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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最清楚的书是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在墨西哥城偷来的那些，以及二十岁时，军事政变发生后的几个月，在智利买的那些。墨西哥曾经有一家极好的书店，名叫水晶书店，位于阿拉梅达大街。书店四壁连同屋顶都是用玻璃搭建的。整个书店就是玻璃和钢架结构。从表面看来，在那里偷书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的诱惑战胜了谨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到底还是去了。落到我手里的第一本书是皮埃尔·路易的诗集，小小的一卷，纸张薄得像印《圣经》用的那种纸。我不记得那部集子是《阿芙洛狄特》还是《碧丽蒂斯之歌》了。我只记得对于当时不过十六岁的我来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皮埃尔·路易俨然变成了我的导师。后来我又偷了几本书，分别来自马克斯·比尔博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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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伪君子》）、尚普弗勒里
、塞缪尔·佩皮斯、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还有墨西哥作家鲁尔福和阿雷奥拉，他们当时正活跃在文坛，尽管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就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在某个寻常的上午，从芜杂的迷子大街上（这条街我在现今的墨西哥联邦区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就好像这条名叫“迷路的孩子”的街道只存在于我的想象里，又或者这条街连同街上的下沉式商铺和各色街景真的迷失不见了，如同十六岁时的我迷失了自己）找到他们的书。在那些薄雾般的日子里，在一次次隐秘的突击中，我记得偷来的书有很多都是诗集，作者包括阿马多·内尔沃
、阿方索·雷耶斯
、雷纳托·莱杜克、希尔韦托·欧文、韦尔塔、塔布拉达，还有一些诗集的作者是美国人，例如《威廉·布思将军进天堂》的作者，伟大的维切尔·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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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部小说将我带离了地狱，又送了回去，那就是加缪的《堕落》。在我的记忆中，一切和它有关的事情都仿佛笼罩在幽灵般的光线下，或说是黄昏凝滞的光线下。我读了这本书，狼吞虎咽地读完了它，周身被墨西哥城绝妙的晨光照亮，那是（或曾经是）一种红绿相间的光芒，环绕着这道光芒的是一片嘈杂，那时我置身于阿拉梅达大街上的一家银行内，身无分文，却有一整天的空闲，或说有一辈子的空闲供我随意挥霍。自从读了加缪，一切都不一样了。我还记得那本书的样子：字很大，就像幼儿识字读本，页数不多，硬皮精装，封面上是一幅吓人的画，这样一本书太难偷了，我不知该把它夹在胳肢窝下还是藏在背后——那天我又逃学了，校服上衣完全遮盖不住这本书的形状。最后，我干脆把它拿在手里，当着水晶书店所有员工的面，堂而皇之地从书店走了出去。这是实施偷窃的最佳形式之一，我是从埃德加·爱伦·坡的一则故事里学到的。从那时起，从那次偷书之后，从那次阅读之后，我从一名谨慎的读者变成了一名贪婪的读者，从一个偷书贼变成了抢书人。那时候我什么都想读，在天真的我眼中，这意味着去爱，或说试着去发现，那种无常的机制，那种曾经让加缪作品中的人物接受坎坷命运的东西。和我提前设想的种种情况相反，我的抢书生涯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收获颇丰。但有一天，我还是被抓住了，所幸不是在水晶书店，而是在地下室书店。这家书店位于（或原先位于）阿拉梅达大街对面的华雷斯大街上，店如其名，是一间庞大的地下室，里面堆满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巴塞罗那运来的最新图书，每一本都闪闪发光。我在那里被抓住的场面相当不光彩，就好像书店里的武士为我的人头开了价一样。他们威胁说要把我驱逐出境，要把我带到地下室书店里的地下室痛揍一顿，在我听来，这一说法就好比一群新派哲学家内部交流有关毁灭之毁灭的看法。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们还是放了我，但放我走之前没收了我身上带的所有的书，其中就有刚才提到的《堕落》，所有那些书都不是从他们店里偷的。不久之后，我就去了智利。如果说在墨西哥我能遇见鲁尔福和阿雷奥拉，那么在智利我也应该能遇见帕拉和林恩，然而我只在散发着催泪弹气味的夜里，看见了行色匆匆的罗德里戈·利拉
。随后，政变来临，我游走在圣地亚哥的书店间，以这种廉价的方式排解无聊与疯狂。不同于墨西哥的书店，圣地亚哥的书店里没有多少店员，往往只是一个人打点一切，这个人通常就是店主本人。我在那里买了尼卡诺尔·帕拉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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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装置集》，还有恩里克·林恩与豪尔赫·泰利尔的书，这些书我没过多久就丢失了，但阅读它们对我而言是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尽管至关重要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这些书帮助了我，让我能够正常呼吸，但呼吸也不是那个恰当的词。在造访这些书店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店员的目光，有时就像是被绞死之人的目光，有时又浑浊得像熬过夜，糊着一层眼屎样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眼屎。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没有比圣地亚哥的那些书店更孤独的书店了。我在那里一本书也没有偷。那里的书十分便宜，我完全可以自掏腰包。在我造访的最后一家书店里，店主（一名四十来岁的又高又瘦的男子）在我逐一察看一排法国小说旧书时冷不丁问了我一句：如果一位作者向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推荐自己的作品是否合情合理。说这话的时候，他站在一个角落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处，喉结格外突出，每当他开口说话，喉结就会上下颤动。我回答说，我不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我们说的是哪些被判刑的人？我问。书店老板看了我一眼说，他真真切切地知道有不止一位小说家会向死刑犯推荐自己写的书。而后他说，我们所谈的是绝望的读者。我是最不该说这话的人，他说，但要是我不说话，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说。如果您要送一本书给一名死刑犯，您会送哪本？他问道。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书店老板说，这太可怕了。绝望的人会读什么书？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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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书？您能想象阅览室里有一名死刑犯吗？他问。我完全想象不出来，我说。这很正常，您还年轻，他说。而后他接着说道：那场面就好像是南极洲，不像北极，而是像南极。我想到了阿瑟·戈登·皮姆
，但我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我们来看看，书店老板接着说，谁敢把这本小说放在一名死刑犯的膝头？他举起一本颇有些名气的书，而后把它丢进了一只带耳筐里。我付了钱，然后就走了。当我转过身，背对着这位书店老板时，我不知道他是笑了起来还是痛哭失声。我走出书店来到街上，听见他在我身后说：谁敢尝试这样的壮举？而后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明白了。
[1] 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作家、漫画家。《幸福的伪君子》原书名为 The Happy Hypocrite 。
[2] 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美国诗人，其创作意图复兴诗歌的音乐性质，被认为是现代吟唱诗之父。《威廉·布思将军进天堂》原作名为 General William Booth Enters Into Heaven 。
[3] 原书名为 Obra grue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