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自己会死。总得有人来宣布这个消息。我问过父亲，这个人是不是他，但他不记得了。

有些人记得被告知时的情景：他们可以确定，有那么一个时刻，生命被劈成“之前”和“之后”。他们记得鸟儿撞击窗户的声音，它在玻璃上撞断脖颈，然后坠落；他们记得，有人把那一具瘫软的羽毛尸体从露台上剥离，埋入花园，并向他们解释一切。鸟儿翅膀在尘土里留下印迹，这种记忆比葬礼更为长久。也许，死亡对你来说是一条金鱼，或者一位祖辈。鱼鳍在厕所马桶的漩涡里打转时，也许你已经尽己所能，或者尽己所需地消化了生死。

我没有任何类似的记忆。我想不起来死亡存在“之前”的时刻。死亡就在那里，在一切中，每时每刻。

也许这一切都从那五个死去的女人开始。我父亲埃迪·坎贝尔是一名漫画作者，我十岁之前，他一直在为艾伦·摩尔所著《来自地狱》一书绘制图像。这本书的主题是“开膛手杰克” ，其暴行之恐怖，被粗粝的黑白双色全情描绘。“开膛杰” 对我们当时生活影响如此深入，以至于我年幼的妹妹会戴着高礼帽吃早饭；想做的事被母亲拒绝后，我会一边努力说服父亲，一边踮起脚，研究钉在他画板上的犯罪现场图片。她们就在那里，那些被肢解的女人，血肉从脸颊和大腿上剥离、脱落。旁边便是一丝不挂的尸检照片，她们下垂的乳房和腹部，勒紧的缝合线像橄榄球表面上的缝线一样，从脖子蜿蜒到腹股沟。我记得，当我看着她们时，感受到的不是震惊，而是着迷。我渴望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渴望目睹更多。我希望图片能够更加清晰，希望它们是彩色图像。她们身处的情境和我所知晓的生活相去甚远，因太过异质，甚至不再令人恐惧——我身处热带，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她们的人生如此陌生，一如她们曾经生活的雾蒙蒙的伦敦街巷。时至今日，再目睹同样的照片，我已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我看到暴力、挣扎和对女性的仇视，看到失落的生命；但当时，我不懂该如何表达这一糟糕场面带给我的冲击。它飞越至我的理解能力之外，抵达那只鸟儿撞上玻璃时的高度。自从我把鸟儿的尸体从露台上剥下来，将它举向光的一刻，一切开始。

现在我是一名记者。而七岁时，我就已经在做和如今近乎相同的事了：我把这种经历写在纸上，试图去理解。我坐在父亲身边，把一个翻转过来的纸箱当作书桌，学着他的样子，用毡笔做一份人类因各种暴力而死的方式大全：整整二十四页的谋杀，由我从电影、电视、新闻和父亲的书桌上看到的案例拼凑而来。他们在梦里被砍刀切碎，搭便车时在密林中被捅死，被巫师烹煮，被活活掩埋，被悬挂起来供禽鸟啄食。一幅画上是一个骷髅，配有图注：“如果有人把你的脑袋砍了下来，等你的皮完全腐烂后，你就是这个样子。”我父亲为了绘制漫画里的某个场景，从屠夫手里买了一个肾，用手帕纸垫着放在客厅里，以便照着作画。肾在高温中迅速腐烂，我在父亲身边画下了同一个场景，不过我的画作更为写实：其中还包含了聚集成堆的苍蝇。父亲把我所有的作品收集进活页夹，将它们自豪地展示给惊恐的客人。

家门之外，死亡同样存在。我们住在一条繁忙的街上，这儿的猫总是短命，会全身僵硬地出现在水沟里。我们拎起死猫的尾巴，像端煎锅一样，在黎明时分把它们埋葬，为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猫举行小小的安葬仪式。夏天里，只要有鸟儿（通常是喜鹊）死去并腐烂，我们就得换一条路去上学。如果身处气候更凉爽的地区，这种事本不值一提；但在澳大利亚骇人的高温里，尸体会以极快的速度腐烂，一只鸟儿便能使得整条街道无法通行。我们的校长建议大家避开那条路线，直到死亡的气息消失殆尽。而我总会走那条禁忌之路去上学，希望能够目睹腐臭的鸟儿，能看清它的面目。

死亡场景已经变得熟稔：从一堆待回收的文件顶部，我经常随意拿下闲置的纸页，用来写作业，背面是父亲画作的复印件。“这是一个死去的妓女。”我就这么告诉老师，而她手握一团棘手的黑血和污物，无言以对。“不过是画而已。”死亡看起来像是业已发生的事情，而且发生得频繁。我却被告知，这是一件坏事、一个秘密，而我就像擅自闯入，被逮个正着。“不合规矩。”老师在电话里这样告知我的父母。

我上的是天主教学校。我们的鲍尔神父是个咕咕哝哝的爱尔兰人，对我来说老得不可思议，不过有时，人们会看见他穿着祭服，在废料桶盛的东西上面踩跳，以便能在回收人员到达之前，往桶里塞进更多垃圾。鲍尔神父每周都会组织大家坐在教堂前部，对我们讲些浅白易懂的话。他会拉出一把椅子，立在讲坛边上，指着头顶的彩绘玻璃窗对我们讲，耶稣背负着十字架，走向他即将葬身于斯的地方。一天下午，鲍尔神父向上指着讲坛左边的一盏红灯说，当灯亮起时，上帝便现身于此处——灯是他点燃的。我抬头看着那盏灯，看着华丽黄铜灯架里发光的红色灯泡，然后发问：如果这灯真的是上帝点燃的，为什么墙上会有一条延长引线，还垂到悬挂灯盏的链条上？神父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之后有力地说：“这种时刻不准问其他问题。”之后继续谈起了其他话题。他总是把我视作需要请父母面谈的“问题学生”（对此，我父母有一方感到骄傲，另一方感到难堪）；我也被永远禁止参与弥撒的面饼和酒环节。

神父力图把电力设施阐释成魔力和魂魄，这让我心生困扰。自此之后，我就对有组织的宗教抱持疑虑。它就像一个意在逃避的诡计，一种灵丹妙药，一些悦耳动听的谎言。只要你做一个好人，就能在天堂高枕无忧，就像在度假。那时我还小，还要上十几年的天主教学校，那颗红色灯泡提醒我，宗教提出的一切答案都值得警惕。

我认识的第一个真正死去的人是我的朋友哈丽特。我们十二岁那年，她试图从一条涨水的溪流里救出她的狗，结果溺水身亡。我几乎不记得葬礼上的任何场景，不记得悼词，也不记得是否有老师参加、他们是否当场落下眼泪。我不记得那条幸存的黑色拉布拉多犬“贝儿”坐在哪里，还是说它其实待在家里没出席。我唯一记得的，是我坐在一条长椅上，盯着那口密闭的白色棺材，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每个魔术师都知道，在人群中间放一个封闭的盒子是营造持久悬念的秘诀。我所做的只有盯着。我的朋友就在那里，区区几英尺之远，但与我隔绝开来。一个人在那里，却又不复存在，没有任何具象的东西来证实这一点——把握这种概念对我来说十分艰难、令我沮丧。我想要看看她。我觉得，在失去一个朋友之外，我还失去了其他的什么东西。我感觉有些事物对我避而不言。想要看见这件事的全貌，想要理解这件事的实质，却没办法做到——这成了挡在我的哀恸面前的一道障碍。她仍是我朋友的模样，还是已经变样了？她闻上去会有喜鹊的味道吗？

我并不恐惧死亡，而是迷恋死亡。我想知道，我们把猫埋进地下后会发生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鸟儿会发臭，是什么使它们从树上坠落。我有画满了人类骨骼、动物和恐龙骨架的书，还会用手戳自己的皮肤，想要描摹自己骨头的形状。在家里，我的问题可以得到粗陋但诚实的回答。我因描摹骨骼而获得表扬，从一只接一只令人心碎的猫身上看到，死亡有时凌乱，有时利落，但终归无可避免。在学校，我被告知不要去正视那些东西，把视线从那些鸟儿、那些图画和我那死去的朋友身上转移开来。他们还在每个教室和教堂里分发其他以死亡为题的图画：那些画面会告诉我，死亡只是暂时的。对我来说，“开膛杰”受害者的照片蕴含着更多真实：没人告诉我这些受害者能够重返人世，但学校会说，耶稣曾经复活，将来也仍会死而复生。他人递给我一个已经制定好的框架，用以取代我渐渐成形的、从经验之中拼合起来的思想。我认为是简单事实的事情和问题，别人却以回避和遮掩来应对，由此我被教导，死亡是一种禁忌，是某种需要惧怕的事物。

我们被死亡环绕。死亡栖身于我们的新闻、小说、电子游戏之中，栖身于我们的超级英雄漫画中，在那里，生死可以全凭兴致，每月一次，不断反转。死亡栖身于充斥网络的真实犯罪播客的细枝末节之中。死亡栖身在我们的童谣里，我们的博物馆里，我们描绘美丽妇女被谋杀的电影里。但画面已经过剪辑，记者被砍下的头颅已经被模糊处理，古老歌谣的歌词被“净化”之后，才供年轻一代聆听。我们听闻人们在自己的公寓之中被烧死，飞机消失于大海，男子开着卡车碾压行人，理解这些却很艰难。真实与想象混杂一处，成了背景噪音。死亡无处不在，但它是隐晦的，或是某种虚构。就像视频游戏中一样，尸体会自己消失不见。

但这些尸体一定去了什么地方。当我坐在教堂里，盯着朋友的白色棺材时，我知道有人曾把她拖出水，擦干身体，将她送到这里；有人曾在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照怀过她。

全世界平均每小时有六千三百二十四人死去——即每天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六人，每年约五千五百四十万人。每六个月就有超过澳大利亚人口数的人从这颗星球上陨落。在西方世界里，大多数死者的身后事会在一通电话里被安排好。有人会推着轮床，前来收殓尸体，并把它运往停尸房。如果需要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被分配去清理尸体所在之处，它们在那里静静腐烂，直到邻居开始抱怨。这尸体已经在床垫上烧出一个轮廓，就像死于庞贝城火山爆发。如果没有家属，另一个人将会受雇，前来将逝者的公寓打扫干净，那曾是一个孤独生命所构筑起的全部世界：鞋子，门垫上的订购杂志，到了最后一刻仍从未被翻阅的书籍堆，冰箱里主人去世后仍未过期的食物；要被拿去拍卖的物品；要被拿去丢弃的物品。在殡仪馆，也许会有一位防腐师来让尸体的死相弱一些，让它更像是睡着了。与他们打交道的事物，我们连目睹都无法忍受——或者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我们的天塌地陷是他们的日常。

我们大多数人和从事这类必需行业的普通人并无关联。他们被远远避开，就像死亡本身一般隐蔽。我们听说关于谋杀的新闻，但从没听闻过，有人从地毯上刮下血迹，清理墙面上血液喷溅的痕迹。我们从连环车祸旁驶过，但从没听说是谁在高速公路的边沟里，搜寻从汽车残骸中飞出的躯体残片。当有人在门把手上自缢，人们在推特上哀悼时并不会想到那些把事件主人公从门把手上解下来的人。他们是无名者，不被歌颂，不为人知。

死亡，以及以之为业的人，成了我时常思虑的事情，就像一张在岁月里延伸开去的网。他们每日里打交道的事实，是我仅能想象的事物。怪物总是在它的脚步声于通风口响起时最为可怕，但这就是我们所被给予的全部，没有任何坚如真实的根基。我想知道普通人的死亡是什么样子——不是通过照片、电影，也不是通过鸟儿、猫。

哪怕你和我并不相似，你也可能会认识某个像我这样的人：那人领你走过绿藤覆盖的老旧墓园，告诉你这里是一位站得离火太近的女士，穿着她可燃材质的裙子，被大火烧死；那人试图拉你进入医学博物馆，去目睹那些长眠已久的逝者那被漂白的碎片，如果你找到了正确的罐子，还能看到这些逝者的眼睛瞪向外面。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这些人会对这种事情如此着迷。不过，就像艾维·辛格会把厄内斯特·贝克尔的《死亡否认》强行推荐给安妮·霍尔一样，这种人也在想，为什么你对此毫无兴致。我相信，对死亡的兴趣并不仅仅是病态者的专属：它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心理吸引力。贝克尔认为，死亡既是世界的终结，也是世界的助力。

当人们想追寻答案时，他们会来到教堂，进入诊室，翻山过海。但我是一名记者：当本职工作便是提出问题时就会开始相信——或者希望——答案在其他人身上。我的计划是去找寻那些每日围绕死亡谋生的人，请求他们为我展示他们的工作，展示他们如何做事——不仅仅去探寻一类产业的机制，更是在他们的工作之中探索我们与死亡的关系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形成他们所投身事业的根基。西方的死亡产业是基于“我们不能，或者不需要在场”这样一种理念。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重担外包出去，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以承受，那么他们是如何与之相处的？他们也是人类。根本不必区分我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我想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否在自我欺骗，对一些基本的人性常识视而不见。生活在这种人为的否认状态之中，在纯真与无知的边界地带，我们是否在培养一种现实不予准许的恐惧？如果确切知道将发生什么，如果确切看见将发生什么，能否找到针对死亡恐惧的解药？我想要非浪漫化的、非诗意性的、非神圣化的死亡景象。对于这即将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我想追寻赤裸、平庸的现实。我不想要委婉的修饰，也不想要好心的人来告诉我，在喝茶和吃蛋糕时再谈论悲伤。我想挖掘根部，再从那里长出我自己的东西。“你怎么能确定，你所害怕的是死亡？”唐·德里罗的《白噪音》里有一句台词，“死亡如此模糊不清。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感觉是什么，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也许你有的只不过是个私人问题，披上了一层宏大的、普世的外衣。”我想把死亡的大小缩减成我可以掌握、可以应对的事物。我想把它缩减成某种人性的东西。

但我和越多的人交谈，就有越多的问题回归于我：你认为你能找到什么，在这个不需要生命的地方？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耗尽自己？

身为一名记者，你可以站在那里进行报道，在所有情况下随意闯入，不受任何影响，成为一个抽离的观察者——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认为我是刀枪不入的，其实不然。我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的确如此，但我太过天真，不知道目睹死亡会伤人多深，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对日常生活又有多深刻的影响——当事物分崩离析时，这种态度不仅削弱了我们理解的能力，还阻碍了我们的悲伤。我终于看清了真正的死亡是什么模样，那种“看到”带来的变革之力几乎难以形容。但我也在那里发现了别的东西，在黑暗之中。就像潜水表和儿时卧室天花板上贴的星星一样：你必须把灯关掉，才能看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