萃取出来。但是，头颅变成了紫色，再也没能复原。医生承认自己失败了，联系了一位蜡刻艺术家，制作出一颗假头，把真正的头颅藏了起来。不过，在这个守灵之夜的三年之前，一位负责照料边沁遗体的腼腆学者为我展示过这颗头颅，以便我写一篇文章。我们凝视着边沁那柔软的金色睫毛和蓝色的玻璃眼珠，他干瘪的遗体令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牛肉干的气味。那位学者告诉我，边沁还活着时，曾把这对玻璃眼珠藏在口袋里，等聚会时掏出来，供人取乐。现在，边沁死后的一百八十六年，这对眼珠仍在这里，楔在粗韧的眼窝之中，凝视着整整一房间的来客，看我们探讨社会对于死亡的落后态度。
边沁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他的某些思想如果放到今天，足以使他入狱，或者至少会让他丢掉大学教职——不过，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确实非常超前。边沁是动物权利和妇女权利的拥护者，此外，在一个同性恋仍被视为违法的时代，他已经开始支持同性权利；而且，他还属于最早把自己的遗体捐赠作科学之用的群体。他想被自己的朋友公开解剖，而我们此时在场的每一位，都会愿意前去观看。约翰·特罗耶博士是巴斯大学死亡与社会中心主任，我们已经聆听过他的讲述：他在一家殡仪馆长大，成长于另一个死亡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无处不在的家庭之中。接着，一位温柔的姑息治疗医生发言，鼓励我们在自己的死亡到来之前谈论死亡，无论多疯狂的愿望都要在去世之前努力实现，就像边沁的做法一样。最后，波普伊·马德尔，一位三十五岁上下的殡葬承办人站起身来，告诉大家：人所目睹的第一具尸体，不该是自己所爱的人。她说希望自己可以带领小学生参观停尸间，教他们直面死亡，在他们不得不与之打照面以前。 你需要拥有一种能力，把目睹死亡时的震惊和哀恸带来的震动区别开来。 她说。她对大家的聆听表示感谢，坐了下来，桌上的啤酒瓶叮当作响。
在我对死亡的所有思索之中，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人可以有意识地把特定的震惊分离出来，以保护自己的心灵。我开始好奇，如果我小时候遇到了她，而她又给我展示了我曾希望目睹的事物，那我现在会成长为什么模样？我一直都想知道，死去的人是什么样子，但我总是觉得要是有机会看到什么人的遗体，那只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就认识的人。匿名的尸体并不可以随意接触——我甚至都没见过实打实认识的人的尸体，或者之后数年里死去的人的尸体：很多同学和朋友（癌症、自杀）；四位祖辈（自然原因）。失去所爱之人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和直面死亡的物理现实相伴而至，这种情形可能产生的精神暴力让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根本无法抵御。
边沁守灵之夜过去几个星期后，我来到波普伊的殡仪馆一间亮堂的房间，坐在藤椅上。殡仪馆在兰贝思公墓的入口处，是一间砖砌的旧门房。桌子中央摆了一个小碗，装满五颜六色的复活节彩蛋；硕大的维多利亚式窗户上贴满了罂粟花贴纸。外面，雪已经积起来，和石雕耶稣像穿着便鞋的脚部平齐。绿野公墓、西诺伍德公墓、海盖特公墓、阿布尼公园墓地、布朗普顿公墓、南黑德墓园和陶尔哈姆莱茨公墓，这七座著名的公墓环绕在伦敦周围：十九世纪，伦敦不断发展，而坐落于城市中央的教区墓地太过拥挤；兴建大型花园墓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兰贝思公墓并没有这么奢华：没有宏大的陵墓，没有气派的通路，也没有如房屋一般宏伟的墓碑，来彰显去世墓主显赫的财富。兰贝思讲求实际，体量小，朴实无华。波普伊也是一样。她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你可以想象她做治疗师，或是成为优秀母亲的样子。我被她讲过的那番话深深打动，想要聆听更多。演讲时，她显然觉得自己所履行的职责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一具死尸，人的死尸——被割掉头颅的哲学家不算的话。我想知道，她是不是那个能让我看见尸体的人。这并不是一个能随便向人开口提出的请求。
“打开冷柜的门，只为了看看里面的人，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她以一种就事论事的口吻说道，“我希望我们对这种‘幕后之事’谨慎一些——这里不是博物馆。不过，要是你还有几小时空闲时间，可以回到这里，来帮着逝者为葬礼做好准备。那样的话，你就不只是随便看看死者，而是真正与他们的身体产生了联系。”我望着她，眨了眨眼。我没想到她会真的同意，更别说邀请我参与某人的葬礼准备。我来到这儿当然是因为她在演讲中说过，这是她希望能与人分享的经历；但即使如此，总有一些门已经封闭太久，我根本无从想象它们真的会向我敞开。“用不着客气。”她坚持说，填补上我震惊的沉默。
和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殡葬承办人处理死者事务时并不需要执照。在波普伊的殡仪馆，全部员工都来自殡葬行业之外的领域：波普伊自己曾经在苏富比拍卖行
工作，直到她觉得职业生涯的无意义之感压垮了她。从我们坐着的地方起，穿越墓地走一小段路，就到了阿龙掌管的停尸房，他以前在附近的格雷伊猎犬赛狗场工作。送葬车司机斯图尔特是一名消防员，在这里兼职，他说，这种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些他没能救下的人身边。波普伊说，如果我也想在这里工作，那也可以过来，和他们一样接受训练。
“ 你 在做一名殡葬承办人之前见过尸体吗？”我问。
“没有，”她说，“是不是很疯狂？”
繁忙的艺术拍卖行与运营一家殡仪馆，我试着想弄清其中的联系，但完全猜测不出什么。“我见过有些人，他们做这一行的理由明确得多，”她笑着说，“对我，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她说，这条道路很曲折，但她的动机清晰无误，即使一开始并没完全了然。
波普伊对艺术的热爱引导她进入了拍卖行的世界，先是佳士得拍卖行，然后是苏富比拍卖行。而乐趣让她留在了那里：肾上腺素，社交活动，不可预测的目的地。“有个人来电话，他觉得自己手里有一尊巴巴拉·赫普沃思
的雕塑，在得克萨斯州乡下。第二天我就在飞机上了。”她举了一个她觉得甚至算不上极端的例子。“我二十五岁，有一箩筐的职责，那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但很快，我就产生了一种意义感的缺失。”她的父母是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向她灌输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责任感；而她在苏富比的工作虽然很刺激，但并没能满足她自身的需要。“从生计的角度来看，靠卖画我也活不下去。”她说。
闲暇时间里，她加入了“撒马利亚人”
，在这家慈善机构做接听电话的志愿工作，为那些感觉失落或想要自杀的人提供情感援助。但她的工作越发忙碌，总是因出差而离家很远，她会错过志愿工作班次，或者只能找人顶班。“这让我很难过。在约两年的时间里，我都得不到答案，深陷某种青年危机
。”她知道，自己想在生存的第一线——生育、爱或死亡，哪个都行——与普通人并肩作战，做一些真正
重要
的事；但她想不清楚怎么做，或者做什么，直到生活开始为她做出决定。
我们爱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某天死去。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们通常对此毫无概念，直到某些糟糕的事情发生。波普伊自己也没有思考过这些，直到她的父母在短时间内相继诊断出癌症。“我的家庭对所有事情都极为开放，”她说，“我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拿避孕套往香蕉上戴，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她不过是喜欢打破禁忌。但我们并没有真正聊过死亡。我们从没有过那种谈话，或者，没有以一种能够让我理解的方式。我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二十七岁，而这是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他也会有死去的那一天。”
这种顿悟正好在她陷入工作危机这一旋涡之时降临。那些在漫长时间里无人提及的话题，现在终于被谈起。当情况终于明晰，父母两人的生命都得以延续，她攒了一些钱，退出了艺术的世界，去加纳休息了一段时间。她在那里染上了伤寒，自己也差点丧命。
“上帝啊。”我说。
“是吧！总之，我病了八个月，这给了我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也给了我思考的契机。如果我没得伤寒，我本来会选一份更安定的工作。而这，”她说，指着我们身处的殡仪馆，“绝对是我清单上最疯狂的事情。”
波普伊把殡葬承办人列进自己的清单，不仅仅是因为这份工作与人生大事息息相关，而波普伊想成为其中一员；其实更是因为她母亲曾明确说过，在自己的葬礼上想要和不想要的事物都有哪些。在父母生病后，波普伊开始了解殡葬业提供的各种方案，她看到，这个行业有多么落伍，为个性化留出的空间又有多么狭窄。漆黑锃亮的灵车，高礼帽，生硬的送葬仪式，对她的家庭来说并不合适。现在，她想尽一份力，帮助改变与死亡相关的世界，但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确切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病程的尾期，波普伊的疲惫感慢慢消退，可以离开家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培训，跟随从业的殡葬承办人学习。直到此时，她才明白自己一直忽略的是什么。她站在一间停尸房内，第一次目睹了死亡的完整模样：毫无威慑力，平淡无奇。那一瞬间，她感受到了愤怒。她一直被迫面对死亡的概念——在她的家庭身上，在她自己身上——却从来都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
“如果在那之前，我就见过死去的人，我会更能理解死亡。”她说。波普伊育有两个孩子，孩子尚年幼，她把这种恐惧的强度和怀孕相提并论：“如果我已怀孕九个月，随时可能生产，但从来没见到过任何一岁以下的婴儿，那对我来说绝对会更可怕。我将要生下一个我此前从未见过，也无从想象的东西。”
我问她那些我们确实会想象的尸体的样子：不仅是全身泛白，像睡着一样的遗体，还有脑海中常会浮现出的腐烂、发胀的死尸。他们确实存在。是否应该限制人们目睹遗体，以求保护家属？“建议人们不要去看逝者的遗体，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出于关心。但是我觉得，假定别人无力承受某种情形，这种看法非常专制，也非常傲慢。”她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去看看死者的需求，但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原始的需要。”
几年以前，有个男人带着一个问题来找波普伊。他的兄弟溺亡了，并在水里泡了很久，久到他找过的每一家殡仪馆都说，这种状态的遗体根本无法示人。“他问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们会阻止我去看我的兄弟吗 ？”这是一场测试。他其实是在问， 你们是否站在我这一边？ 告诉别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并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做这一行，不是为了把某种蜕变经历强加在不想要的人身上。我们的责任是帮他们做好准备，平和地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他们完全自主地做出决定。你并不了解他们，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那个男人因此见到了兄弟的最后一面。
她告诉我，等我再次过来，停尸房会变得十分悦目，因为这就是停尸房该有的样子：她把死者安置在美丽的地方，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她想让生者也踏足于此。“很多前来参观我们停尸房的人都会说：‘你为什么要把停尸房建在这儿啊？这儿明明是最欢欣鼓舞的地方。’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本意 。”
我再次到访。积雪早已融化。
我料想之中的停尸房并不是这个味道。我想象中的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油毡地板咯吱作响，漂白剂和腐化发出恶臭。我预想的是白光灯嗡鸣闪烁、令人难受，而不是一个沐浴在春天温暖阳光之中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闪耀夺目，无论是钢制品，还是木制品。我穿着一次性塑料防护服，站在门边，乳胶手套里的双手不停出汗。罗莎娜和阿龙也和我一样穿了皱巴巴的塑料服，还穿了相称的绿色摇粒绒衣服。他们正在做准备：罗莎娜把一辆轮床推出角落，阿龙则在一本黑色横格本上做着笔记，字迹干净工整。水槽边放了一个购物袋，里面是叠好的衣服，等待为逝者最后一次穿上。这儿有一整套存放锃亮木棺的货架，我尴尬地倚在上面，尽量少碍事。它闻起来有松树的味道。
今天殡仪馆有十三具遗体，名字由不同的人写在小白板上，贴在停尸房冷柜厚重的大门上面。挂在横梁上的灯投下柔和的光，不过，外面的光线本身就很明亮，他们开灯也许只是出于习惯。所有东西，要么是金属制品，要么是木制品。水槽边的橱柜门虚掩着，里面有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旁边是一个竹制头枕。新制成的棺材排成一列列，竖直放着，迎着阳光，边角处用保鲜膜捆绑保护，以防撞击。还有两个柳条箱子，被用作书挡。高高的架子上，放了一个婴儿用摩西篮子
——蓝格子印花，小小的，正在等待。这种篮子有时被用作野餐篮，但这个不是。
这里并不一直是停尸房。衬铅拱形窗户下面，白色冷柜排成一堵墙，发出持续的低声嗡鸣。以前，这儿可能是祭坛摆放的位置：这幢建筑此前是主要用于葬礼的小教堂，直到被废弃，失修三十年之久。不过，它依然矗立在伦敦南部这座公墓中央。波普伊成了一名新晋独立殡葬承办人，她需要一个地方来安置她的死者。所以，她把这幢建筑从缓慢衰亡之中拯救了出来。多年以前，死者会在这幢建筑里度过他们的葬礼前夜。波普伊恢复了它原本的用途。
今天她并不在这儿，而是把我留给了两位值得信赖的员工。波普伊已经有过与逝者相遇的经历，现在，她让我来创造自己的体验。不过，当我环视房间时，她的影响无处不在：一切都真挚、朴素而友善。角落里，我看到一方厨房水槽和一条长凳，都是在这里给遗体做准备时需要的。我想起上一次，外面正下着雪，她告诉我这里不提供尸体防腐。“我们想要提供的是对公众有用的东西，但当我们刚起步时，我并不能肯定地说尸体防腐是为了死者的家人。”她说，“我认为，这项工序存在，是因为殡葬承办人工作的流程。”她解释说，并不是每一家主街上的殡仪馆都能拥有自己的冷柜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拥有充足的空间，所以，遗体被存放于一间中央仓库，依据要求在各地送进送出。如果有家属希望能看看遗体，那么这具遗体就很有可能需要进行运输，因此就会脱离冰冻环境一段时间，也许十小时，也许二十四小时。防腐能够保存遗体，让它在室温下不至于腐烂，保存更长时间，殡仪馆协调运送遗体时也会容易一些，能有更多时间周转。在波普伊的殡仪馆，如果家属明确要求将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她就会安排，让防腐工序在其他地方进行。不过，在经营自己事业的六年里，她还是没能被说服，相信防腐真如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重要。一如既往，她仍等待着有人来改变自己的想法。
在这些冷柜之内，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所有医疗干预已经完成，尸检切口已经缝合，所有证物已经尽数收集，并称重完毕。在这里，他们不再是患者、受害者，或是与自己身体战斗的斗士，而是再次成为人。在这里的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只须等待清洗、化装，然后被埋葬或者焚烧。
我记得，电影制作人大卫·林奇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他还是费城年轻的艺术学生时，造访过一处停尸房：他在一家小饭店遇到了一个守夜人，他问守夜人，自己能否进去看一看。他坐在停尸房地上，大门在身后关闭，而正是尸体中所蕴含的故事让他思绪万千：这些人是谁，做过什么，因为什么到了这里。正像林奇的感觉一样：死亡这件事的刻度既宏大又渺小，像海浪一样席卷了我——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由各种经历堆砌起来的个体宝库，所有的他们都在此终结。
冷柜的门闷响一声打开，嵌在轮车里的托盘托出一具尸体，液压泵发出洪亮的金属咝咝声，把尸体抬升到齐腰的高度。冷柜的嗡鸣声更加响亮，机器呼啸着飞速运转，来纠正升高的温度。阿龙将尸体推到房间中央，然后看着我；而我背靠着棺材，不安地摆弄着防护服。从我站着的地方，只能看见一个头颅的弧顶，剃得干干净净，枕在白色枕头上。他叫亚当。
“我们得脱下他的T恤。他家人想留着。”阿龙说，“你能过来拉着他的手吗？”
我上前一步，握起这个男人冰冷的双手，把他长长的、瘦削的胳膊拉举到身体上方，让T恤从他骨瘦如柴的肩头小心地褪下。我将他的手握定，紧盯着他的脸：他深深凹陷的眼睛半闭着，紧贴着眼角，像是壳中的牡蛎。后来，阿龙告诉我，在逝者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尽力把遗体的眼睛合上——搁置的时间越久，眼睑就越干涸，就越难以移动或者操作。这双眼珠并不像弹子球一样圆润，它们干瘪下去，好像曾经存在于此的生命已经流逝殆尽。你凝视死者的眼睛，会发现里面空无一物，连一丝熟悉的形状都不复存在。
在冷柜里时，亚当手里攥着一束水仙花，和一幅镶框的家庭照片：这就是他死在自己的床榻上之后，从家中被运送到此地时的姿势。但是，在我没注意的时候，这两样物品都被从他的胸前收走，放到旁边，以免碍事。后来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够看见这个男人生前样子的机会，但我当时如此专注于亚当，专注于当时的他，所以错过了那一刻。我希望我当时看见了，但这不怪我自己：这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死者，而我正在这里，握着他的双手。
我曾想看看死亡是什么模样，而亚当看上去就是死去的样子：未经防腐处理，自然死亡的样子。他已经在冷柜里待了两个半星期，就腐烂状况而言，他的遗体处在最佳状态——他去世之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便进入了冷冻，但是，死亡还是在他身上凸显出来：他的嘴半张开来，眼睛也是一样。我无法判断它们在现实中曾是什么颜色，也无法判断，他现在身体的颜色，是否与他一个月前的样子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黄疸，他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黄色，但这并不是他身上最晃眼的色调：当T恤从他的头顶滑脱时，我可以看到，他身上每一根本就凸出的肋骨都更加突兀，呈一种明黄色泽，与他腹部的青绿、每根凸起骨骼空隙中的深绿对比鲜明。胃部通常是最先显示腐烂迹象的地方，这种器官里生来就充满了细菌。但我从来不知道，死亡在情感上是如此黑暗，而在此刻可以如此明亮：微生物生命接管了人体生命，这一景象几乎耀人眼目。他的背部因为血液淤积而呈紫色；心脏不再向身体四周泵送血液，血流在停滞的地方凝固，颜色变深。他有些地方的皮肤是皱巴巴的：要是活生生的人摆出和他一样的动作，就得扭动着换个姿势，才能让身体处于舒适的状态；而他始终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生命和运动来保持皮肤的柔韧，褶皱依然是褶皱，凹陷依然是凹陷。他的大腿上部是黄白色，而膝盖后则是紫红色。他并不老。也许四十多岁。家属想拿回他身上的T恤。一件蓝色T恤。
我没法断定，他的肋骨是否在生前就如现在一般凸出，还是说，自他死后，整具身体凹陷下去，就像那张骨瘦如柴的脸。他细长双腿上的肌肉表明，他曾是一个匀称的人，可能是位跑者。若你在此地的职责只是为死者更衣，那你并不需要知道，也几乎没机会探明他的死因；但是，他胳膊上芬太尼止痛贴留下的印迹，之前被摘下的贴片在他皮肤上残留的黏腻轮廓，这些迹象都表明，他曾长时间处于患病的状态。罗莎娜轻柔地拂拭着此前贴片所在的地方，想把胶粘剂清理干净。“在不破坏皮肤的前提下，我们会尽可能地清除，”她说，“我们取下石膏的时候，如果死者的皮肤开始剥落，我们就留着石膏。”她告诉我，他们会尽可能地消除一切医院和医疗干预的痕迹。谁也不需要在踏入坟墓之际，还穿着压力袜
，带着静脉留置针。
有人把购物袋从洗手池里拿出，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长凳上。运动鞋，成捆的袜子，灰色的四角短裤，裆部有一处破洞。他所有的衣物都陈旧而随意，是家属在他的衣柜里拣拾出来的。所有的衣服都穿旧了，除了运动鞋：这双鞋看起来最多才穿了一个星期。我用戴手套的手把鞋子翻过来，思考他是什么时候买的：他是不是感觉身体状况好转，以至于有自信能够享用一双新鞋？那个老人不买青香蕉的笑话怎么讲的？
阿龙褪下亚当的内裤，用被单细致地盖住他的腹股沟，尽量把遗体遮好，以示尊重。“我们褪下内裤后，会检查他是否干净。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给他做清洁。”我们把他的身体翻转到侧躺，阿龙检查了相关状况，我们又把他翻了回来。罗莎娜拿起一条干净内裤的一侧，我拿起另一侧，我们两人沿着他那发黄的双腿，一寸一寸地把内裤移上去。他的皮肤如此冰冷，我发出这样的感慨，随即觉得自己很愚蠢。“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对他们的冰冷习惯了。”阿龙安慰说，“然后你去别人家里，去收殓那些刚刚死去的遗体，他们还是温热的。这感觉……挺奇怪。”他瞥来一个眼神，就好像温暖也会令人不安，在那种情境下，他需要依赖体温的下降，来在精神上区分生者与死者，这时，温暖就好像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生的讯号。而在这里，冷柜的温度降至4摄氏度。
我们再一次把亚当的身体侧翻，把四角短裤挪上去，又把他朝相反方向翻转，做同样的动作。不用说，给死者穿衣基本上就是在给一个无法配合的人穿上衣服。“他们并没有给他的葬礼买什么华丽的新衣服，我喜欢这一点。”我说。“这些估计是他的最爱。”罗莎娜说。从一只购物袋里的零碎细节，拼凑出一个人的人格。这很难抗拒。
阿龙要我用手托起亚当的头，以便为他套上干净的T恤。我俯身在轮床上，托着他的两边脸颊，就好像我要亲吻他一样，心想， 除非明天有人把他拖出棺材，我就是世上最后一个这么托着他的女人。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把你的手顺着裤管伸进去，握住他的脚。”阿龙做出下一步指令。浅蓝色的牛仔裤裹在我的手腕上，而我抓住了他的脚趾。当我们移动他的身体，将他翻滚到一侧、之后是另一侧，提上牛仔裤时，一股残存的气息伴着叹息，从亚当的肺里逸出。一股淡淡的鸡肉味道，生的，依旧冰冷。
这是我今天遇到的第一股死亡的气息，我立刻辨认出了它。丹尼斯·约翰逊
在一篇名为《坟墓上的胜利》的短篇小说中写过这种味道。他写道，腐化过程会产生一系列化合物，乙硫醇是最先出现的一种。这种化合物现在通常被加入燃气，以便通过气味来识别泄漏。这种惯例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人们发现秃鹫会围着管道泄漏处的热气流打转。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测试，想看看是什么吸引了这些通常嗜好腐烂气息的鸟儿，结果发现了乙硫醇的微量痕迹。燃气公司决定放大这种效应，有意加大这种偶然被发现的物质的剂量，以便让人类也能嗅闻到这种气味。这是个完美的丹尼斯·约翰逊式事实。这位作家的短篇小说看上去阴冷而虚无，但结尾有一线奇异的希望。他在死亡的气息中发现了生机，在常被视作毁灭征兆的鸟儿身上投射了希冀；死亡和腐化，这本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恐惧之源，但他在其中发现了重新利用的可能，来悄然拯救生命。我把亚当的皮带穿过搭扣，扣进一个最近才凿出的皮带孔里。
我们把棺材放在他身旁另一架轮床上，摆好姿势，准备把他转移过去。每个人都抓住他身下的防水布单——这是使用未密封的柳条棺材时的法律要求——然后把他抬了进去。他的头从枕上翘起，好像在探寻什么，棺材的长度刚好。他只会这样待上一晚。第二天，他就会被火化。一个人即将不复存在。
阿龙把照片和黄水仙放回亚当的胸膛之上。那朵黄花已经丧失了春日的活泼气息，瑟缩着贴紧衣物的布料。这是件纯白色的干净T恤。我们把他修长的手指平放在花茎上。更衣、入棺结束后，我们把他推回到冷柜里，放在一个已调整好的、适应柜子高度的架子上。在他身边，黑暗之中，还有更多的头颅安息着，枕边是念珠、鲜花和相框。一顶用单钩针编织的罗斯塔帽
。我们只有一个结局，一场仪式，无论什么形式。而就亚当的结局和仪式而言，我是其中的一部分。阿龙把他的名字写在门上，我默然站着，喉咙发紧。我从未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感觉如此有幸，如此荣光。
艺术家、艾滋病活动人士戴维·沃纳洛维兹在他的回忆录《刀锋近处》中写道，他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死于艾滋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种体验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活着。他写道，他看见了“生之边际”。“死亡和濒临死亡的边缘环绕着一切，就像一圈温暖的光晕，有时候暗淡，有时候明亮。我看着自己直面死亡。”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跑者，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孤寂的树林和光影之中，朋友的踪迹和声音都已在身后，远去。
从停尸房回家的地铁上，我能察觉到自己的呼吸，意识到那些正躺在冷柜里的人已无法呼吸这一事实。我察觉到生命的运转机制是一种现实：不知怎的，这具肉身机器开始运转，然后，停止运转。我看着地铁车厢里的人，看到了死亡。我好奇，他们死去时是否还会穿着现在的衣物，好奇当他们死去时，谁会照料后事。我好奇，有多少人像此刻的我一样，能清晰地听见钟摆的声音。
我走进了健身房，但这次的感觉不一样。通常我来这里是为了平息心绪；而今天，这里无可救药般喧闹。如果你曾和亡者相伴，生命的 声音 便会喧嚷得令人难以置信。一节单车课上，我听见人们吸气，吐气，叫喊。那是生存的声音，是那种无常的、不可思议的活着的状态。一切都比平时更为生动，每种感知都更为激烈。这些声带正为人所用，这些心脏正在搏动，这些肺部正在膨起——单调，但至关重要。我感觉到陌生人身体散发出的暖意，给窗户蒙上一层雾气。我感觉到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奔腾。“没人会死在单车课上！”教练喊道，“逼自己到极限！”我在想，有那么一天，所有这些躯体都会抵达极限，一切将归于寂静，除了停尸房冷柜的嗡鸣。
我仰躺在桑拿房的热气之中，每一条长凳都不比盛放亚当的托盘大多少。我让一条胳膊瘫软下来。我用手把它拉起，想象着有谁正从我的遗体上剥下T恤。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尝试，都没办法把自己的胳膊放松到死者的程度。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一个冒着汗、活生生的女人躺在我旁边，告诉我她已经开始往脚上注射肉毒杆菌。打在你脚上，能麻痹痛感，你就能穿高跟鞋一整天，她说。什么时候起，我们忘记了疼痛是一种警告，是我们身体求助时无声的尖叫，说有地方不对劲，需要我们关注？ 对于可能对我有损害的事物，我找到了一种绝佳的解决方法 —— 直接关掉通知。 我又垂下了胳膊。今天是我第一次经历没有任何粉饰、没有任何遮蔽的死亡，我没有关掉任何通知。一切都在那里。那种感觉非常真实，意义深厚，就好像如果我把其中任何一部分调成静音，就会错失一些无比重要的东西。我想起亚当拿着他那朵褪色的水仙花，它的鳞茎如果为人所食用，就会麻痹神经系统，使心脏停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