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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甘棠（1908—1971），字鹏年，1962年获“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他出生于广东肇庆一个商人家庭，祖籍高要大湾镇古北村。
1928年，因战乱，翟甘棠就读的肇庆海星学校停学，于是他回到父亲在肇庆开设的万隆咸鱼海味店当司账。他当时看到很多穷苦大众求医十分艰难，便萌生学习医术，悬壶济世之心。他放弃了从商赚钱的机会，拜当地和广州的名医为师，并到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他已能掌握较为高超的中医中药治病和针灸治病技能，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已崭露头角了。当时，肇庆有一名门望族的老太太生命垂危，其家人便把当时肇庆的许多名医都一齐请到家里来，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会诊团。医生们诊脉询问病情后，各抒见解，可是说了老半天，却总是不敢动笔开处方，最后只有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医生翟甘棠，干脆利落地开出了一张处方。救人如救火，患者家属最后听从了这位年轻医生的意见，照他开出的处方拿药，患者用药后生命体征慢慢平稳了，并按照他的处方继续诊治，患者逐渐康复了。此病例在当时的肇庆小城广为传播，人们交口称赞。
1934年翟甘棠为逃避当伪保长一职，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开肇庆，到中山通过正式考试，领取了中医师的行医执照。1942年中山沦陷后，他又迁往香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调粤中行署部任主任。1950年11月参加西江区裉步土改队，负责医疗工作。1953年到粤中区支援国防生产医疗队工作。1954年调回高要县卫生院门诊部任代主任。1954年10月到澳门等地行医。1956年8月调入广东省血吸虫防治研究所工作。1957年9月调回肇庆专区人民医院（即现在的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任中医门诊部主任。1965年9月调入肇庆市中医院（即现在的端州区人民医院）任中医门诊部主任，直到1971年5月20日逝世。
翟甘棠从医40多年来，总结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如：观察病情要细心，判断病症要果断，对症下药要大胆；病呈湿热要先清，体虚气弱要适补，主次缓急要辨明；标本同治要彻底，一丝希望要救活。他投身橘井杏林40多年，一直慈悲为怀，救死扶伤，为民众解除疾苦，被民众称颂为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学大家。
翟甘棠经常用出奇制胜的方法，把患者的生命从死神中抢救回来。
翟甘棠用针灸的方法为民医治顽疾，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能只用几次的针灸就能把歪了嘴的患者治好；能在短短十几天内，用针灸的方法把长年卧病在床的患者医治到可以行走；能在关键时刻，用几分钟的针灸时间，把难产妇女母子平安地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
1965年9月肇庆市第一间中医院成立了。因工作的需要，翟甘棠也调到了该院（即现在的端州区人民医院）任门诊部主任。
翟甘棠为了更好地发挥出中医药的治病作用，经常带领着年轻的同行们，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农村和深山中去采摘草药，并在医院内开辟了一个草药园。他视园中的一切为宝贝，每棵植物都插上一块木牌，写上植物的名称、药用，并经常向人们讲解。可惜，后来他的这些宝贝，在“文革”时无人打理而枯死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医院的工作几乎瘫痪了，但生病的人却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伤员，翟甘棠总是风雨不改地坚持回院上班，那些病号和伤员在翘首以待。某日早上，翟甘棠上班必经的十字路口，早已布满了进城参加“文革”的农民，他们拿着锄头、铁叉。很多人劝翟甘棠：“你今天不要去上班了。”“不，我必须要去上班。”翟甘棠想着那些病号和伤员，便毫不犹豫地继续大步向前走。街坊们冒着一身冷汗送他一段路。这时，翟甘棠停下来，回过身来抚摸着小女儿的头，又一手拍着妻子的肩膀深情地说：“你们回去吧，不用怕，我就是遇险，也是光荣的……”他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尽快赶到那些翘首以待的伤员和患者身边。
在工作之外，翟甘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早在1951年，他就是高要县中医学会的学术组组长和肇庆地区医联会的学术组副组长，并代表医联会参加了高要县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在百忙中多次参加省、市召开的学术经验交流大会。1959年，在广东省医学技革大会上，翟甘棠作了《慢性肾炎尿毒症的诊断和治疗》与《出血性坏死性小肠炎的疗效分析》两个学术报告。这两个学术报告被中华医学会作为1959年度的突出医学成果而被记录下来。
由于长年的劳累，翟甘棠终于积劳成疾了。之前，他自己也有预感，便日夜赶写医学总结和《狂犬病的治疗》。他深感遗憾地对人们说：“目前在世界上，治愈狂犬病患者还是一项空白。患上此病最多能活3天，便会在十分痛苦的状态中死亡。我当年在专区医院时，曾把一个患者顺利地医治到第8天，病情明显好转，已能高声呼叫妈妈了。令人可惜的是，她妈妈偷偷地把那些江湖游医的‘药’给女儿吃，这不但断送了女儿的性命，还中断了我们的医学研究。要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解决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该多好啊！可是，来不及了……”
1971年5月20日这一天，他整天躺在病床上，发着低烧，淌着汗，处在昏迷之中。他偶然清醒一些的时候。就叫亲人把他扶起来靠在床上，然后指着衣架上的衣服，“还冷吗？”妻子一边问，一边把衣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想把衣服推开，可是他的手已无力了，衣服掉在地下。此时，一支金黑色的派克牌钢笔滑落而出。他的目光慢慢地移到那支已跟随他几十年的笔上。“你现在还要钢笔做什么？”有人轻声问他，赶忙把钢笔拾起交到他的手上，“我要替患者开处方，现在有这么多患者在等着我，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他指了指空空的病房。
此时，隔壁护理室的时钟清脆地敲了12下。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的幻觉引起的举动，使在场的人们既惊又敬。他用颤抖的手捏着钢笔，吃力地在那张盖在他身上的白被单上，写着歪歪斜斜的线条。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线条，人们都明白这是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曲线了，泪水再也无法控制。突然，他老人家的手一松，“啪”的一声，钢笔从被面上直滑到地下。就这样，他老人家在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之时，所想到的还是患者，而唯独没有他自己。
现在，翟甘棠的后人，还保留着一块刻有“针灸专家翟甘棠”字样的牌匾。这块匾的来历现已无法考证了。但它肯定是翟甘棠医师当年施展过针灸医术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