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主义

我不思考，我只撕咬。 对于阿兰·儒弗瓦 而言，所谓先锋艺术家就是要第一个冒险，第一个跃入水中，就是要让爱与冒险这台傻瓜机器全速运转。阿兰·儒弗瓦认为（在这件事上他和情境主义者达成了一致），先锋艺术家尤其要颠覆日常，改变周遭并自我改变。 我不撕咬，我只自我抓挠 。为此需要具备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从而幸存，从而创造和传播1928年的墨西哥新诗歌：一场并未发生在大革命之前却随着革命一起走向消亡的运动。可口的1920年代，维多夫罗 与勒韦迪 玩在一起，双指并拢抽对方的胳膊；巴勃罗·德·罗卡 描绘出20世纪最美的鲸鱼，多年后成为他自杀时用的那把手枪；阿尔韦托·伊达尔戈 和博尔赫斯合编选集（伊达尔戈死时还在自嘲他的贫困与被人遗忘的命运，博尔赫斯还在当众开阴森的玩笑）；奥利维里奥·希龙多 那时还是一名舞者，后来成了好莱坞的一名演员；巴列霍还想着丽塔；十七岁的奥肯多·德·阿马特 写出了他的五米长诗，后来他再也不写诗了；马丁·亚当 ^[1] 写下了《纸板房》的结尾，几个恐怖分子模样的年轻人（他们还真就是恐怖分子）从美洲各地冒出来，聚在一起写诗。面对这部作品，那些在1940或1950年代写成的东西（更不用说1960年代了，那时事态似乎再次萌芽），显得格外令人作呕，但所幸（幸运是相对于坏人而言的，正如博斯克和比利小子 所言）涌现出一批新的诗人和／或散文家，他们肩负着为历史带来几抹亮色的使命，最后所有人殊途同归。 我已经厌倦了自我抓挠，我还是离开为好 。在墨西哥，尖锐主义者离开了，“当代派”留下了，平和回到了它的家。

话虽如此，1921年至1928年还是留下了不少有用的书，比如马普莱斯·阿尔塞的《室内看台》和《被禁的诗歌》， ^[2] 还有利斯特·阿苏维德的《街角》 ^[3] ，这些书是我们以别样眼光看待墨西哥诗歌传统的入门书。虽然只出过一版，如同忽明忽暗的星辰，但它们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在死去已久的精灵温热的喉头。还有路易斯·金塔尼利亚 ^[4] 的《飞机》（1917—诗歌—1923），他“几乎”称得上是一位尖锐主义诗人。这一时期还留下一些文学杂志，如今我们只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这里所说的“留下”不过是种说法，没有实质意义）：《当今》《放射器》《地平线》。 ^[5]

“不仅是各大党派在对权力的争夺中自我消耗，同样在自我消耗的还有各种艺术流派。创作过程已渐渐穷尽，不再刺痛人的情感，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派别已经成熟到可以入土的地步，埋葬在已被穷尽的各种可能性栖身的墓地中，也就是埋葬在学院派这个名目之下。如果不稍微偏离官方传统，跳脱常见的思路和情感、既定的画面与走向，鲜活的艺术创作就无法突破和前行。每一种新方向，所寻求的无非是在语言与感受之间建立一种更加直接且诚恳的连接。向艺术领域的装模作样发起的斗争，几乎总会演变为针对社会关系中的虚情假意的斗争。这是因为，很显然，艺术如果对社会中存在的虚伪失去了感知，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华而不实的雕琢。”

“民族传统文化越是丰富和复杂，与之决裂就越是残忍。”——列夫·托尔斯泰。

尖锐主义者没能守住新诗歌的营垒，却向我们展示了不止一种有关前行道路由什么铺就的答案。致马普莱斯·阿尔塞写于1922年的诗句：

而两百颗煞星在夜半时分

吐露着屁话与纸做的亲吻

我们可以将其与何塞·佩格罗 三个月前写的诗句作比，再加以揣摩：

跑啊跑啊巴莱莉娜

这让我有兰波的感觉

这让我有兰波的感觉

尖锐主义宣言

不恭敬、肯定、坚信不疑，策动普埃布拉 的青年知识分子，策动未被昏昏欲睡的反动派污染的人，策动在非系统性人格化公众群情高昂时感到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使他们壮大尖锐主义的胜利队伍。

我们要肯定：

第一，深刻蔑视意识形态中对用某些功能性衡量价值的固有崇拜，这种崇拜之所以燃起，是因为他们仇视推动我们反抗机械生活的所有躁动不安和革新欲望。

第二，一种全新的、年轻的、热情的、生动的艺术产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九维建构，它将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置于疯人院的倒退努力之上，那是与警察的规章制度相协调的疯人院，是从巴黎进口各式主张和黄昏时分的手摇钢琴的疯人院。

第三，颂扬机器向我们暗示的主题，蓝领阶层的爆发砸碎了被扰乱的日子的镜子。要充满感情地活着。要和时间的螺旋桨一同搏动。要向着未来前进。

第四，为当代精神需求辩护。就让诗成为真正的诗，而不是加夫列尔利托·桑切斯·格雷罗笔下的时髦女孩的精神糖果。就让画成为真正的画，里面包含着有关体积的扎实领会。所谓诗，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现象的连续解释，借助与管弦乐团一样层次分明的各种意象。所谓画，也是一种解释，是对静态的、三维的、由主色层在两个维度上绘就的现象的解释。

我们要在这些人身上拉屎：

第一，萨拉戈萨将军 的塑像，他就是个音乐剧里傲慢的唬人角色，帝国干预派电影里的威廉·邓肯 ，被吹捧到无知阶梯的顶端。要保持对大众偶像的恐惧。要保持对系统性歌功颂德者的憎恶。有必要保护我们自己的青春，它被那些搞训诂学的、息肉般的、被官方任命为教授的老学究弄得病恹恹的。

查尔斯·卓别林是有棱有角的、有代表性的、支持民主的人。

第二，堂费利佩·内里·卡斯蒂略，他就是个留声机，不停地播放那种在春天发作的歪曲事实的癔症，他用拉丁文的灰烬制作一杯又一杯普利克酒 ，为的是灌醉他那些热衷祷告的缪斯。还有堂曼努埃尔·里瓦德内拉·伊·帕拉西奥，那个每天都要花二十雷亚尔供着的预算木乃伊。还有堂何塞·米格尔·萨米恩托，一名职业朗诵者，各种家庭拉皮条聚会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那里也总能看到春天和“爵士乐队”在镜中摇晃。还有一些文学专卖店的店主，比如堂德尔菲诺·C.莫雷诺和堂恩里克·戈麦斯·阿罗 。

第三，我们的同胞阿方索十三世 ，搭帐篷爱好者的斗牛士高纳，草鞋知识分子的山姆大叔，病人的健康，苦痛的宽慰，神秘的玫瑰，选举的圣器，圣克拉拉一家甜品店的流动代理人，废话大师！

我们宣称：

唯一的真理是尖锐主义的真理。

保卫尖锐主义就是保卫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廉耻心。那些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会被黑美洲鹫吃掉。尖锐主义是一间仓库，向全世界提供食粮。身为尖锐主义者，就是身为人。只有阉人才不与我们为伍。我们挥一挥帽子就能熄灭太阳。新年快乐。

辣烧火鸡万岁！

普埃布拉，1923年1月1日

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赫尔曼·利斯特·阿苏维德、萨尔瓦多·加利亚多、M. N.利拉、门多萨、萨拉萨尔、莫利纳及二百人签名

[1] 马丁·亚当（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先锋诗人。《纸板房》原书名为 La casa de cartón 。

[2] 原书名分别为 Andamios interiores 、 Poemas interdictos 。

[3] 原书名为 Esquina 。

[4] 路易斯·金塔尼利亚（Luis Quintanilla，1900—1980），墨西哥作家、外交官。《飞机》原书名为 Avión 。

[5] 原刊名分别为 Actual 、 Irradiador 、 Horizonte 。 UsLp0TLL4O05LI0aFsuRTl4ZYNMzCTw5T5ck4uoyQUCaHkQWXNFITQdZhrxTBP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