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成为动画师的方法

你体内奔涌的是，你已在内心描画出的世界、你收集到的许多风景、想要表达的想法和感觉。

——宫崎骏

宫崎骏是怎样发现动画之美的呢？他为动画产业带来了许多技术革新，但在一开始，是什么让他认识到，这就是他的人生之路的呢？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动画师，需要的不只是杰出的绘画技巧和超凡的耐性，尽管这两者都是宫崎骏美学工具包的基础组成部分。但他拥有的心理深度，不仅能让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动画师，还足以让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导演。他反复探讨的作品主题，呈现了心理和审美世界的方方面面，光明与黑暗并存。宫崎骏的艺术世界的许多组成元素都源于他的童年和青春期。他在“二战”结束后的岁月里成长，从小就喜欢描画飞机，这个爱好将为他日后的影片创造许多出色的飞行场景。与父母的复杂关系影响了他对许多青少年主人公的塑造。最后，日本国内思潮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促进了他政治意识的成长，他有许多故事都在讲述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政治问题和心理创伤。

在21世纪，想成为动画师的人很多。我的同龄人可能还会觉得，这个职业有些脱离实际，但我的许多学生却主动选择学习动画专业，立志以此为职业。动画制作是传媒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技术，不仅动画剧集需要，还广泛地运用在商业广告和真人实景影片领域，遍布整个互联网。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职业动画人这种概念并不存在。人们最多只想到要成为一名漫画家，而这也确实是青年时期宫崎骏的目标——他的家人和高中同学都不赞同。因为漫画是给孩子看的。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希望儿子成为白领，做“上班族”，成为一名勤劳的主管，牺牲自己，帮助国家取得经济成就。

宫崎骏却对这种命运毫无兴趣：“我上高中时，日本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在那样的时代里，我可能是我认识的校友中唯一一个会看漫画的人。如果我当时告诉人们，我还自己画漫画，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白痴。当然，那时的我就早已想好托词，所以并不在意人们的看法，反倒觉得，看不见漫画潜力的人才是白痴。”

他很早就发现了漫画的潜在力量，而且，他也想好了自己的漫画家之路。可以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这一目标做准备——他不只是在训练绘画技能，也在进行心理和道德层面的准备。他热爱绘画，对周遭环境有着敏锐的视觉意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同他人协作的能力，虽然一开始只是与他的兄弟合作。他还需要逃离，前往幻想的国度。

这种需求可能源于家中的危机，母亲常年抱病，他因此而感到孤单。成年后的宫崎骏曾经隐晦地表示，自己的童年时代“既可耻又可怜”，称当年纪大一些后，他就将“他的童年锁藏了起来”。不过，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学会的技能，却帮助他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和动画师。

宫崎骏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出众的艺术才能。正如他的搭档高畑勋在谈及日本卷轴画对现代动画的影响时，曾明确地表示，日本有较好的艺术创作传统。他们普遍认为，日本早期的艺术教育优于西方，儿童学习复杂技艺的年纪也比欧美早很多。

宫崎骏与生俱来的天赋在这种学校教育和文化的环境下得到了发展。他的兄长宫崎新曾提及小学时的一次竞赛，兄弟二人要描绘从家中二楼看见的花园景色。宫崎新发现，自己虽然年长两岁，也擅长美术，但弟弟的绘画水平已经到了他无法企及的高度，宫崎骏的绘画技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将每个细节都描绘得准确无误”，“不管怎么看，骏的画都超过我”。宫崎新看到有两位老师在宫崎骏的画作前驻足。“简直好过了头。”其中一位这么说道，言外之意是说宫崎骏一定得到了成人的帮助。所以最后是宫崎新赢得了那次比赛。

精准描绘和关注细节的能力深刻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与西方和日本国内的许多动画电影不尽相同，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内涵深刻，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并以此而闻名。宫崎骏所描绘的世界尤其能体现埃莉诺·卡梅伦所谓的“地点的特异性”，故事拥有一个庞大的背景，叙述富于质感，又十分独特。这样就为作品中的一切赋予了一种高度的现实感，《龙猫》中的田园风光、《红猪》中的亚德里亚海岸线都是实例。

宫崎骏最早也最持久的艺术热情是描绘机器，幼年的他热衷于描画红色的消防车，战后他迷上了描画飞机。宫崎新猜测，宫崎骏对飞机的沉迷或许始于他们在关闭的家族工厂空地上找到的飞机碎片，战后兄弟俩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拿到小伙伴面前去炫耀。宫崎骏对机械的沉迷也可能继承祖父，他们的祖父拥有好几项发明专利。

战后，宫崎骏的父亲试图恢复工厂生产，制造勺子一类的家居用品，虽然家庭情况依然好过许多同胞，但已经称不上富裕了。许多日本人都不知所措，生活在饥饿之中。宫崎骏记得，美国占领军的士兵会给孩子们发糖吃。对美国人来说，给饥饿的孩子们发食物，是一种与战败方搞好关系的方法。但对宫崎骏和许多日本人来说，这些举动却代表着耻辱。《红猪》中就展现了这种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影片中的美国飞行员库尔蒂斯被描绘成一个自大的丑角，而“刚从美国回来的”少女菲奥却热情又勤劳。

宫崎骏的同辈无法回避占领军强加的新思想和准则。新的学校系统以美国模式为基础建立，其中的年轻人是最直接面对新思潮的一代人。战前教育强调为国牺牲高于一切，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记得，8岁时曾有一位老师这样问道：“你们愿意剖腹自裁，为天皇陛下捐躯吗？”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愿意。” 占领军的学校教育强调民主和民主行为，设置有辩论社，可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这也推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日本历史是由一系列可怕，甚至邪恶的行为组成的。宫崎骏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受到了影响，他曾就此表态，称年轻时的自己有多么“痛恨日本”。

但是，“如果我生得稍微早一点，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狂热的‘军人’”。他的这种说法让人想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教化：“如果我生得稍微早一点，我可能会自愿入伍，上战场赴死。” 战后，支离破碎的国家开始重新评价自身，充满热情的少年自然很难从中获得情感激励。宫崎骏成长的社会依然贫困，而且限制重重，同时他又要应对家中的问题，所以他可能十分渴望战争中那包罗万象的激烈景象。

但对于动画业来说，这却是一桩幸事，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就意味着他热情的天性最后得以发挥的地方，是在艺术之中，而非战场上。宫崎骏爱上了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他想象中的技术。“我强烈地渴望挣脱现实的束缚。”在谈及他对描绘飞艇的热爱时，他曾这样说过。

他曾说：“我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我很难坚持自我，甚至会和别人打架、争执，不过同学们最后接纳了我，因为我擅长画画。我画机头又尖又光滑的飞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力量的渴望。那些战士，让我激动不已。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实际上这些人都极度渴望活下来，他们的无谓牺牲只是被迫的结果。”

宫崎骏虽然急于表达战争的恐怖，但也沉迷于表现激烈的战斗场景。这种矛盾在《起风了》一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作品虽然是在谴责战争，但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示科技的精妙，不遗余力地描绘了其毁灭性的力量。

宫崎骏早期的校园生活是孤独的，无力感对他来说挥之不去。到五年级时，他已经转过三次学。一家人离开了祖父家美丽的庄园，搬回东京，居住在杉并区永福町的一座房子里。根据大泉实成的说法，永福町的这座房子后来成了《龙猫》中主人公新家的原型。不过，《龙猫》中的那个家位于乡村，杉并区却位于东京的一片怡人郊野，有许多绿地和名校。宫崎兄弟就进了一所“名校”，在里面可以用功读书，不会吃苦头。

但是每次改变都让宫崎骏感到不安，搬到永福町“动摇了我内心的根本。感觉像是坠入了云雾——我看着课本，却看不懂……（可是）如果我连课本都看不懂，那我该怎么办？”

宫崎骏认为，是哥哥宫崎新的保护帮他避开了变化中较难应对的部分。宫崎新体格强壮，擅长运动（和打斗），是天生的领袖，宫崎骏则习惯于待在他的影子中，偏好阅读和画画。正如宫崎新回忆的那般：“他内向，脆弱，不擅长运动。他喜欢的是读书和画画。我的零花钱都用来买吃的了，骏却都用来买书！”

“不只是漫画，”宫崎骏说，“我也读书。”《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曾达的囚徒》（这本书将影响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的创作），他还喜欢《格列佛游记》以及弗莱舍兄弟麦克斯和大卫据此改编的电影，他曾将两兄弟的工作室与华特·迪士尼制片厂相提并论。这些作品讲述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赋予了少年宫崎骏灵感，快节奏的探险将成为他的艺术世界的标志。

年轻的宫崎骏也喜欢一些更温馨的小型戏剧，主角都是儿童，常常是女孩，比如《秘密花园》，还有《海蒂》，他和高畑勋后来还将这本讲述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女孩的小说改编成一部成功的动画片。沉浸于这些作品的经历，赋予了宫崎骏不可思议的能力，让他为银幕贡献了许多可爱、可信的儿童角色。

因为漫画能带来更加直接的视觉刺激，以及不同形式的奇幻探险故事，所以迅速成为日本重要的娱乐媒介。和这一时代的大部分日本儿童一样，宫崎骏也对手冢治虫的漫画爱不释手，这位艺术家和动画大师对日本流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唯一能超越的只有宫崎骏。而且只有当他战胜这位大师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之后，这样的超越才能发生。虽然宫崎骏从未丧失对文学的喜爱，但到了高中阶段，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漫画阅读和绘画之中了。

逃离家庭生活的欲望不断增长，由此更助长了他对阅读、艺术和奇幻探险的热爱。母亲患了肺结核病，入院治疗，后来卧床不起，这些事情彻底地结束了他的童年。母亲无法自由行动，孩子们——兄弟四人——只得独立生活。宫崎骏记得他曾感到强烈的憎恶，自己必须做一个“好孩子”，被迫接过了煮饭洗衣的任务。

阅读和绘画提供了一个发泄口，帮他缓解了回到越来越空旷的家中时所感受到的那份恐惧。女仆们一个个相继离开，留下的对宫崎骏也并无同情之心，他记得自己曾与仆人“交战”。 “我总是感到，我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多年后他告诉一位采访者，“童年时代没有愉快的记忆——在上大学之前，我所感受到的只有屈辱……我努力地想要忘记一切，也差不多确实成功忘记了。”

与失落童年的深刻联系，是宫崎骏作为故事讲述者所拥有的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是他的艺术世界能唤醒人们童年记忆的基础。他早期的作品中能看到精彩的奇幻世界，和对年轻人的极为真实的刻画。到了中后期，从深受喜爱的《龙猫》开始，他才以最熟练的技法、最富同情心的笔触，将他童年时代的逃避式幻想和痛苦现实结合起来。

后面我们还会对《龙猫》这部作品展开更深入的探讨，不过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评论家细江光的说法，在制作这部电影时，宫崎骏将自身投射到了影片两位主人公姐妹的身上。宫崎骏与哥哥宫崎新的关系，可从妹妹小梅对姐姐小月诚挚的感情和依赖中一窥究竟。先认识森林精灵龙猫的是小梅，龙猫很快就成了两姐妹的安慰和帮手。积极开朗的小月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的是宫崎新，同时是“好孩子”的典范，而宫崎骏也曾用这个词形容自己，母亲卧病时，10岁的他接过了一部分家庭的责任。说起《龙猫》时，宫崎骏曾明确地将自己比作小月：“10岁的孩子有能力胜任厨房杂务。我就是例子。我还负责清扫房子、烧洗澡水，还有做饭。”宫崎骏说，“小月为了当一个好孩子，付出的努力委实太多太多。”

宫崎骏的作品中描绘了许多相当正派的父亲形象，比如《龙猫》中和善又幽默的父亲、《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勤勉的船长父亲耕一。但在这些父亲形象中，没有一个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阳刚气质。举例来说，我们看到妻子理莎对耕一颐指气使。宫崎骏出生在日本战前的父权社会，父亲是家庭的绝对权威，考虑到这一点，他作品中父权权威的完全丧失就显得尤为有趣。在日本传统中，“有四样东西令人恐惧：雷、火、地震和父亲”。

宫崎骏的父亲宫崎胜次于1914年出生在东京的两国，这是一片传统的街区，至今仍以保留了“下町”（老城）风情而闻名。两国旁边的浅草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地涌入浅草寺的红色大门。然而，在宫崎骏的青年时期，这里却主要是个游乐区，会聚了从高雅（西式剧院和歌剧院）到低俗（所谓的“茶楼”其实就是妓院）的各种娱乐场所。根据宫崎骏的说法，小时候，父亲“总是”往浅草跑，还一个劲儿地告诉儿子们，那里有多“棒”。

这片区域被隅田川环绕，在宫崎胜次出生的年代，这条穿过东京的主要河流还很清澈，宫崎骏在《起风了》一片中怀着乡愁之情描绘它。其实，在制作《起风了》时，宫崎骏对他的父亲，即使不能说有了更深的理解，至少对他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有了更深的兴趣。他在工作室月刊《热风》的专栏和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都花了大量篇幅讲述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一部作品。这部名为《青春之梦今何在》（1932）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大学时代，以及其继承父亲公司后成人生活早期的故事。宫崎骏说起当他发现电影的主人公与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时，心中的那份惊愕。他称那部电影的男主角就是个典型的“问题男孩”。

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年轻英俊的主角哲夫是个“崇尚享乐”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影片中的哲夫有许多胡闹的行为，比如帮助朋友考试作弊，不只是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宫崎骏的父亲也上了这所大学）的考试中，他还在后来帮这群浪荡朋友申请自家公司的工作。然而，在电影的末尾，哲夫却有了改变——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女孩，将她让给了一位朋友，在理解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他似乎变得成熟了一些。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宫崎骏的父亲既要在一场史无前例的野蛮战争中生存，也要设法维持家庭和工厂，战后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还必须照料重病在床的妻子。

宫崎新记得，“我们的父亲真的很关爱母亲”。下班回来，他会告诉母亲公司里发生的事，周日还会接过煮饭的工作。宫崎骏曾经讲过，他的父亲退伍是因为告诉长官，家里有妻子和孩子，不能上前线。

我们在《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中的鲁邦和《红猪》中的波鲁克这些“花花公子”式的角色身上，其实也能看到他父亲的一些影子。不过，这两个角色形象中所弥漫的淡淡的忧郁，或许来自导演本人。

在宫崎骏家里，父亲的行为帮助母子之间建立起了强韧的情感纽带。宫崎新称，母亲卧病在床期间，“把学校活动汇报得最全面的人可能是骏”。传记作家大泉实成推测：“少年时代的骏虽然内向，但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大泉实成还非常好奇，“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心灵世界正在不断扩大的儿子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对话”。

我们不禁感到好奇，宫崎骏提醒儿童不要“被父母扼杀”，从某种层面上来看，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与母亲的关系太过紧密。母亲宫崎美子虽然身体虚弱，但据大家所说，其个性却十分坚强。抗生素治愈了她的结核病，她活到72岁高龄。相较于她身体的虚弱，宫崎骏记忆更为深刻的似乎是她意志的坚强。她不习惯赞美她的孩子和其他人。宫崎骏喜欢引用母亲最常说的一句格言——“人是毫无希望的动物”——不过他坚称自己的态度并没有这么“虚无主义”。

他们的关系缺少日本人所谓的“切肤之亲”。“我和母亲的关系不像小月与她母亲那般亲密。我太过害羞，我母亲也是。我去医院看望她时，无法做到冲上去拥抱她。” 无法公开表露亲密言行可能与宫崎美子成长于传统文化环境有关。宫崎美子出生于1910年，和20世纪初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她离开美丽的故乡山梨县，前往东京碰运气。学习服装设计的同时，她也在朋友开办的咖啡馆里帮工，就是在那里，她遇见了宫崎骏的父亲。

宫崎骏与母亲对政治的看法截然不同，两人经常激烈争论。宫崎骏在青年时代就倾向左派，母亲则拥护保守派观点。她是《文艺春秋》的热心读者，而这本新闻和分析类月刊杂志在这一时期的目标读者是男性精英。

在宫崎新的描述中，他们的母亲“爱干预，意志坚定，对人和善，成长于严格的教养环境中，而且很‘派手’”——这个日语词可以指“讲排场”，但也有“浮华、炫耀”的意思，正如宫崎美子喜欢鞋子，所以她拥有许多鞋子。影评人和家人都曾提及，《天空之城》中空中强盗家族的女家长朵拉就是以她为原型的。这是一个充满深情但又头脑清醒的女性形象，她将傻大个儿子们团结在一起，激励他们。但体形魁梧的红发朵拉与宫崎美子在外形上却相去甚远，在我能找到的宫崎美子的唯一一张肖像照片中，她看起来娇小、纤弱。

现在再来讨论宫崎骏作品中众多坚强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已经显得是陈词滥调了，但那些少女形象往往都是保留的讨论主题。这些少女或许都是受宫崎美子的女性气质启发的结果，不过她们的出现也和宫崎骏最爱的动画电影女主角——《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脱不开干系。娜乌西卡、琪琪，以及《天空之城》中希达等女主角坚毅、理智的个性，旺盛的探求欲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毫无疑问和他难以忘怀的母亲形象有很大联系。

另外，宫崎骏作品中还有一个更不寻常的迷人之处，那就是诸多强大的年长女性形象。与宫崎骏导演的三次会面中，我最开心的一个时刻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中，当时我刚看完《幽灵公主》，读到一些影评。我提出影片中的成年女性角色黑帽大人被塑造得十分负面，宫崎骏却似乎十分惊讶，他坚称：“黑帽是这部电影中我最爱的角色！”无论是年幼的（小梅和波妞）还是年老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苏菲，抑或是《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养老院里的女人），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几乎都非常独特、热情、兴趣广泛，最关键的是，她们的形象都十分立体，其他的动画片和真人影片中能与之相类比的女性角色很少。

这些非凡的女性形象就源于宫崎骏与母亲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源于许多名人逸事。母子二人都对周围的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宫崎新记得，两人个性非常相似，遭到挑战时都拒绝改变观点。母亲对政治的兴趣很有可能是宫崎骏一直关注政治和世界事务的重要原因，虽然两人的观点经常相反。

两人曾因那场被称为松川事件——一次重大列车脱轨事故的政治事件发生争执，此事凸显出宫崎骏的政治观念在不断发展，也强调了他与母亲之间紧张的动态关系。大泉实成对宫崎骏生活的描绘就始于这场争论，这其实是随着日本逐渐远离被占领时期的起伏岁月，新思想在社会现实中受挫的产物。

宫崎骏与母亲争执的导火线——某次铁路脱轨事件，有三名铁路员工丧生。事件的过错方被认定为全国铁路工会会员，称他们或许是为了报复政府出台的反工会政策。宫崎骏当时年纪很小，对1949年的这次脱轨事件不可能有太多记忆，但这个案子成了轰动一时的讼案，被告方到底有罪与否，至今依然众说纷纭。宫崎骏支持工会成员，认为他们是政府的替罪羊，但他母亲则坚信政府的说法。家人记得当时母子二人的争论不断升级，最后宫崎骏哭着离开了房间。

这次争论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展示了母子情感纽带的强韧程度，或者可以说，展示了宫崎骏对母亲发自内心的敬重。他热切地想要胜过母亲，说明两人对彼此的重视程度之深，也说明宫崎骏对母亲的观点极其关注。

但这件事同时说明，宫崎骏的政治信仰越来越坚定有力。这次争论发生的时候，他22岁，刚从学习院大学毕业，取得了政治和经济学双学位。日本皇室的许多成员都就读于学习院大学，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也是在这里念的高中。这里很难孕育出坚定的左派支持者，但在宫崎骏上大学期间，日本绝大多数大学里，马克思主义都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日本尤其受欢迎。知识分子先是幻灭于战争，接着又因为占领军的“反向过程”政策而醒悟，于是开始寻找另外的思想体系，力图为战前反抗过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少数左派人士恢复名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同欧洲有关联，它发源于19世纪的欧洲。对于这个时期的很多人来说，欧洲极富魅力，从最早的《鲁邦三世》起，这种观点就在影响着宫崎骏，让他将充满异国风情的欧洲世界描绘得异常迷人。

左派倾向是宫崎骏的艺术世界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从《未来少年柯南》中的乌托邦农业公社中就可见一斑，在《天空之城》中他描绘了穷苦的爱尔兰矿工，最明显的要数《红猪》中厌世的男主角，他“宁可变成一头猪，也不当法西斯”。不过，宫崎骏高中和大学生活的其他方面，却对他成为一名动画师，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更深地沉浸在艺术世界。

中学时代，宫崎骏开始跟随一位姓佐藤的老师学习油画。这位老师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他的一位益友，与他无所不谈。佐藤先生虽然并非每次都能如愿以偿地给予这名少年情感支持，但他或许算得上宫崎骏人生中所遇见的一系列兄长式人物中的第一位。从宫崎新开始，这些男人给予了他个人和职业上的激励和指引，虽然偶尔也会激怒他、挫败他——正像兄长那样。佐藤还在宫崎骏的婚礼上担任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角色，表明该人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影响重大。宫崎骏最重要的“兄长”是他在吉卜力的导演伙伴，理智而又有着政治献身精神的高畑勋。另外，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制作人铃木敏夫虽然比他年轻，但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也有着重大意义。

尽管与佐藤的促膝长谈帮助宫崎骏厘清了青春期的琐事，但他的高中时代依然挑战重重，尤其是要面临日本人口中所谓的“考试地狱”（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痛苦。直至今日，在日本，一流大学依然是通往体面中产阶级的门票，但如果想要进入一流大学，就必须熬过繁重累人的备考阶段。

但宫崎骏似乎已经做好准备，认定这种生活不适合他。他称自己将高中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画漫画了，尤其是一种名叫“剧画”的漫画。相比儿童漫画，剧画更加现实，常常显得冷酷，也更专注社会问题。这种漫画于20世纪60年代在激进政治运动中开始流行，但早在宫崎骏高中生涯的尾声、大学生活的初期，这种类型的漫画就已经出现，成为主流消遣漫画之外的替代选择。宫崎骏发现剧画是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黑暗岁月……剧画中没有圆满结局。画家会尽一切努力给出悲剧结局。对于一个身处考试地狱的学生来说，这种醒悟的视角实在是令人精神振奋”。

最后他远离了剧画中的暴力和苦涩。“我认为更好的做法，或许是诚实地表达，好就是好。”他回忆道。以暴力为基础的冲突在他的早期作品《未来少年柯南》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幽灵公主》中也有暗示，其中出现了残酷的战斗和极端的社会等级。

宫崎骏虽然在社会问题上依旧是激进的左派观察者，但也会奋力反抗轻浮的犬儒主义和廉价的虚无主义。他在大学期间加入的儿童文学学习小组，为他提供了一份更加积极的体验。直到今天，学习小组依然是日本大学中的重要组织，它们往往围绕着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如音乐、漫画、科幻作品展开。在宫崎骏的学生时代，大学禁止成立漫画和科幻作品学习小组，他只能退回到儿童文学小组，讨论的尤其是他童年时代就读过的英语文学。

他对日本奇幻杰作，如《银河铁道之夜》，以及中国古典作品《西游记》等赞不绝口，不过他读的许多作品都是欧洲的，尤其是英国作品。这一时期的英国儿童文学充满希望与乐观。无论是独自在湖边安营扎寨（例如他早期最爱的作品《燕子号与亚马逊号》），还是像《汤姆的午夜花园》一样探索魔法世界，主角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他们所处的世界归根结底，光明多于黑暗。我们能看出英国文学影响了宫崎骏的许多作品，比如《熊猫家族》（1972）中就有《小熊维尼》的影子，2002年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直接就是根据英国作家黛安娜·温尼·琼斯的青少年小说而改编的。

不过宫崎骏本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主要文化影响，其实来自日、中文化结合的产物，即1958年，在他17岁那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传》。这是日本制作的第一部全彩色动画影片，宫崎骏与它邂逅的故事几乎堪称神话。他正处于“考试地狱”的时候，“去城市里一片乌烟瘴气的地方，在一座三流影院”中看完了这部电影。他记得他一开始的看法更适合用来形容一段浪漫爱情的开端：“我感动至深，沿着雪花飘舞的街道，跌跌撞撞地回了家。看到女主角的献身精神和坚定态度，我感到难受和悲哀，整个晚上我都趴在被炉上哭泣。”

这部电影根据中国一则古老的神话故事改编，讲述了一条白蛇爱上一位人类公子的故事。影片遵循传统，演绎得很吸引人，其中有一个反派（一个声名狼藉的和尚）和两个好像直接从迪士尼影片中走出来的可爱动物。不过打动宫崎骏的并非这些动物，也不是吸引人的动画技巧，而是影片中可爱的女主角，尤其是她“纯粹的情感”。我们在宫崎骏的许多女主角身上，都能看到白蛇的影子，比如《未来少年柯南》中牺牲自我的拉娜，《红猪》中诚挚的菲奥。

现在的宫崎骏虽然仍然承认《白蛇传》对他的影响，但似乎对其也有一些矛盾的心理。但不可否认，在那个时候，这部影片帮助他远离了高中时代剧画中的“苦涩”世界，不仅让他形成了一种更加“诚挚和纯粹的”世界观，还让他开始欣赏动画这种媒介本身。1963年看到的苏联动画电影《冰雪女王》，更加深了他对动画艺术的欣赏。

宫崎骏对《白蛇传》的强烈共鸣说明，他的情感当时正处于转折点。遭遇家庭事务打击、被考试地狱围困的他，在《白蛇传》中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纯粹、天真和美丽的世界，将引导他走上成为动画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