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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帝驾崩，年仅二十岁的咸丰帝即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
咸丰帝登基后，立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治，雄心勃勃地点燃了三把火。
首先，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将主张投降议和的穆彰阿等人革职，永不叙用。
谕旨一下，朝野上下，为之一振，无不称快。
穆彰阿尽管有恩于曾国藩，但《大清见闻录（中卷）·名人逸事》记载其确实是伪才伪学，奉行“多磕头，少说话”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鸦片战争期间，他又诬陷林则徐等主战派，主张议和，名声尽毁。之后，穆彰阿病死，穆家败落。曾国藩为此感慨唏嘘不已，始终不曾忘记穆彰阿的提携之恩，多年之后，依然去穆家看望。
接着，新帝以虚心纳谏的态度，发布上谕，下诏“求言”，立时让曾国藩激动起来，“终于等来了圣君的励精图治”。这些年来，他虽然显赫在官场，但是大清官场的腐败与黑暗盘根错节，从皇上到臣子，到处是乌烟瘴气的混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颓已势不可当，曾国藩尽管扶摇直上，但是这期间的书信、日记、诗文中更多地记录了他的失望、不满和愁闷，甚至说自己在官场上如同废物，所作所为都是些例行公事，无补于国计民生。就算他使出浑身解数，提些革新主张，不是被弃置一旁，就是徒然遭人嘲笑讥讽，根本无法一展宏图，推动国家的发展。他愧对皇家之恩，置身在污浊官场，承受着人心的浇漓。不愿同流合污的他，其实与同僚格格不入，举步维艰，幸好有穆彰阿罩着他，有道光帝的赏识，内心煎熬着也算顺利地走了过来。事实上，他更渴望君主清明，振作有为。好在新帝即位后魄力十足。因此，他由衷地赞叹，欣慰于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他以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奋笔疾书，昼夜不休，上疏《应诏陈言疏》，大胆陈述官场的四大通病，谏言培养人才来应对当下的艰难。
据《曾国藩年谱》所记载，新帝对曾国藩递上来的奏折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这极大地鼓舞了曾国藩，接下来的一年多，他怀着一颗赤诚忠心，直向光明，为年轻的咸丰帝建言献策，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先后上了多道奏疏，直陈种种弊端，并大力呼吁咸丰帝进行革新。咸丰帝对曾国藩的认真也极为欣赏，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儿，时而兼署工部侍郎，时而兼署吏部侍郎。以至于后来，曾国藩一人身兼五部，忙得没时间看书。不过，愈忙，他愈勤奋，愈披肝沥胆地为国为民上疏苦谏，矢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可惜，天威难测，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还是错看了这位“振作有为”的咸丰帝，他的一片丹心终究还是被辜负了。
咸丰帝其实并无雄才大略，惯用的也不过是帝王的御人之术，之所以怂恿进谏，不过是要博个虚心纳谏、博采众议的好名声，平衡朝中势力。至于曾国藩呕心沥血递上来的一道道奏折，他并不认真看，自然也不会采纳。
一次又一次，曾国藩失望了又失望。
次年，太平军活动已然风起云涌，咸丰帝居然毫无反应。其实这场几乎覆灭大清王朝的运动，曾国藩早有预感。从最初的叛逆大旗在广西高高飘起，到一路向北杀来，清军与之交战连连吃败，曾国藩便急得满屋子打转，万分焦灼而恐惧，不知如何才能敲醒这位还在昏昏欲睡的天子。
与此同时，曾国藩深思，腐朽不堪的清军毫无战斗力，国力又虚弱，想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裁兵、节饷、加强军事训练。于是，他再次向咸丰帝进谏，换回的却是漠然。
尽管如此，面对太平军的越战越勇，清军的将帅不和，各级官员的推诿掣肘，曾国藩忧心忡忡，决心破釜沉舟，对皇上当头棒喝，使其幡然醒悟，便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心疾首地指出咸丰帝的三大缺点——苛于小节却疏于大计，徒尚文饰却不求实际，刚愎自用还出尔反尔。
据《曾胡谭荟》所载，咸丰帝立时被惹怒了，将折子怒掷于地，说要缉拿曾国藩。幸而有季芝昌等人的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遭一难，却再不敢有戆直之言。
毕竟做言官，自古以来就不易，除了要审时度势、揣测圣意，于方寸之间要恰到好处，还要深谙言语之艺术，在言与不言之间以身试险。之后，曾国藩日日挣扎于京城的官场上，越来越痛苦，尤其是审理琦善案之后，被四周的权贵们公然孤立。
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同穆彰阿一样，在鸦片战争中，除了陷害林则徐，还瞒着道光帝与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穿鼻草约》。道光帝一气之下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两年之后，琦善又贿赂穆彰阿，被朝廷重新任用，出任陕甘总督。如今，琦善被参奏，咸丰帝遂将其革职，移交曾国藩审讯。一时间，琦善在京中的颇多故旧纷纷来为他求情，曾国藩凛然不惧，最后将琦善发配吉林，导致与琦善有交往的权贵们皆视曾国藩为敌。
除琦善等外，还有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
赛尚阿，蒙古正蓝旗人，侍奉过晚清的六位皇帝，身为朝廷元老，德高望重，颇有建树，曾经亲自编纂了两部蒙文辞典，参与编纂了清廷治理西北少数民族的《钦定理藩院则例》。但是他在带兵“出剿”太平军时，纸上谈兵，贪功冒进，几乎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天子震怒，连降赛尚阿四级，交吏部议处。当时众多官员为赛尚阿开脱，建议从宽处理。曾国藩却铮铮力辩，因军机大事，以当天下大乱之际，必须严惩才能震慑军情，致使赛尚阿最终被革职。
于是，纵使曾国藩满腔热血，以国家安危、以大局为重，胸怀天下，还是得罪了这些官官相护、一味息事宁人的权贵。在《曾国藩文选》中也记载了这一切最终导致他进一步陷入“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的尴尬之地，遭到无数诋毁，动辄得咎。处境越来越艰难，他越来越怀念家乡，黯然叹息：“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
终于，在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不仅获得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还获准两个月的探亲假。他喜得浑身舒畅，眉开眼笑地从朝堂下来，急急地回家收拾行李。
很快，他便马不停蹄地启程南下，离开了他奋斗了十多年的京城，恍如逃离樊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