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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春节，曾国藩在京城过。
大年初一的黎明，他例行公事，跟在前辈们后头，参加了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
大典之后，他开始到各处拜年。
拜的众师长辈中，首要的便是穆彰阿；接着，初二拜访湖南同乡；初三、初四拜访同年。他以此赢得了穆彰阿的鼎力举荐，同乡们的大力支持，同年们的热情相助。很快，毫无政治背景、来自农家的曾国藩便在京城站稳了脚跟。
四月，庶常馆的学习结束，散馆后，庶吉士们要再经过考试，以成绩高低来分别任用。一般情况下，只有成绩列一等的少数人才能留任翰林院，其余的会被分到中央部院或者到地方做从七品知县。不料，这一次的四十六人考试中，曾国藩居然幸运地以第三十六名的二等成绩被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
原本是尽力而为的曾国藩，这一刻，小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仿佛天上的馅儿饼砸在头上，完全没了考试之前的患得患失，在惊喜之余，也不由得感慨，运气真是太好了！
然而，运气带来的喜悦，很快被现实浇灭了。
做京官，名声听着好，其实薪俸极低，衣食住行，样样都要自己花钱去置办，还不能在天子脚下太寒酸，还要与同僚之间来往应酬；何况，妻儿已经接来京城，正在读书的九弟也来投靠，一大家子的人。当他租下绳匠胡同的一处十八间房子，一年的房租需要一百六十两银子，而朝廷发的薪俸，林林总总折合起来也不过一百二十多两，何况还有吃穿用度，还有官场上的种种应酬，还有给老家寄些钱的开支……杯水车薪的日子让曾国藩一度捉襟见肘，苦不堪言。有一年到年底，年关在即，家里却无半两银子，眼瞅着一家老小数张嘴等着吃饭，曾国藩和夫人急得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最后还是曾国藩厚着脸皮，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勉强过了年。
除了穷，出入翰林院的曾国藩还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尽管来之前，他已然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但是还是被周围的学儒大雅震撼了。不愧是文润的翰林，一位位文采殊渥，是他前所未见的，也令他默然低首，不敢开言，唯恐自己的寡陋坏了这人文翰苑的圣殿。
翰林院哪翰林院，在这里，曾国藩才知道了何谓学术，何谓学问，何谓天下文脉源远流长。在这里，曾国藩才觉察出自己是多么鄙陋、狭窄，才意识到人生最光彩的不是科场登第，而是读书至圣贤的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他坐在这一群“玉堂人物”之间，越发清楚地闻到了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他不免耷眉拉脸，不敢去看这些翰飞戾天的绰绰人影，更不要说与之相视。
如此一天又一天，卑怯深深地噬咬着他，使他坐卧不宁，焦灼如焚，恨不得立刻洗刷掉自己身上的低俗，匹配这眼前的“稽古论思”。
谁知他越焦灼越浮躁，表现出来的是夸夸其谈、不懂装懂，以此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堪，以致脾气暴躁，经常与人发生冲突，粗鲁地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斯文扫地；闻色而心艳羡，见色而狎亵，将自己的褊狭暴露无遗。
这样的两年时光，曾国藩时时处处与自己的浮躁互搏着，对峙着，时而迷惘，时而彷徨，时而挣扎，种种的情绪纠结着，如鲠在喉，无法与自己和解；再加上他穿着朴素，身材瘦弱，又不善言辞，更没有银子请客吃饭，拉拢关系，巴结上司，和同僚处得一般，上司也对他十分苛刻。但是，变着花样捞银子的同僚和上司，都会“热情”地请他参加各种宴席，一场又一场，仅仅两年，他竟然参加过上百场的酒宴，使得曾国藩在借钱度日的窘迫里身心疲惫，而这样的迎来送往愈演愈烈，该来的不该来的帖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来。
无奈之下，他贴了一张告示，云：“曾国藩出身贫寒，长相不雅，箱内无银。虽任检讨一职，却是七品小官，俸禄有限，除衣食住行，已无盈余。即日始，凡京官上宪、同僚座席陪酒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请帖亦不收存。见谅。”
告示一出，立时激起众怒，他在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急剧恶化。他依旧日日按时上下班，却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一度心灰意冷，穷得浑浑噩噩，只剩下一身硬骨头，多次给父亲写信诉说想要回去归隐，都被父亲严词拒绝。
不久，他便被上司联合御史参劾，以他“办事糊涂，办差敷衍，目无上宪、同僚”而惨遭革职，贬为修补，他没了差事，也没了俸禄。
再然后，与他要好的一些同乡、同年、同僚，也都刻意疏远了他，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他落魄地走出翰林院。
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回到家，他紧抿着嘴，沉默地取了几张毛边纸裁好后订了几个本子，提笔写上“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决心“念念欲改过自新”，字字写正楷。他立下了自我完善、修养身心、遇挫不馁、成胜不骄、愈被碾轧愈顽强、做一名圣人的目标。就是这一天，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从浑噩中走出来，激励自己脱胎换骨，不断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