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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六月，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主考官，副考官则由官拜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赵楫充任。
圣旨一下来，立时轰动朝野。
曾国藩更感意外，毕竟以往的乡试主考，都是由两榜出身的翰林公、四品以上官员充任，从未有过一个从五品官做乡试正主考，何况，从四品的赵楫还要屈居于从五品的曾国藩之下，做个副主考。
但是皇上金口玉言，谁敢违背？
曾国藩接过圣旨后，激动得连连叩谢隆恩，抑制不住地兴奋。除了皇恩浩荡，众所周知，乡试主考官是个肥差，可以向户部支取一笔银子，到了地方，更会有地方官员、同考官以及考中的举人等为他送上馈赠。这对于债务缠身的曾国藩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很快，拿到钱后，曾国藩除去入川办差的费用，不仅还掉了欠债，余下的还让回乡省亲的长沙籍翰林院检讨张继元全部带回去，让家中去报答借钱帮助他们的亲戚，去修缮一下供奉宗祠，其余留作家用。
七月初八，踌躇满志的曾国藩起身赴任。翌日，他在日记中喜滋滋地写道：“卯初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飨……”心情好得连空气都觉得是香甜的。
八月初四抵达成都，他亦得意扬扬地写下《初入四川境喜晴》：
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
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
这次四川乡试，共录取举人六十二名，副榜十二名，曾国藩自然是不遗余力，顺利完成。他除了亲自视察考棚，还为各考棚放置冰水消暑，准予考生们在考试期间用凉水洗脸、擦身，以防中暑。他还与这一批高中的举人们建立起师生关系，受益匪浅。至于乡试结束后，地方官场送上来的“辛苦费”更是改善了曾国藩后来的经济状况。
回京后，道光帝对他的出色表现极其欣赏。不久后，他便充任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他又升翰林院从四品的侍讲学士。
两年后，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以二等第四名的不错成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正二品。
又一次龙门飞跃，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凌晨早早地穿起新官服，头戴二品顶戴花翎，春风得意地进入高官的行列。
仅仅五年时间，曾国藩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以从七品一跃成为大清的二品大员，其升迁之快，令多少士子可望而不可即，连他自己都在欢喜中，又惊又惧地给弟弟写信：“六月初二，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
彼时，逢祖母逝去，祖父大病初愈，他又得升迁，一切顺遂得使曾国藩认定是埋葬祖母之地的风水好，得祖母保佑，遂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他越来越对此深信不疑，之后的每次升降荣辱，他都会与自家风水的好坏联系在一起。
不管风水之说对他的仕途到底有没有影响，但是恩师穆彰阿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的仕途，他的升迁还在继续。
又一个两年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月，曾国藩以自己的清新端正，升补礼部右侍郎，由虚职变为实职，成为湘乡县自清朝开国以来走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九月，曾国藩为署兵部右侍郎。
次年七月，他又兼任吏部左侍郎。
这一刻，雄心勃勃的曾国藩，更加勤于供职，矢志有所建树。他日日在署中办事、加班，事事条理精密、一丝不苟，赢得大家的佩服。
他越忙越学，始终“手不释卷”，只不过更加注重实用。不管有多忙，曾国藩都十分留意经世之务及在朝的掌故，按类别分汇记录。不仅如此，他的视野越来越广阔，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储大政详求折中。”他发扬光大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
他持续地督促自己写日记。为了节约时间，他还托纸店专印了份八栏的日记用纸，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日日按格填写，记载了他每天所做之事，为国为民，呕心沥血。
至此，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曾国藩已是荣耀至极，名动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