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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业，男，主任中医师，广东罗定人，1939年3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
黄建业从四年级起，便跟随父亲（黄支中，1936年就读于广东省立国医学院，受教于岭南温病学家刘赤选等名师；1947年在县城开设诊所，统理中医内外全科。）一起生活，受医学熏陶，对学医产生了兴趣；1957年，黄建业于罗定中学高中毕业，考上了广州中医学院中医医疗系。在学校，除接受系统的中医教育外，还师从岭南针灸名医、广东省中医研究所针灸顾问韩绍康老师，学习《黄帝内经》针灸法（后定名为“韩氏一针候气法”），得其悉心指导，成为他的学术传承人。在前人与老师的经验基础上，他总结出“无痛点针刺法”，避免了进针时的痛苦。
1965年，黄建业于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六年制本科毕业。毕业后，响应“六二六”指示，到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在封开山区工作了35年。黄建业曾任封开县中医院副院长，1993年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中医”称号，1997年被聘为广东省科技成果鉴定评审专家。1999年被香港国际医学研究院聘为教授。退休后，他先后被聘为佛山市中医院、佛山市中医学会、佛山市禅医国医馆内科、针灸专家；2016年在佛山禅城开设“黄氏中医馆”。
黄建业曾任广东省医学气功学会、肇庆市中医药学会、心理学会、佛山市针灸学会理事，广东省针灸学会针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针灸学会、人体科学学会会员，是肇庆和佛山市书法协会会员。曾当选为肇庆市第七、八届人大代表，封开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1997年被广东省政府人事厅授予“广东省山区建设优秀人才”称号；1978年和1994年被评为“肇庆市卫生先进工作者”；1994年和1997年连续被评为“封开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每月享受县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黄建业精于内科，擅于针灸，尤以候气针灸见长。他运用针灸、中药和中西合治办法，对治疗感冒、温病、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甲型肝炎、乙型肝炎、痛证、血证、痹证等有较丰富经验，对治疗某些疑难急重病证如晚期肝硬化腹水、重症休克、乙型脑炎、崩漏、肺炎心衰、输液反应性高热等，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韩绍康老师“独取一穴”“候气针灸”“针下八纲”和“针灸可指导内科”的学术主张，进行针灸治病，并发扬国粹；曾到洛杉矶、吉隆坡、慕尼黑等地，以及中国香港讲学和学术交流，宣扬祖国传统中医、针灸学术。
黄建业先后发表了医学论文36篇，其中8篇获国际和全国会议或省市县各级奖励，其中3篇经专家鉴定达国内先进水平。代表作“候气针灸法”获1999年度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
黄建业扎根山区，对人民满腔热忱。他自小学四年级开始，便在他父亲的医务所里生活了几个年头，他耳闻目睹，初步感受到求医者的痛苦，并产生对患者怜悯之情；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曾因“神经衰弱”两度辍学，深深感受到疾病折磨的痛楚；黄建业在“四清”运动中有过一年的体验，他真实地感受到农村和山区缺医少药和有病没钱医的状况，使他下定了“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最好”的决心，来到偏远山区的封开县深深地扎下了根，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因此，他对山区人民有着纯真的爱心。
由于有了这份珍贵爱心，因此，他痛患者所痛，想患者所想。他对患者热情、细致和有成效的诊治，很快便得到了患者的信任。他也很快和当地的人民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3年，黄建业在南丰镇工作，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骑着单车，与一位西医主治医师，前往15千米外的利水山区会诊后，连夜陪同患者家属，把一位患股骨颈骨折合并深三度褥疮感染、高热伴昏迷的83岁老人，连夜护送到上级医院抢救，挽回了患者垂危的生命。回到医院，已是次日凌晨三点，早上他还照常上班应诊。此后，经他与这位西医主治医师通力合作，患者先度过了休克关，再经3个月中西医的精心治理，终于治愈了这位高龄患者罕见的深三度褥疮，并延长了其3年多的寿命。
1985年11月，县中医院成立，组织要调他到县城，他舍不得离开工作了19年的南丰，南丰人民也舍不得他离开。但为了中医事业的振兴，为了服从大局的需要，他只好割舍留恋之情，无条件地答应下来；南丰人民群众也只好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他离开了南丰。此后，不少群众还专程从80多千米外来到县城找他治病。
1990年的一个冬天，晚上十点钟左右，黄建业所在医院接到西江对岸江川镇一个患者的家属打电话叫出诊，去会诊一个濒危的患者，赶到患者家中，见患者正在喘息呻吟且处在深度昏迷状态，还发着烧，是刚从医院抬回来的脑出血垂危患者，亲属不忍心她就这样辞去，希望争取一线生机，或者让患者安静地离去。黄建业征得亲属同意，依治疗规范为患者注射一些镇静剂并进行相应的治疗。他又乘摩托，连夜到两千米外的卫生院配药和借来注射器，并代为支付了药费。临走前，患者亲属给了他100元的“利是”。当他发现后，即全部原数退还，分文未收，患者亲属十分感动。待黄建业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
和黄建业一起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工作的同学，大部分陆续都回到广州或市一级医院工作，他也有多次机会调回广州，但都一一放弃了。他意识到山区患者需要他，山区人民敬重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甘泉酒井遐迩闻，南有嘉鱼孰比伦？绿水青山沉醉里，不辞长作封开人”的感人诗篇。而县委、县政府和山区的人民没有忘记他，连续两届推选他为市人大代表和历届县政协委员，连续授予他两届“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光荣称号，县政府每月给予特殊津贴，并为他筹集第一次出国学术交流的经费。
黄建业热爱故乡罗定，也热爱第二故乡封开。他扎根山区35年，忠于职守，默默地在封开这块杏林园里耕耘着，把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爱心，把自己宝贵的青春，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能，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封开山区人民的健康卫生事业。
无论做什么工作，黄建业都尽职尽责，努力把工作做好。
1969年4月，黄建业结婚后第四天，他便与爱人一同下乡搞合作医疗试点工作；1970年春节刚过，黄建业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之际，他还奋战在白垢电站抢险工地上，执行医疗保健的任务，孩子出生第二天，他才回到家里；1976年4月，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县政府委托卫生局在长安镇举办一期针灸草药学习班，培训和复训乡村医生，他担任教学工作。为了将该县历次中草药经验交流会和本次学习班交流的资料整理出来，他一力承担起整理编辑和撰写任务，连续奋战了几个晚上，最后一晚还战斗到“东方红”，才及时把油印好的资料《封开县中草药验方集》，在结业典礼上发到了学员手中，学员们无不感慨！
不管在南丰镇还是在县城，他的诊室经常挤满了候诊的患者，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他往往推迟下班的时间，看完了所有来诊的患者才肯离去，到了中医院，由于未有住院部，一些中风后遗症等不能来看门诊的患者，他还开设家庭病床，下班后送医送药上门，每每回到家里，要七八点钟才吃上晚饭；风雨不改，寒暑不易，深受患者及家属称赞。
来到佛山，当上了外聘专家，黄建业的工作时间还是一样没有改变，有两次从早上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钟，看完了患者，一出到诊室门口，他突然感到头晕、心慌、冒冷汗、两腿发软，亲身体验了“低血糖”的滋味，及时吃了颗巧克力和西洋参片才得到缓解。
候气针灸是黄建业的拿手技术，具有取穴精，痛苦少，疗效高的特点，但治疗花费时间比较长，更要集中精神，这是他往往需推迟下班的一个主要原因。候气针灸，是他导师引领他从《黄帝内经》的宝库中获得的至宝，使他翱翔于正宗传统针灸的广阔天地；是他从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直至主任医师的重要支柱；是他从中获得丰富经络现象的重要手段；也是他胜人一筹，从偏远山区，五出国门，发扬国粹，到亚、欧、美洲讲学和交流的主要凭籍。但同时，也是引起他小家庭内不平静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下班后的家务全由他的爱人一力承担，日子一长，难免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总要发泄出来，引起或这或那的诸多矛盾，一度使他曾经有过是否放弃这种针灸的思想斗争。但是，对中医事业，特别是对传统针灸学术执着追求的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说服了自己的爱人，支持候气针灸。调到县中医院工作后，他的爱人还主动提出要担当他的助手，努力从一个出纳兼配剂员，转行变成了中医针灸士，协助管好他所主持的中医针灸室的诊疗工作，使他更专心致志地继续从事候气针灸事业。
提起候气针灸，他有时真是到达“着魔”的程度。早在毕业实习期间，导师带领他们做针灸诱导经络现象“卫气行”的实验研究时，他负责记录，除了吃饭和睡眠时间外，一天到晚都在患者身旁，观察记录“卫气”在人体运行的情况，一丝不苟；出来工作不久，他为一位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针灸，从上午十一点一直到下午一点多，直至把“邪气”泻清为止，患者感到舒服了才让他（她）离开。
1992年，一位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视力只有0.01，且伴有白内障、高血压的美籍华人物理学教授，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台湾学生的介绍，从台湾专程来封开找他治病，他运用“子午流注”的针法，每天不管白天或深夜，都按时为他取穴候气针灸，每次至少针两个小时，结果为他重新接通了通往眼睛的10对经络通路，使患者重新建立起治病的信心。
在他的针下，能明辨邪正营卫，补泻恰到好处，从针灸的“必然王国”进入到针灸的“自由王国”，达到“可玩往来”的境界；但亦有过失败的教训。其中的苦与乐，只有他自己才能领略得到。他之所以能达到这般境界，除了导师的悉心指导和他坚强的事业心外，与他高尚的医德情操和“寓德于术”的思想修养是分不开的。正如他经常重复他导师的那句话一样：“这支针，不是简单的一支针，你全部的道德学问都在这支针里体现出来了。”
黄建业认为，正如《灵枢》所指出的那样，候气针灸，是传统针灸中“上守神”的上乘针灸；疾徐补泻，是针灸补泻的最主要手法。
他极力主张并努力实践韩绍康老师“针下八纲”（即针下所探知的邪正虚实情况可验证、补充或修正四诊八纲即外诊八纲辨证所得的诊断意见）和“针灸可指导内科”的学术思想。认为“独取一穴”“候气针灸”，在诊治疑难病证方面，具有其优越性，可能是打开“经络之谜”的“金钥匙”。
黄建业认为《黄帝内经》脉诊分部理论相对比较合理；赞同韩绍康老师认为“人迎寸口脉是阴阳两纲脉，填补了八纲脉之空白”的观点，对指导针灸及各科辨证，仍有实践价值；又认为《黄帝内经》“心主血脉”“独异者，病”和韩绍康老师“诊在动脉、候在经脉”的理论，乃中医脉诊的主要理论核心。
他十分赞同韩绍康先师重视医德、寓德于术，认为“德学高超”才是最好的医生的学术主张；同时也赞同省名老中医梁剑波主任医师提出的治疗慢性病“辨证既明，必须守方”的学术观点；更担心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师所指出的“中医不姓中”的情况继续泛滥，坚决拥护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梦”，并愿意为它的实现继续奋斗。确信中西医结合是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的必由之路，认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中西医结合的前提和思想基础；中西合治，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途径；中西医之间的真诚紧密的团结合作，则是中西医结合成功的重要保证，而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是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临床实践是检验中西医结合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他从事中医内科、针灸及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工作50多年来，医德医风好，关心体贴患者，对技术精益求精，经常钻研中医基础理论，尤其对《黄帝内经》人迎寸口脉诊及经络营卫学说，有较深刻的体认。
他继承父业，运用改进的家传良方“胃药散”，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起效快，服食易，疗效确实，往往在两个月内使溃疡愈合；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胃窦糜烂，用中药治疗，有显著疗效。
他总结的“候气针灸法”，本于《黄帝内经》，师承前广东省中医研究所针灸顾问韩绍康老师及岭南针灸新学派、“靳三针”创始人靳瑞老师，运用“审因分经辨证论治”思维，辨证精详，独取一穴，无痛进针，候气补泻，疗效独到，疗程缩短，不少病证，往往可一次取效，少数病例，甚至几十年都没再发；针药结合，事半功倍。
他运用自拟的“复方三桠苦汤”配合西药护肝，对急性感染乙肝病毒单纯表面抗原（HbSAg）阳性，不论肝功能是否损害的患者，疗效均满意，多在1个月内表面抗原转阴，肝功能亦同步改善至正常，再续服1个月“复方灵芝饮”，可巩固疗效，防止反弹，提高免疫功能。
他自拟的复方蛇床子煎，熏洗治足癣（俗称香港脚），一般3～6次可获痊愈，很少复发。
他早在毕业实习的1964年，在他导师韩绍康老师的带领下，就开始对经络现象“卫气”在白天运行规律的实验进行观察研究。毕业以后，在基层单位条件不足、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仍然以坚强的事业心、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在繁忙的诊务中，和他刚结束中医学院学习的儿子一道，细致观察舌象，用一定的数据验证了“舌中主脾胃”的舌诊理论，仍具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5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验证了《黄帝内经》的“人迎、寸口”脉诊，填补了“八纲脉”中阴阳两纲脉之空白；并验证了经络现象“针下气”的客观存在。
同时，在1986年导师逝世以后，还念念不忘老师“实践内经”的遗志，与老师的儿子、他的师兄韩兼善副主任医师，在县政府难能可贵的有限财力支持下，在1989年至1990年间，继续进行“卫气行”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某些可喜的进展，验证了“卫气”在夜间的运行规律，与在白天的运行规律一样，与《灵枢·卫气行》所记述的大致相符。
他还虚心向一切内行人学习，向“土专家”和乡村医生请教，积累了不少运用草药治病疗伤的经验，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他学习并总结了封开县民间著名蛇医冯乃广的治疗毒蛇咬伤的经验，写成了“冯乃广治疗毒蛇咬伤经验介绍”一文，参加了全国蛇伤会议交流，并在实践中运用掌握，与冯乃广及其儿子一道成功地救治过不少毒蛇咬伤患者。
他通过多次工作实践，总结和验证了县内外乡村医生的验方、单方、秘方，并编辑成《封开县中草药验方集》，作为乡村医生培训的辅助教材。有不少还亲身尝试和临床验证，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则：
（1）苦地胆糖浆配合解热镇痛药，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2）裸花紫珠治创伤出血，可外敷可口服，具有止血、止痛、敛口、生肌的作用。
（3）利用藤黄泻腹水，射干退黄，榕树寄生消癥。
（4）苦地胆韭菜蜜汁，可用于肺热大咯血或上消化道出血。
（5）还有如黄藤仔退黄、大食王去湿、三桠苦治流感等，疗效也十分理想。
黄建业从医50多年来，其所发表的论文中，以下16篇可以窥见其学术经验：
这是他历20年之久，五易其稿的“处女作”，是他长期在针灸过程中细心体察经络现象的阶段性总结。本文从“质”的角度去论述经络现象在针下的体现。通过文献考证、老师经验及自己长期的实践体会，阐明了“针下气”的特征、运行规律和应用。并举出了典型的病例加以说明。还进一步指出，这“针下气”中的“营气”和“卫气”便是经络存在的客观现象。并认为，候气针灸是探索经络实质的一条重要途径。［该论文首先在1983年4月第二期《中国针灸》发表；继被德国国际中医学会会刊《中医学报》1989年9月第三季刊全文译载。1992年8月，该学会主席韩鹏博士专程来封开访问了他，并就“针下气”问题进行了一周的学术交流；1995年5月，该论文获“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北京赛区）”国际优秀论文奖；获1995年度封开县科技进步三等奖；获第五届广东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该文从“量”的角度去论述经络现象“针下气”在针灸治疗上恰当运用的重要意义。通过他运用针灸补泻过当的失误典型病例，从反面的角度去论述候气针灸补泻的“度”（刺激量）。文中指出，补泻不足，则达不到治疗的预期效果；补泻过了“度”，则会产生副作用或误伤正气，加重病情。鉴于经络敏感性有四种程度的不同，这个“度”的标准，在没有精确仪器测量下作客观指标之前，单靠患者的感受是不行的，只能靠“心灵手巧”的医者去判别了。补则正气渐充，若有所得，针下肌腠较针前富有弹性及充实感，脉搏也较针前有力，面色较针前红润，自觉感到舒服；泻则紧而疾的“邪气”信息在针下明显减弱至消失，穴位周围肌腠较针前松弛，脉搏较针前和缓，同样感到舒服。（该论文在1990年10月鸡西“全国首届单穴特色、针法手法、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获大会优秀论文奖，并获1990年度县科技进步二等奖。广州中医药大学前针灸系主任司徒铃教授评价说：“再论‘针下气’一文，对针刺候气补泻俱有深刻的体会，并能总结在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篇好文章。”）
本文介绍了黄建业为了解除给患者针灸进针时可能产生的痛苦，根据前人及韩绍康老师的经验，结合现代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经过三年多反复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一种无痛进针法。用这样的方法进针，不仅绝大多数患者毫无痛楚，就连一些见针都晕的患者，最终也乐意接受他针灸治病，甚至连刚刚满月的婴儿也能在针灸过程中酣睡，为针灸临床打开了一条顺利的通道。（该文先在1992年1月哈尔滨“全国首届针灸临床经验交流研讨会”上宣读并当场表演；后被台湾《丹道文化》第七期全文转载；并获1992年度封开县科技进步三等奖。）
这是黄建业历30年来独取一穴、候气针灸治病成功经验的精华所在（共列举五个案例）。不少案例，是经过西医处治效果不佳或无效的，其中大部分案例是单纯针灸且一次取效；个别案例在针灸取得显著疗效后，再配合药物治疗而收全功。所谓一针灵者，每次治疗，只选取一个穴位，对一个病（或证），便能取得显著的效果；必要时，才会增加到选取两至三个穴位，或配合药物治疗。（该文先在1994年6月洛杉矶“第一届美国国际针灸、东方医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并获大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又获1994年度封开县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5年度肇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经肇庆市科委组织专家鉴定达“国内先进水平”。参加这次学术交流活动，被载入1994年封开县大事年记中。）
这是黄建业多年来继承和发扬传统针灸的理论和经验，运用“韩氏一针候气法”，妙用外关一穴，治疗感冒及与外感有关的病证2000多例，取得满意疗效的回顾性经验总结。针刺外关，轻可治感冒或与外感有关的病证，重可治邪陷心包、高热昏迷之“乙脑”。
外关乃手少阳三焦经与阳维脉之会，属手厥阴心包经之络；内关，乃手厥阴心包经与阴维脉之会，属手少阳三焦经之络。外关、内关，一膜之隔，阳维维系诸阳，阴维维系诸阴。外关透内关，一针可透两穴而达于四经，再加上运用候气针灸，可调动营卫之气，扶正祛邪，疏通经络，平调阴阳，故外关一穴，妙用无穷。（该论文在1994年8月哈尔滨“第一届国际针灸临床经验学术交流研讨会”上宣读，经肇庆市科委组织专家鉴定，达“国内先进水平”，获1997年度封开县科技进步一等奖及1998年度肇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这是黄建业继承韩绍康老中医“实践《黄帝内经》”的遗志，在30多年临床医疗中，对《黄帝内经》传统针灸，从理、法、方、术方面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也是他继承和发扬韩绍康老师“韩氏一针候气法”学术思想的全面体现。（该论文曾于1996年10月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五届亚细安‘东合’中医药学术大会”上被特邀作专题演讲，会后并以此为题举办了培训班，同时举办的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针刀班和火针班，收到与会者及学员一致的好评；广州中医药大学曾多次邀请他回校给针灸系的师生举办讲座，1997年4月又派出一名教师前来进修1个月，黄建业携该论文又参加了199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内经研讨会”大会交流；获1996年“首届国际民族医药科技研讨会及展览会”论著二等奖；又获1996年度县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市1997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后获1999年度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经肇庆市科委组织省、市专家鉴定，达“国内先进水平”。）
黄建业的导师韩绍康老中医爱护学生、严格要求和培育学生的主张和做法，如把学生当作自己子女一样爱护和严格要求，并要求学习候气针灸者必须要有良好的德性，要有好的古文基础与研读、实践《黄帝内经》，他身体力行，不仅要求学生这样做，要求儿子这样做，他自己也这样做。还记述了韩老对医生的评价标准：上等的医生必须是“德学高超”，次等的医生是“品学兼优”，而仅仅是“学术高超”，只能是下等的医生了。这充分体现了韩老重视医德和“寓德于术”的学术观点。（本文刊载于封开县中医院院庆十周年论文集及2007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教育初探》。）
内关一穴，中医古籍早有治疗血证的记载，但《中医大辞典》及多种医药院校的教科书均未录入；再查1981年至1998年有关杂志214篇论文中，亦无此记述。但在黄建业从医30多年中，针刺内关治疗如上消化道出血、痔疮出血、崩漏及胎漏出血等病例，确有明显止血的作用并举出三个典型例子加以证实，不致使前人的宝贵经验白白流失，亦算是“古为今用”和“继承发扬”吧！（作者携本文参加1998年11月德国国际中医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交流会并在该学会会刊《中医学报》1999年第一季刊全文译载，后参加1999年4月省针灸学会年会交流，该文又在1999年《中华医学论文总集》刊出以及在1999年12月香港“第二届全球华人医学大会暨优秀论文大赛颁奖大会”上宣读，获大会“华佗杯创新发明金奖”；同时又获“1999年肇庆市科技优秀论文二等奖”。）
本文论述支沟穴乃治疗胁痛之常用特效穴。从典籍记载、韩绍康老师经验及黄建业30多年临床100多例的验证，足可证明。胁痛多由肝胆疾病所致，亦有因七情肝郁所致者，文中仅举三例说明：一为肝癌，一为肝炎，一为肝郁。病虽各异，但症相同，异病同治，均取支沟而治，或补，或泻，或导，则决定于针下气至情况而定夺。《针灸大成·标幽赋》载：“胁疼肋痛针飞虎”。（飞虎即支沟）之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曾刊登于2004年德国国际中医学会会刊《中医学报》上。）
本文论述外关穴乃治疗感冒之常用特效穴。外关，是手少阳三焦经与阳维脉之交会穴，又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针灸大成·杂病穴法歌》有“一切风寒暑湿邪，头痛发热外关起”的经验总结。韩绍康老师常用外关穴治感冒，效若桴鼓，每获良效。凡与外感有关的病证，皆取外关而治，疗效亦显，从1961年至1998年的37年中回顾2000多例统计，少数单用针灸治疗而愈；多数在针灸之后，配合中药治疗，更为满意。（作者携本文特邀参加2008年德国国际中医学会成立30周年学术交流会，并作讲座及当场示范，该文被录入德国国际中医学会会刊《中医学报》上。）
本文论述黄建业40多年来运用“韩氏一针候气法”治疗痛证的成功经验，从中选取较突出者五例做介绍。（作者携本文参加2009年在香港召开的广东省针灸学会第九次年会暨香港国际痛症大会，后又特邀参加德国国际中医学会成立36周年学术交流会，为与会者作讲座，并即席进行针灸示范及回答学员们的质疑，获得学会新旧会长与学员们的欢迎。本文后刊登于2014年德国国际中医学会会刊《中医学报》上。）
本文通过数十年来运用“韩氏一针候气法”治疗的几个典型的病例，阐明韩绍康老师生前提出的“针下八纲”理论。（2013年11月5日母校成立57周年，本文是年级同学聚会举行学术论坛时的发言稿。后收载入广州中医药大学60周年大庆时的献礼——《五九级奉献集》。）
本文记述了黄建业运用仲景伤寒六经辨证，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救治了一位因感冒发汗过度，而导致寒厥四逆重证患者的成功案例。（作者携本文参加1994年6月在秦皇岛召开的“全国内科临床经验交流研讨会”，该文收载入广州中医药大学60周年大庆时的献礼——《五九级奉献集》。）
本文记述了黄建业虚心向群众学习，综合运用三位民间医生的经验，在患者家属的密切配合与朋友的帮助下，花了一年多时间，用中草药为主，把一位晚期肝硬化的患者，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这也是他行医数十年来治愈的唯一一例晚期肝硬化的患者。（作者携本文参加1994年6月北戴河“第二届全国疑难杂症诊治学术研讨会”，该文载入大会论文集。）
黄建业退休后，被外聘到佛山市中医院当内科针灸专家，在带教实习生的工作中，发现他们的“三基”能力不够扎实，因而写了这篇文章，冀望学校、实习医院、实习生以及有关单位领导，都要重视和加强中医基础教育，认真学习、钻研和实践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四大经典”，以能培养既能继承、又能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将来能创建祖国新医药学派的中医接班人。（本文先发表于佛山中医院院刊《佛山杏林》；后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教育初探》录用；该文被用于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在梧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中医发展高级论坛”上作为书面交流，之后该文被刊登于《中国中医药报》，以“从针灸角度看中医基础教育”为题发表。）
黄建业几十年来诊断治病，每“独取一穴”细心体察必“针下气”，分清邪、正（营卫）进行候气针灸，并密切配合药物治病，遇到疑难病例，往往“内”“外”诊治结合，疗效满意。并列举了几个病例，加以说明。从而证明韩绍康先师“针灸可以指导内科”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与中医思维的高度。（这是本文作者继“试论针下八纲”后，续写的第二篇对韩绍康先师发展《黄帝内经》两个学术思想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深度与高度，值得深入思考、探讨与寻味。）
医案1 暑风感冒延绵月余未解案
尹某某，男，45岁，干部。患胃脘痛（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合并胃黏膜脱垂）多年，体质较弱，易患感冒，每年总会发生四五次。1978年秋，因感冒月余，经中西医治疗效果欠佳，延绵未愈。自觉头微重痛，微恶风寒，低热（37.6℃），怠倦，胃脘胀，时觉痛，查体脉浮略数而虚（76次/分），人迎一盛而躁，尺肤微温，病在手少阳。考《针灸大成·杂病穴法歌》：“一切风寒暑湿邪，头痛发热外关起”之经验，故取左手少阳之络与阳维之会外关刺之，无痛点进针，先透内关，候得“紧而疾”之邪气至而泻之，凡三往，头痛减，恶寒除，脘较适；续泻其邪，历一时许，针下已无邪气来至，但还有怠倦感，估计邪气还在卫分留连，引针至皮下，横卧其针，针尖朝上向心，以迎其卫分之风邪而夺之，怠倦亦随减，全身适而出针，不药而愈。针后年余，未再感冒。
［按］此例接诊时已入秋，然得之暑风感冒，暑多挟湿，更因其本有胃痛，摄纳较差，卫气亦虚，故易患感冒，虽经中西医治疗，药未中的，故延绵未愈。《灵枢·终始》篇云：“人迎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当取手少阳；又“阳维为病，苦寒热”，外关为手少阳与阳维之会，故当取之；而本有胃病在身，“阴维为病，苦心痛”，故先透内关以通手厥阴与阴维之会，标本同治。今辨治无误，尽泻其邪，故一针病除。
医案2 雷头风（慢性青光眼急性发作）头剧痛案
陈某，男，37岁，药剂师。1971年患“青光眼”，用乙酰唑胺内服及毛果芸香碱滴眼而缓解。1974年复发，左眼痛极难忍，连及左侧头剧痛如劈，伴恶心、呕吐，用过上药无效，曾肌内注射麻醉止痛药“美撒痛”（吗啡制剂）一支，缓解四小时后疼痛依然，要求针灸治疗。脉弦缓，人迎一盛，舌淡红，苔薄白。因思之，肝在窍为目。《灵枢·终始》篇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此病雷头风，属肝胆气郁之候，按经旨当“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又据《针灸大成·标幽赋》记载：“眼痒眼疼，泻光明于地五”之经验，可针光明与地五会两穴。胆络通于肝，“脏病府取”。还是遵循韩师之教，独取一穴，取左足少阳胆经之络穴光明刺之。从营置气，深刺至营分，历数分钟之久，未见气至，其痛依然。徐入徐出，导之，以催其气。少顷，针下觉有“紧疾”之邪气来至，疾而徐，急疾以虚之，“间不容瞚”。数秒钟后，目痛顿减；再候得邪气而泻之，数行，目痛尽失，头痛因除。针下已无邪气来至，乃去针。虽无针下寒之感，然已取“明乎若见苍天”之效矣！针后至今44年，病未再发。
［按］本案初发，以治疗性诊断而论，“青光眼”病当可成立；本病再发，用前药无效，更用麻醉止痛药只暂能缓解，可知其痛之剧也。初刺之数分钟内未见气至，补泻无凭；催导之后，遇邪气而泻之，疼痛立减；尽泻其邪而痛尽失。可证候气针灸确有其独特之疗效。同时亦可证实“胆脉络肝”，“肝开窍于目”之中医经脉脏腑生理之理论，实验有据。此例更证明针灸止痛之效果不亚于西药麻醉止痛之力。
医案3 血崩（功能性子宫出血）月经过多案
赖某某，女，45岁，教师。1990年夏来诊，面色萎黄无华，急性失血面容，不能坐，站立述诉，云月事特多，已旬余，每日需用卫生巾1～2包，血色淡红，夹有瘀块，倘一坐下，即血染凳面，经某医院妇科诊断为“功能性子宫出血”，用中西止血诸药未见改善。脉细数而弱（102次/分），寸口脉小于人迎脉而躁，舌淡白，苔白润。此脾虚失摄，证属血崩，病为手厥阴经脉虚。即取左手厥阴经之络与阴维脉之会穴内关穴刺之，候得“徐而和”之卫气至而补、导之，针后患者感心胸温暖舒适，面部微红，略似饮酒样感觉，下腹有收缩感，经血渐减，可安然坐下。再候取谷气而补、导之，心悸减（90次/分），若有所得，遂出针。急闭其孔，毋令气泄。再予大剂胶艾四物汤加人参、益母草、三七内服。次日复诊，已明显好转，少量渗血。继用归脾汤及食疗善后。
［按］此病属脾虚失摄所致崩漏，西医属更年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前医但用止血药而不止者，忽视了补气以摄血也。今导补内关穴而能止其血者，盖因内关穴乃手厥阴心包络与阳维脉之会，能治阴络而阴维脉失常之出血证。今诊得寸口脉小于人迎脉且躁，乃手厥阴经脉虚，当补之。针下候得谷气至后，行补、导法，令心胸温暖舒适，且面微红，略有饮酒样感觉，下腹有收缩感，为气至病所之征象也，以复其维系诸阴之职，使血归于胞络，经血旋止。此补气摄血之妙用也。
医案4 肠痈（慢性阑尾炎症急性发作）右下腹剧痛案
陈某某，女，24岁，护士。1996年冬，一天晚饭后，参加义务劳动，右下腹骤觉疼痛难忍，蹲在路旁呻吟。余见状，既往视之。诊其脉略数，右尺弦甚，观其舌，色红，苔黄稍厚，知病为胃肠湿热，病在下焦，而痛在右下腹，再按其右阑尾穴，酸痛甚，以“肠痈”论治。征得其同意，用随身携带之毫针为其治疗。取右足阑尾穴，刺之，人部候气，候得“紧而疾”之邪气至，疾而徐，泻之，其痛渐减，愁容顿收，呻吟止。待邪气尽，乃去针。自己可步行回医院休息（后患者追述，三年前曾患急性阑尾炎，用青霉素得到控制，故本次发病，拟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针后至今34年未再发作，一次治愈。
［按］本病例鉴于当时特定环境及条件，未能做腹部触诊及实验室检查，从后来追述的病史，及穴位切诊，以及采用特定的经验穴（奇穴），作出治疗性诊断，对本病的诊断，应该成立。而本案采用候气针灸法在特效穴治疗，尽泻其邪，对急性发作病例，一次而根治，取得满意疗效，一可证明奇穴之特效作用，二可证明候气针灸之特殊疗效。
以上4则医案收入“一针灵——独取一穴验案选之六”，参加1994年6月洛杉矶“第一届美国国际针灸、东方医学学术讨论会”大会宣读，获三等金奖。
医案5 肝郁胁痛（肋间神经痛）案
廖某某，男，48岁。月前丧弟，悲伤忧郁过度，致胸胁刺痛难忍，呼吸不畅，口苦口干，饮食少思，不得安卧，自我按摩无效，止痛药亦未能缓解，B超、X线检查提示肝肺未见异常。1995年10月，在参加某次工作会议期间，患者因疼痛难忍，心烦不宁，而离座卧床休息，他亦随之，因问其故，诉如上述。遂问其曾用过针灸否？答曰：“从未接受过针灸治疗，一者不大相信针灸之疗效，二者畏其痛也。”现因不堪其苦，只好强依之。诊其脉，弦劲有力，略数（80次/分），人迎一盛而躁，舌红略带紫色，苔薄黄而干。此病得自内因七情所伤，致肝气郁结，木郁不达，三焦不通，经络不舒，肝木乘脾，木火刑金之候。证属胁痛，过在手少阳。遵《难经》“实则泻其子”之旨，并借鉴《针灸大成》之经验：“胁痛肋疼针飞虎”。盖木之子为火，故取左手少阳三焦经之火穴支沟，选无痛点进针刺之。进针顺利，毫无痛苦，畏惧之心顿消；候得“紧而疾”之邪气而泻之，胸胁痛骤减，呼吸稍畅，精神稍舒，续候得邪气而尽泻之，呼吸通畅，胁痛大减，口中津液生，并渐有睡意，鼾声作而渐入梦乡，安然入睡历一时许。针下已无邪气来至而去针，脉亦较前和缓。醒来胁肋按之微痛，然精神舒畅，胃中知饥矣！当晚再刺右支沟，针下邪气已较前减，泻后神畅体适而安寐，为近月来所未有者。次日，心情舒畅，饮食知味，胸胁已适，为固其效，要求再刺一针。因从之，以遂心愿。再针左支沟，据针下虚实而调导之，再以“节哀顺变”喻之。自此，对针灸深信不疑。至今无恙！
［按］七情致病而致胸胁作痛，有如斯者，首遇之。盖悲忧伤肺，郁怒伤肝，而肝宜疏泄，木郁不达，一则可化火，木火刑金，胸为肺府，而肺主气，故胸中作痛而呼吸不畅；二则可横逆，肝木乘脾，故饮食少思；三则可自伤，肝脉布胁，经气不畅，故胁肋作痛；气滞血郁，故脉弦而舌带紫色；气有余便是火，邪犯三焦，故人迎一盛而躁；脉弦劲有力，肝郁之甚也。“实则泻其子”，故取火经手少阳三焦之火穴支沟刺之；候得邪气而尽泻之，故胸胁痛失，呼吸通畅，饮食复常，睡眠得安，心情舒畅，再喻“节哀顺变”导之，心病治心，去其病因，不药而愈！胁痛肋疼针飞虎（飞虎者，支沟也），《针灸大成·标幽赋》所载治胁痛的经验，又再验之。前贤不愚我也！（该案曾载入1997年《西江杏林》“独取支沟验案选”之二。）
医案6 臌胀（肝癌）胁痛案
莫某某，男，48岁，居民。1992年8月15日来诊。自诉刚从梧州市红会医院做CT检查回来，诊断为“肝内占位性病变（原发性肝癌）”。乙肝两对半检查为大“三阳”，黄疸（+++）腹水（++），腹胀（++++），胁下剧痛，触之拒按，凹凸不平，痛苦面容，面色黧黑，脉弦细数而虚，人迎一盛而躁，左关独弦。按《难经》所载“实则泻其子”法，当取手少阳之火穴泻之，再参照《针灸大成·标幽赋》所载“胁痛肋疼针飞虎”经验，取左支沟泻之。进针后，未见邪气来至，反觉有“徐和”之谷气续来，效法韩师治某君肝硬化腹水案之经验，待谷气来至而用“子午导臼法”导补之，其胁痛大减，浑身轻松，遂出针。
［按］一周后，德国国际中医学会主席Dr.C.H.HEMPEN（韩鹏博士），在广州市针灸学会韩兼善副会长陪同下来封开访问，应韩博士要求做临床病例交流。黄建业约此案患者到封州楼，仍取左支沟泻之，当候得紧而疾之邪气至时，行疾徐补泻法泻之，令邪气减，胁下适，肢体轻松而去针。
患者已属肝癌晚期，后虽不治而病终，然取支沟刺之，视其针下气至情况，不管用疾徐补泻法泻其邪气，或用子午导臼法导补其正气，均可取得暂时缓解癌痛之疗效。众云“肝无补法”，大多如此；但从此案来看，刺支沟而治肝病，遇正气而导补之，取得较好疗效，可见非绝对之理。又从“外诊八纲”分析，本属实证当泻，而针下无邪气来至，而不能泻之，反见正气来至，导补之而适；第二次针灸时，针下所至为邪气，泻之而适。可见“针下八纲”较之“外诊八纲”更为深入、正确也。由是可见，韩师之“针下八纳”可验证、补充、修正“外诊八纲”此论，实真知灼见。《针灸大成》所载刺支沟治胁痛之经验又一次得以证实。（本案曾载入1994年《全国内科临床经验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中。）
医案7 暑热入里之重感冒案
梁某某，男，27岁，农民。1978年7月6日早上经门诊收入院，由黄建业医生接诊以中医治疗。其当时正带教广州中医学院1975级大专班学生毕业实习。患者步行入院，急性重病容。自诉于4天前劳动后出汗，冷水抹浴，汗闭而头痛，但发热，不恶寒，倦怠。溺微赤。次日经当地卫生站治疗，服药呕出，自用“枫寄生、陈皮”煎饮而呕止。然发热仍高，体温39.3℃，头痛如裹，汗出热不退，胃呆，大便溏灼，口淡而干，渴不多饮，面红目赤，舌红中裂，苔白厚而干，脉洪数，人迎三盛而躁。
此病感暑挟湿，暑热入里，热邪伤津，邪留三焦，病在手阳明经（西医属“重感冒”。因无流行病学资料可证，故未能诊断为“流感”）。病但发热不恶寒者，邪已入里，当刺手阳明；但考虑湿邪仍恋三焦，参考《针灸大成·杂病穴法歌》所载“一切风寒暑湿邪，头痛发热外关起”之经验，舍枢不能开阖，故仍取外关透内关，以透达暑热入里之邪及开启三焦之闭郁；于上午9时30分行针。遇邪气而尽泻之。针后汗出，热减至39℃，头痛如裹之感解除，神清气爽。再予新加香薷饮合白虎加苍术汤加减内服。药后汗出，体温降至38.5℃，头痛缓，怠倦减，口甘。下午4点，头痛较针前减轻。再予中药一剂，以黄藤代黄连（缺药），加佩兰，减香薷、银花。并用中西草药制成之针剂“去痛一号”协助退热，口服“流感合剂”（三桠苦，山芝麻，竹叶、毛冬青）。试验室检查提示：白细胞计数为8.2×10 9 /L，肝功能正常。次晨，患者大便溏而不灼，舌红裂苔白厚，脉弦细数。暑热已减，湿重于热，邪仍留连三焦，改予清暑益气、去湿生津之剂，上方减香薷至3g，加太子参、石斛各15g，茅根25g，2剂，上、下午分服，并于晚上亥时（10时15分）三焦经气旺之时，再刺外关透内关，尽泄其留连三焦之邪（遇邪气乃泻之，遇正气则导之）。7月8日早，热退至正常（体温37℃），神清体适，苔白稍厚，舌淡红，脉缓，人迎寸口齐等，诸症失，病告愈出院。
［按］《灵枢·始终篇》云：“人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可取手阳明之合谷穴刺之，但又据《针灸大成·杂病穴法歌》所载“一切风寒暑湿邪，头痛发热外关起”之宝贵经验，可不拘于人迎一盛，或二盛，或三盛而躁者，只要是六淫外邪致病而有“头痛发热”者，均可取外关而起。本例得以证之。倘无针药配合，料未能令病早愈，此亦“一针二灸三用药”之要妙也！
医案8 暑温内陷心包案
植某某，男，8岁，南丰镇富盂管理区人。1968年夏，因患流行性乙型脑炎住院治疗。入院当日，高热（体温41℃），昏迷，间有抽搐，邀黄建业医师会诊。诊见患者体若燔炭，坦腹，昏睡，正在补液；脉细数，呼吸促，舌绛，苔少；颈硬，浅反射消失，巴宾斯基征反射阳性；白细胞计数15.0×10 9 /L（中性粒细胞85％）；脑脊液微浊，压力偏高（1.80kPa），白细胞增加（500），糖及氯化物正常，蛋白稍偏高（0.5g/L）。寸口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阴。此正如叶天士所云：逆传心包之暑温证，到营犹可透热转气。取左外关透内关，候得邪气而泻之，约半时许，针下邪气信息已减，患儿眨眼，眼神较活，病有转机。出针后即令其母煎取“清宫汤”［玄参10g、莲子心1.5g、竹叶卷心6g、连翘连心10g、犀角尖3g（磨冲）、麦冬10g］原方加板蓝根30g，安宫牛黄丸1只，分多次胃管灌服，加西瓜汁频频鼻饲。继续西医治疗予肾上腺皮质激素、抗生素及板蓝根注射液，林格氏液以及肛管注入水合氯醛等。
次日，患者病情明显好转，神志比较清楚。体温降至39℃，脉细数（105次/分），舌红绛，苔薄黄润，寸口一盛而躁，小便利，索粥食。西药同前，仍刺外关透内关，邪气已较昨日减弱，泻后，神情较针前清爽，体温降至38.5℃，再予清宫汤加板蓝根20g，太子参15g，安宫牛黄丸1只，分次鼻饲，并继续鼻饲西瓜汁和粥水。
第三日，患者体温降至38℃，可扶起倚坐床上，大便1次，寸口脉稍盛，舌略绛，脉略数（92次/分），再刺外关透内关，邪气已明显减弱，针后神爽，改服清营汤合生脉散原方：犀角3g（磨冲），生地黄15g，玄参10g，竹叶卷心3g，麦冬10g，丹参6g，川连5g，金银花10g，连翘卷心6g，太子参15g，五味子5g，西洋参5g。安宫牛黄丸1只（去鼻饲管），分两次服。西药停用水合氯醛和林格氏液，葡萄糖加维生素C。
第四天，患者已基本清醒，体温37.5℃，室内可扶行。西药减用激素，维持至1周，抗生素用1周亦停药，改用能量合剂，并继续静脉滴注葡萄糖加维生素C，中药用王孟英清暑益气汤加减（西洋参、麦冬、川连、竹叶、莲梗、知母、粳米、甘草、谷芽）。患者神智清爽，可进半流饮食。共针灸3次，服用安宫牛黄丸3只，住院8天痊愈出院。后追访，无后遗症，智力恢复，回校上学，成绩在中上。
［按］清代叶天士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此之谓也，早期昏迷，应用外关透内关，候气补泻以透其暑温内陷心包之邪，对“乙脑”及其他中枢感染，“邪陷心包”之病证，令其早愈及防止后遗症之发生，当有一定作用，值得探讨。
《灵枢·终始篇》云：“脉口……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当刺内关以泻包络之邪，此直折之法也，韩师曾用此法，针药并治，治愈过此类病证。然考叶天士《温热论》中之启示：“到营犹可透热转气”，故取外关透内关，使内陷心包之暑温邪气从营透出气分达于三焦而逐层清泻之，更为上着，此《黄帝内经》“从阳引阴”之要妙也。三刺外关而效若桴鼓，可为之证，故书不可死读也。（医案7和医案8两案曾以“热病验案两则”参加北京“九五年基层中医热病临床经验交流会”书面交流，并获大会优秀论文奖。）
医案9 少阴病寒厥重证（重度休克）案
候某某，女，46岁，农民。1971年10月26日下午病重，其家人到当地卫生站急呼出诊，乡村医生赵某某出诊后见病情危重，即打电话邀黄建业医生会诊。时已下班，待骑单车至6千米外的农妇家，已是黄昏。见患者蜷卧床上，厚被裹体，精神萎靡，语声低怯，由家人代述，云患者体质素虚，两天前因感冒，请社区医生诊治，因过汗，致大汗淋漓，遂至于此。诊其舌，淡红少苔，切其脉，微细而弱，四肢厥冷至肩髀，听心音低，每分钟56次，一日未进饮食。观其脉证，身体虚弱，更因过汗伤正，汗为心液，阴液先伤，继损及阳，至阳衰而现寒厥重证。与仲师在《伤寒论·少阴病脉证并治》篇中所述“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之总纲相符，故当属少阴病无疑。仲师又在《伤寒论·厥阴病脉证并治》篇中第354条指出“大汗，若大下利而厥者，四逆汤主之。”厥冷至肩、髀，病属少阴寒厥重证，当以四逆汤为治。然考虑天色已晚，离医院较远，一时难救近火，即令乡医为其肌注“强尔心”1支，静脉推注50%葡萄糖40mL加维生素C 1g，并问可否找得高丽参？其家人云：“可。”即取10g炖服，继处以重剂四逆汤加高丽参1剂，方中附子30g、干姜10g、炙甘草10g、高丽参10g（另炖和服）。当晚，患者经上述治疗及服独参汤后，精神好转，可答话，索粥食，且厥冷又退至肘、膝，料无生命危险，故未即取药予服，次晨始来配方。药后，厥冷退至踝、腕，可进稀饭二碗，并下床活动。
第三日复诊，患者脉较前有力，精神较爽，未大便，但口干，舌淡红，中微干，稍觉烦躁，脚挛急。此阳气渐复而阴津未得濡养，仍予上方减其量，加白芍，并加猪胆汁、童便以和其阴，方用：附子25g、干姜6g、炙甘草8g、高丽参8g（另炖和服）、白芍30g、猪胆汁（干）5g（溶化）、童便50mL（和服）一剂。药后，厥冷已除，烦躁、口干、舌心干、脚挛急诸证均减，已大便，舌淡红，脉渐趋正常。
第四日三诊，处方附子15g、干姜4.5g、炙甘草6g、高丽参5g、猪胆汁（干）3g（溶化）、童便30mL（和服）1剂。药后，阳气得复，阴津得养，食增，寐安，烦躁、口干、舌干、拘挛诸症征悉除，并可到户外活动。
第五日四诊，见诸症已失，神情已趋于常，唯尚少气、食少，心悸，再予轻剂四逆汤合四君子汤调理善后，方拟：附子10g、干姜3g、炙甘草6g、生党参30g、白术10g、茯苓15g，告愈。
后乡医来告，已能做家务劳动及轻农活，举家欣幸。
［自按］医圣仲师在《伤寒论》218条中明告曰：“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此为少阴病之总纲。本案因过汗先伤气阴，继损及阳，遂至脉微细，蜷卧被裹，神靡声低，符合本纲辨证，无厥阴病之“厥热往来”，故当属少阴病。因其阳气衰微之甚，故厥逆至肩、髀，属少阴寒厥重证，须用大剂之姜、附以助阳气之回复。鉴于当时之条件，只好先注射强心剂以壮其心阳，并以独参汤救其虚弱之元气，继予重剂四逆汤加人参扶其衰微之阳气，俾厥逆渐退。药后，阳气渐复而阴津未得濡养，故现脚挛急，口干舌干诸症，用猪胆汁、童便苦甘咸寒之品以养其阴津而安。待阴阳气得复，其胃气尚虚，故减其量而合四君以使脾胃之气健运，遂收全功而愈。此仲师垂教之功也，愿同道善为今之用。（该案曾参加1994年6月“全国内科临床经验交流研讨会”书面交流，并载入大会论文集。）
医案10 臌胀（晚期肝硬化腹水、胁痛、黄疸）案
莫某某，女，45岁，农民。1974年6月25日门诊。诉黄疸、腹水一个月。身体羸弱，身目俱黄，晦暗，面色黧黑。自觉腹胀、短气，倦怠，食少，心悸。诉胁痛，小便不利，月经失调。舌淡紫红，苔黄稍厚，肝掌，蜘蛛痣数颗，无明显出血点，脉弦细略数而涩，人迎一盛而躁，体温38℃。触诊肝上界第六肋间，肝下界肋下6cm，压痛（++），表面不光滑，脾大肋下3cm，压痛（+），腹壁静脉怒张，腹围90cm，蛙状腹，腹部叩诊移动性浊音。A超检查：密集微小波及分隔波，膈下液平反射。生化检查：黄疸指数60U，脑絮（+++），麝香草酚16U，硫酸锌浊度20U，谷丙转氨酶2080nmol/（s·L），血清总白58g/L，白蛋白26g/L，球蛋白32g/L，A/G比例倒置0.81∶1，而丙种球蛋白为0.28，白细胞4.5×10 9 /L，红细胞计数2.5×10 12 /L，血红蛋白80g/L，尿胆原（+）。
数年前曾患黄疸型肝炎。此病属臌胀、胁痛、黄疸（①晚期肝硬化腹水合并黄疸；②慢性活动性肝炎）。黄疸虽退，然肝病犹在，迁延日久，酿成臌胀。中医责在肝脾肾与三焦，气血积结，三焦不利。急则治其标，患者以腹胀为最苦，实腹水为患，故当以腹水为标。《黄帝内经》治水有三法：“开鬼门”“洁净府”“去宛除莝”。此非风水，故开鬼门之法非其宜也，当以洁净府为法，用中药疏肝利胆，运脾去湿，清热解毒，活血去瘀、利水退黄及西药护肝解毒利尿药治疗1月，肝功能明显改善，但腹水始终未消，量腹围仍有89cm。本欲举荐他医，然受其儿子精诚之孝心所感，黄建业医师遂痛下决心。改用“去宛除莝”法，逐水消胀。
借取当地某老中医经验，用藤黄泻水。然藤黄为峻泻之药，有毒，遵《神农本草经》之旨：“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用藤黄4.5g，槟榔10g，牵牛子30g、猪苓30g、青皮10g，一剂煎服，未见泻下。次日藤黄加至6g，仍无反应。第三天，藤黄加至10g，并加甘遂末1.5g吞服，余药同前，分两次服下。服药半剂，约2小时，即现腹痛，呕吐，并开始泻下，初硬，后溏薄，继为稀水样大便，共3次，腹胀大减，并有倦意，按医嘱服下已备好之热稀饭一碗，利即止，腹痛，呕吐亦止，短气心悸亦随减，精神较爽。止后停服。腹围82cm。
次日，继予中草药小叶半边莲30g煎服，并加西药双氢克脲塞利尿及氯化钾补钾，至腹水尽，腹围恢复至78cm。中药继用前法及西药护肝解毒。以后曾两度出现轻度腹水，亦同样用小叶半边莲及双氢克脲塞解决。
腹水之急解决了，第二难题便是黄疸。患者自黄疸出现，至今已两个月，色黄晦暗而黧黑属阴黄，然舌紫淡红，苔黄稍厚为血虚肝郁，脾胃湿热。故初用附子茵陈汤合活血去瘀、通利三焦之三七、鳖甲、猪苓、薏苡仁等，肝功能虽有好转，然腹水、黄疸仍在。今腹水已消，而黄疸未退，遂采用民间验方——射干牛肉汤。用射干茎叶（鲜者50g，干者15g）煲黄牛肉（缺则用雌鸡肉）100g，煎水服（饮水食肉，可酌加红糖适量同煎，调味食肉），连服30天，每天1剂。间用金菜头（黄花菜根），鲜者50g，煲瘦猪肉100g（饮水食肉）。服至第20天，黄疸始退，1个月后，肝功能基本正常，低热亦退。
第三个难点就是肝硬化。于是采用某乡村医生之验方，用榕树寄生（干者）30g煲猪胰子一条（去油）或猪肝100g，每周2次，连服1年。并连续服用肝太乐、维生素C复方蛋氨酸胆碱片等护肝、解毒，消除脂肪肝的西药，间服活血去瘀、疏肝运脾、益气养肾阴之中药，如逍遥散加三七、鳖甲、牡蛎等调服。
自黄疸消退后两个月A超复查，仍有较密波及分隔波，触诊肝于肋下5cm，脾于肋下2.5cm可触及。生化检查：黄疸指数10U，脑絮（+），麝香草酚8U，硫酸锌浊度14U，谷丙转氨酶583nmol/（s·L），血清总蛋白62g/L；白蛋白32g/L，球蛋白30g/L，A/G=1.1∶1；白细胞计数6×10 9 /L，红细胞计数3.0×10 12 /L，血红蛋白9.5g/L，尿胆元（-）。腹围维持在78cm左右，生活可自理，并可协助料理家务。半年后，已下地干活，从事轻度体力劳动；以后数年，坚持服用肝太乐、维生素C及间服复方蛋氨酸胆碱片、肌苷片，间服榕树寄生煲猪肝，追访25年，仍健在，并操持家务，带小孩。（1994年6月25日，B超复查已无肝硬化声像，肝脏回复正常，肝功能亦已正常，“两对半”全属阴性。）
［按］臌胀（肝硬化）一证，出现腹水，已属晚期证候。《内经》云：“腰以下者，但当利其小便”。用之1月而未效者，以其肾气已虚，三焦力匮，转枢无能，故利其水而不消也。越利水越伤其阴。只好背水一战，“去宛除莝”，用泻下逐水法乃效。本案用藤黄，得之前辈老中医之经验，用之效神。于用量方面，亦遵《神农本草经》之言，从少到多，病去即止。腹水一泻，三焦复通，肾气因和，再用利水之法，其余之胀及以后两次反复均得而治，此其一。
黄疸居2月未退，后又用民间之单方验方之射干及黄花菜根而退者，此属阴黄，以辛微温之射干合甘辛微温之黄牛肉共煎服用，以温脾疏肝去湿而退黄，合甘寒之金菜根及甘平养阴之瘦猪肉，凉血利水，成反佐之功，共奏退黄利湿之效，此其二。
再加清热解毒，疏肝运脾，活血去瘀，利胆退黄及温肾、利三焦之中药与护肝解毒利胆除脂之西药长期服用，并服食甘平微涩、通经活络去癥积之榕树寄生与甘平健胃消食之猪胰子、养肝补血之猪肝，共奏养肝运脾、消癥化积、养肾利三焦之效，使腹水及黄疸退而不复，肝脾健运而寿延至今，此其三也。患者延至今日，非一人之能，仲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精神，实堪为师表；而其子女之悉心护理，孝顺长辈精诚之心和密切配合，亦为治病成功之重要一环。（该案曾参加1994年6月北戴河“第二届全国疑难杂症诊治学术研讨会”书面交流并载入大会论文集。）
医案11 胃脘痛（胃窦溃疡）案
罗某某，男，54岁，广西桂平人。患胃脘痛多年，1987年5月就诊。近半年来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反复排黑便，曾在广西多间医院就诊，未能控制。就诊前曾到梧州地区医院胃镜检查，发现胃窦部近幽门处有蚕豆大溃疡面。患者面色萎黄，舌淡紫红，舌中有中度纵行裂纹，苔白，脉弦略数而虚，寸口少于人迎而躁，查体上腹痛拒按，饥饿时刺痛，食后胃胀，时反酸。此脾虚胃热，阴络受伤，肝胃不和，手厥阴经脉虚，黄建业医师予先刺内关，候得谷气而补之、导之，令患者胃脘及面部温暖，便出针，并予香砂六君子汤加三七、白及、高丽参。如上针灸、中药3天后，黑便止，胃痛缓。继予改进的家传良方“胃药散”（珍珠层粉、双料喉风散、橙皮油、洋参胶囊、三七末）治疗1个疗程（2个月量），每于痛前半小时服用，每天3～4次，用唾液润湿后慢慢吞下。1周后，胃痛止，但食后胃仍有胀感。于服胃药散后第50天，患者到梧州地区医院复查，溃疡已愈合。
［按］“胃药散”原方由淡海螵蛸、正梅片、橙皮油组成，乃黄建业的父亲自创之经验良方，数十年来曾治愈溃疡病患者逾百人。自黄建业从医后，临床验证，疗效不错。因加工过程繁复，后以珍珠层粉代替海螵蛸，以双料喉风散代替梅片，并根据“久病多虚”及“久病入络”的理论，加入洋参胶囊（取末）及三七末，以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止痛，疗效更佳（如胃寒者，加入八角九里香油）。一般服药一周痛止，两个月溃疡可愈（轻者五周可愈）；溃疡愈合后，还要健脾胃，补气血，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但必须注意饮食宜忌（忌酸、辣、冻、硬及过甜、过咸食物），勿过饥过饱，戒暴饮暴食，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进食有营养、适寒温、易消化的食物，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并注意情志调摄，不然容易反复发作。用此法治疗百余例患者效果满意。方中珍珠层粉味甘微寒，补脾镇肝和胃为君；梅片（喉风散中主要用其梅片）辛凉，清热埋口生肌，佐珍珠层粉促进溃疡愈合，为臣；橙皮油辛微温，芳香健胃，行气止痛，西洋参甘微苦微寒、益气养阴，三七甘苦性平、活血通络止痛为佐使，共奏补脾健胃和肝活血行气、通络止痛之效。
医案12 肺热喘咳致心阳衰微案
邓某某，男，5岁，南丰镇时学村人。于1967年秋，以“支气管肺炎合并心力衰竭”收入院，住重病房，刻诊患儿烦躁不安，呼吸喘促，面色苍白，脉疾而弱，脉搏数不清，呼吸48次/分。查体两肺干湿啰音，心率速（180次/分），体温40℃，四肢冰冷，喘息抬肩，痰鸣。黄建业医师先刺患者天突穴，进针后，沿胸骨柄后缘刺入，其喘息立止，神情较安。出针后，即从静脉滴注抗生素及地塞米松等，肌内注射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西地兰）0.4mg，按常规分3次注完。即取西洋参5g炖服，并加正熊胆0.3g（溶化），慢慢灌服。服后，呕出浓痰一茶杯，痰鸣骤减，病情很快得到改善。次晨心率已降至120次/分，干湿啰音减少，呼吸36次/分，睡眠安宁，神色较红润，中药予麻杏石甘汤合生脉散（西洋参用5g）并加青天葵、大青叶、百合1剂，西药停用西地兰，其他照前。第三天患者病情已趋稳定，抗生素用至第五天，中药宗上方加减，去大青叶加苍术，查体干湿啰音消失，呼吸音粗，病情基本控制，体温37.5℃，呼吸25次/分，心率90次/分，家属要求出院。转门诊继续治疗两天，带药两天，出院。
［按］支气管肺炎合并心力衰竭一症，必须正确掌握病机，密切注意病情变化，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才能逆流挽舟，化险为夷，不然，坐失病机，或救治不得法，亦难于幸免。曾看到一些病孩，就诊时已奄奄一息，延误了抢救时机，纵花九牛二虎之力，往往叹息回天乏术！
西洋参一味，对早期心阳衰微，疗效显著，黄建业曾以一味西洋参救治一例曾注射西地兰后一天内未见转机的两岁病孩的生命。此药微苦甘微寒，清肺热而养肺阴，补元气，固虚脱，对肺炎津气已伤，损及心阳者，可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以进口者良，野生者更佳。若兼痰热壅盛者，可入苦甘微寒之熊胆，以清热化痰，通窍解闭，其效更神。二者与西药西地兰同用，更相得益彰。
医案13 急性乙型肝炎案
黄某某，男，38岁，医生。有慢性迁延性肝炎史17年。1977年春，因与乙肝患者密切接触，并饮葡萄酒小半杯，自觉全身乏力，食少，难寐，胁痛，口苦，小便短赤。1977年4月6日到肇庆市一医院检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谷丙转氨酶（GPT）606U，拟诊为急性乙型肝炎建议住院治疗，未从。自用清热解毒、疏肝去湿之药物内服，如板蓝根、茵陈、田基黄、贯众、甘草等，另用野芫茜煎水服，并对症使用肌苷、肝太乐、维生素C等，治疗后小便短赤及倦怠稍减，但胃脘及肝部不适，去贯众、田基黄、改用复方三桠苦汤（三桠苦、茵陈、板蓝根、甘草）加苍术、砂仁、党参、三七，连服10剂，继续口服肝太乐、维生素C。又接受某乡医提议，连用两剂鲜野芫茜500g（不足用鲜崩大碗补足），生甘草30g煎水服。小便较清，胁痛缓，倦怠减，食增，寐较安。1977年4月14日在南丰医院B超检查提示：肝波较密，微波二级，其中可见2～3个低中波并触诊“肝上界于6肋间，肝于肋下1cm；脾于肋下1cm”，疑有肝硬化可能，建议到广州检查。1977年4月16日南丰医院检查室查得谷丙转氨酶1000U（正常值为100U以下），高田氏反应试验阳性，脑磷脂胆固醇絮状反应（CFT）阳性。
于1977年4月20日在广州红会医院实验室检查示：HbsAg阴性，GPT482单位，CFT阳性，麝香草酚临床试验（TTT）2U，硫酸锌浊度试验8U。在广州约1个月，继续每天用三桠苦、甘草煎水服（偶然加入崩大碗），并口服肝太乐，维生素C片，先后在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及广东省人民医院检查提示：HBsAg均属阴性，GPT逐渐下降，至5月11日返回市五医院检查，HbsAg阴性，GPT正常，CFT阴性，TTT2单位。诸症消失，临床告愈。半年后于10月26日到中山医学院复查：HbsAg阴性，抗Hbs阳性（已产生乙肝表面抗体）。一直维持了8年多。至1986年4月21日到中山医三附院复查，抗HbsAg仍属阳性，但至1987年12月15日再复查，则表面抗体消失（HbsAg、HbeAg、抗HbeAg及抗HbcAg均属阴性。）后连续注射两次乙肝疫苗，使HbsAg抗体一直维持到现在（第一次注射维持抗体达3年；第二次达6年以上）。
同时，在这一案例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在服完复方三桠苦汤后，曾一度出现阳痿，用黄精30g煲生鱼一条（150～200g）一次便得到恢复正常。第二，在产生表面抗体的同时，检测出免疫功能低下（E玫瑰花结形成率39%，正常为40%～60%），并发现易感冒。服用一个多月的复方灵芝饮（灵芝菌、党参、黄芪、黄精、红枣、煲肉类食）后，免疫功能明显提高（E玫瑰花结形成率72%）。易感冒的现象明显减少。第三，在1994年11月8日，B超发现肝门静脉内径达1.8cm后，服灵芝菌孢子粉（每天1g，加等量三七末同煎滚15分钟），共60g，21个月后肝门静脉内径回缩至1.2cm，维持了9个月，至1999年11月22日复查为1.4cm。
［按］复方三桠苦汤，方中三桠苦，为芸香科植物三桠苦的药用根茎，味苦性寒，清热泻火，解毒止痛为君药（药理实验及实践证明，对流感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它所抑制的病毒是否与乙肝病毒有关，值得探讨）。茵陈、板蓝根，清热泻肝利胆解毒为臣；甘草泻火解毒为之佐使。对急性感染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患者的阴转，有一定作用。复方三桠苦汤，属苦寒之剂，其副作用除影响胃肠外，对肾功能尚有一定影响，长服可导致阳痿，但黄精煲生鱼对治疗阳痿有一定作用，除本例有效外，介绍过其他患者服用，同样有一定疗效，对胃肠的影响，用苍术可以解决。复方灵芝饮之灵芝菌是解毒扶正之品，药理学谓其可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加黄芪、党参、黄精、红枣、补益气血之品更增其效。而其孢子体更为精品，加三七末服用，对肝门静脉内径有较明显之回缩力，可改善体内微循环，从而降低肝门静脉之压力，对防治肝硬化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