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毁灭

国破山河在。

——杜甫

1941年1月4日，宫崎骏出生在一个正走向毁灭的世界。他执导的电影作品《起风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故事背景，在其中呈现的飞机粉碎的噩梦场景中，一个角色沉重地哀叹了一声“破”，这个词的意思是“毁灭”。日本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起，命运就被笼罩在毁灭的阴影里，截至1945年年末，数百万人死亡，国家满目疮痍。但日本并非唯一一个遭受毁灭痛苦的国家，是它在亚洲大陆所进行的残忍帝国主义扩张，以及随后发起的珍珠港轰炸和太平洋战争，招致了自身的毁灭。到“二战”结束时，这个国家已近乎是一片废墟。

1944年，大规模、持续性的空袭开始横扫日本，随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空袭在所有亲历者的记忆中都划下了一道伤疤。战争结束时年仅4岁的宫崎骏曾说：“我记得当时的空袭。我看到生活的街道被烧成灰烬。”

在宫崎骏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开始全盘西化。最终，它似乎还打入了史学家罗杰·路易所谓的“白人俱乐部”。 1941年12月初，日本轰炸机在三菱零式战斗机的护卫下，在美军珍珠港军事基地偷袭成功，这是一场毁灭性的进攻，令美国大感震惊。

在整个战争年代，宫崎家族都居住在一座大宅中，甚至拥有一样稀少珍贵的商品，那就是可用于交通运输的汽油。汽油和一辆汽车帮助他们逃脱了具有最大破坏力的轰炸。

宫崎骏显然对家族在战争时代的繁荣感到惭愧，但他对加剧战争的飞机和造就这一切的时代，所持态度却是矛盾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喜忧参半的后果将成为宫崎骏的艺术世界的重大主题。还有一点也很明确，导演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国家和家族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一个技术革新、政治动乱的年代，同时是军国主义崛起和自然灾害发生的年代。《起风了》描绘了1923年东京地震中，人群惊慌失措，建筑摇摇欲坠的场景，这次地震直接影响了宫崎骏的父亲和祖父。

尽管最后迎来的是毁灭，但战前时代却呈现出令人兴奋和高流动性的特点，现代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封建的旧日本开始尝试不同的身份。所谓的摩登少年和摩登女郎（モダンボーイ和モダンガール）开拓出与19世纪保守传统截然不同的全新成长道路。但《起风了》却将主角妹妹加代的形象描绘得很讨人喜欢，她想成为医生的那份坚定决心毫无疑问充满现代性。

战争结束时，日本要面对的不仅是大面积毁坏的城市，空前的人口损失，还有无法回避的国土被美军占领的结局，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外国势力占领。战前进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尝试本就让日本留下了精神创伤，导致了作家夏目漱石所说的“国家精神崩溃”。现在这个国家要面对的不仅是精神创伤，还有令人痛苦的物理伤痛——已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空旷的街道上覆盖的瓦砾堆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国大兵将口香糖发给饥饿的儿童，而他们的父母可能永远也无法回来。

宫崎骏及吉卜力工作室的同事们切身体会到“二战”的创伤性影响，他们决定提醒日本的年轻人不忘历史。2013年，吉卜力推出的工作室月刊《热风》，被认为是反对当前保守政府修改宪法第九条尝试的宣言，宪法的这一条中规定，日本将“永远”放弃战争。比抽象的反战辩论更为动人的是，宫崎骏及其同事对自身于“二战”时期度过的童年的追忆。他的长期搭档高畑勋讲述的战争记忆因为简练而让人更加难忘：

“见证美军对冈山（一座中型海滨城市）的空袭是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事件。空袭开始时，妹妹和我正出门在外，因此我们经历了袭击的整个恐怖过程。妹妹被一块炮弹碎片击中，昏迷过去。我觉得我们兄妹二人可能都会死去。我们下到河里，瑟瑟发抖地待在水里直到天亮，倾泻的黑雨（轰炸导致的余波）下了一整夜。半个冈山城都被B-29轰炸机炸成了平地。我们的住所周围被焚烧一空，家也荡然无存。看见的尸体多得数不清，许多已被烧焦，还有许多人溺死在附近的河里。”

最后他只简单地说道：“我希望再也不要有这样的恐怖经历。” 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童书作家中川李枝子的《战争回忆录》。她在《热风》中描绘道，她害怕父母被当作“间谍”抓走，因为家中图书室里有大量外国藏书，她还担心自己的《安徒生故事集》被没收。中川李枝子和妹妹最后被送去了北海道的祖父母家。但即便在这样遥远的地方，失去亲人的悲痛也笼罩着人们的生活：“我的祖父曾经是一名中小学教师，每天他都会收到某位学生在活动中被杀害的消息。祖父拱肩缩背，耷拉着脑袋擦拭眼镜的样子，令我感到心碎。”

日本人怀着很高的期望，抱着军国主义狂热情绪投入的这场战争，最终让灾难降临在他们自己头上。整个国家的人挣扎着做出应有的反应——哀痛与绝望并重，又掺杂着愤怒，那怒气既投向将他们带进这种困境的政府，也投向凸显他们无能的美国人。

宫崎骏的艺术，有一部分是在“二战”的灰烬之中诞生的。要造就一位天才，必须集合许多要素共同作用——家庭、童年、教育、文化。当然，另一个要素或许正是创伤——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C.S.刘易斯10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后来他创造了鲜亮的纳尼亚王国，在那个王国中逝者能够重生。托尔金在“一战”西线战壕中的残酷经历，以及丧友之痛，毫无疑问帮助了他对死亡萦绕之地魔多的想象，以及对最终末日之战的预见。J.K.罗琳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关系，或许正是导致《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充斥着缺席或问题父亲形象的原因所在。如果创伤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催化剂，那么他们便需要处理和超脱痛苦，而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做法却让这个过程更加深入。

宫崎骏曾经这样形容他所谓的“想象的力量”与他自己人生的关系：“它们让你面对现实，不过想象的力量在于，它给予了我一个能让我成为英雄的空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算没有动画片或漫画，古老的故事和传奇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是人类发明来帮助自身渡过难关的东西。”

应当承认，宫崎骏坚称他的艺术并不是在处理创伤。根据传记作家大泉实成的描绘，导演坚定地认为自己没有心理创伤：“我认为我并不是那种受过（情感）创伤，然后就将之作为我所创作的电影和漫画主题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他认为创伤普遍存在：“这东西人人都有——无论你是小心翼翼地与之共存，还是试图将其升华为其他形式。”

宫崎骏并没有不断地诉说创伤，而是坚持呈现坚毅的美德。“如果你问伤口能否愈合，那么答案是不能，人类必须忍耐它们的存在。它们不可能痊愈。”他称情感伤疤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说，“你只需要忍耐。”

毫无疑问，坚持不懈、持久忍耐、无怨接受是宫崎骏的艺术世界的重大主题，从早期漫画作品《风之谷》，到《起风了》中最后的台词，许多“活下去”的祈祷文都在强调这些精神。宫崎骏一再强调的是韧性，而非苦难。然而，创伤对他的人生和作品都有一定的影响。有时距离最近的东西，我们却最难看清。

正如我们所见，童年生活十分不幸，奋力与神经衰弱症做斗争的夏目漱石是宫崎骏经常谈及的作家之一。他还明确地表达过对芥川龙之介的赞赏，这位杰出的青年小说家苦于家庭困境，害怕自己会遗传母亲的神经分裂症，最终于1927年自杀。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幻想和超现实的段落存在，发挥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宫崎骏推崇的另一位文学巨匠是鸭长明（1155—1216），这是一位言辞犀利的歌人，他一生经历过多次地震和军事起义，最后离开中世纪的宫廷，转而在自然和佛教世界中寻求慰藉。

宫崎骏所创作的男性角色中，许多都背负着某种诅咒，这本质上是内心冲突的一种表达。比如《幽灵公主》中阿席达卡被诅咒的手臂，《红猪》（1992）中波鲁克的猪脸，《千与千寻》（2001）中白龙与汤婆婆签署的魔法契约，《哈尔的移动城堡》（2004）中哈尔被封印的心。这些都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连《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1979）中看似无忧无虑的鲁邦，《悬崖上的金鱼公主》（2008）中惊人早熟的5岁男孩宗介，也都存在着一些对儿童电影主角来说罕见的特质。虽然这样的选择有利于营造美感，帮助创造出更加复杂和迷人的角色，但也暗示了一种超出简单家庭娱乐影片范畴的世界观。

在宫崎骏的艺术世界中，诅咒不仅仅存在于人类身上。在轰动一时的“生态寓言”《幽灵公主》中，疙瘩和尚的一番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整个世界都被诅咒了！”影片中满目疮痍的风景证明了他的论断，我们看到森林被毁，天空被蒙蔽，一声枪响，森林神倒在地上。《千与千寻》中对于大自然所受诅咒的描绘甚至更加具体：神秘的主角白龙其实并非人类，而是一位河神，但他的河“受了诅咒”；影片中另一条河遭到的污染太过严重，河神都变成了“瘟神”，这也象征着心灵和环境的双重污染。

导演对人类掠夺自然资源的想象，大多与战后日本疯狂推进工业化建设所导致的特定方面的环境破坏相关。白龙那条受污染的河也许会让人想起宫崎骏家附近的那条河，他和社区其他成员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其清理干净。但是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被毁灭的广阔场景，从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动画剧集《未来少年柯南》到最新作品中都能看见，说明他从早年起就已经对毁灭的景象非常熟悉。从这方面来说，宫崎骏超越了中国的伟大诗人杜甫，因为在杜甫的想象中，“山河”得以幸存，他依然是站在人类的视角审视世间的悲伤。宫崎骏在《千与千寻》中这样说起河流：“不仅仅是日本的人们，就连河流本身也在受苦。”

宫崎骏对环境和文化灾难的看法，源于一种民族意识。西方学者可能经常会提及宫崎骏的艺术世界的神道教审美，这种日本本土宗教认为世界是属于神灵的领域，而灵不一定是人的灵魂。事实上，岩石、瀑布、山岳、树木中都能找到神，正如我们在《龙猫》中所见，龙猫将家安在古老的大树底下。这种万物有灵的文化意识几百年来一直在强化人类与其他物种，甚至与自然力量之间的深刻联系。

日本人在赞颂人与自然之间强大精神联系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大自然压倒一切的力量。纵观历史，日本遭受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等灾难的次数多到难以计数，这就导致日本人拥有一种我曾经描绘过的“灾难想象力” 。几百年来，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孕育了许多有关末日的想象，但日本式的灾难想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悲观的，有时与悲剧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早已成为日本审美和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宫崎骏出生年代相近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想象过末日净化洪水的情节。在流行文化方面，20世纪80年代，一部讲述惊天灾难的小说畅销全国，其名字《日本沉没》就已经透露故事内容，自问世以来，这部作品先后两次被改编为商业大片。日本动画片用末日影像朝观众发起攻击的做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典的《宇宙战舰大和号》剧集，之后在大友克洋的启示录式杰作《阿基拉》（1988）中得以延续，在一些较新作品中依然流行，比如黑暗幻想系列《魔法少女小圆》。

然而，宫崎骏的作品却通过对看似矛盾，实则有理的灾难之美的探索和表达，为这一文化想象赋予了最引人注目的实质和情感，这超越了任何日本艺术家。他通过一部又一部的电影，为我们呈现战斗、崩溃、大规模毁坏及战斗余波的画面，浓墨重彩地描绘想象中经历浩劫之后的场景，同时为我们创造出一个个战胜混乱和灾难的角色。最终，他的作品为日本，也为世界各地的观众献上了希望与坚韧的画面。

宫崎骏对末日场景的描绘与日本在“二战”中的经历有关，但其中所蕴含的艺术激情和美却离不开这个民族对人生稍纵即逝的古老慨叹。观众在《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尤其能感受到海啸不可思议的面貌和净化作用，在《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就连吞噬一切的战火也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视觉吸引力。这种思想源于11世纪的诗学术语“物の哀れ”，粗略翻译过来就是“物哀”，但又包含“美的基础是无常”的理念。

宫崎骏的灾难想象并不仅局限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他最好的一些作品中，有一些描绘的是个体所遭遇的毁灭性打击时刻，主角在其中所面临的状况，被一位日本评论家称为“儿童眼中的世界末日” 。这种最具私密性的末日场景，宫崎骏本人在很小的时候有过亲身经历，当时他的母亲因为肺结核而卧床不起。因为抗生素的出现，在如今的工业化世界，结核病已可以治愈，而在战前时代，这是一种严重的致命性疾病，会导致患者咯血，然后日渐消瘦，直至死亡。

20世纪和之前时代的作家认为结核病很浪漫。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将《魔山》（1924）的背景设置在瑞士的一家肺结核病疗养院中。在日本国内，也有作家堀辰雄创作的《起风了》，描绘的是一位年轻人与身患结核病的恋人之间的命定之爱。这些作品共同赋予了宫崎骏创作影片的灵感，其中的女主角菜穗子身患结核病，在日本阿尔卑斯山的一家医院徒劳地等待病愈。

《起风了》或许要算宫崎骏最浪漫的电影，尽管结核病的现实情况很难称得上浪漫。宫崎骏的母亲后来虽然被允许回到家中，但有8年时间几乎都不能活动，只能依赖四个儿子给她带来一些外界的消息。虽然她最终痊愈，但在宫崎骏童年和青春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卧床不起。这个小小少年不仅必须面对母亲的疾病，他和家人还必须应付那永无止境、无所不在的对母亲会去世的恐惧。事实上，宫崎骏后来发现，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也身患结核病，结婚还不满1年就早早去世了。

国家一片废墟，母亲身患致命性疾病——这些因素当然可能导致创伤，尤其是当这些经历发生在童年时代。但童年经历是多层面的，宫崎骏早年生活并非全盘黑暗。他的个性更多地表现为坚韧和不屈，而非许多艺术家苦苦抗争的绝望和忧虑。他给公众的印象是意志坚强且坚定自信，不过有人会觉得好奇，他作品中有些男性角色形象中所存在的忧郁，甚至自我怀疑的色彩，是不是他个人灰暗情感的投射。

宫崎骏是在东京出生长大的，在许多方面都是日语词“江戸っ子”——东京出生和长大的孩子的典型，个性上倾向于直接、独断，可能还有一丝逐利。童年时代的他就以暴脾气而著称，早在大学期间，他就极其坚持自己的主见。评论家对他艺术技巧的强调恰如其分。他在财务上似乎也十分精明谨慎，对自己的电影作品和工作室都有着严格的预算限制。他在大学期间加入了一个儿童文学研究会，但需要记住的是，他修读的是政治和经济。

宫崎骏对财务的敏感或许继承自他的祖父。是祖父为家庭赚取了财富，他8岁开始当学徒，后来建起一座工厂，1923年大地震时雇用了二十五位工人。宫崎骏显然十分钦佩祖父的干劲，对他的“聪明”赞赏有加。他曾讲过一则逸闻，大地震期间，祖父设法拯救所有的家人和员工，让他们“吃光你能吃下的所有食物，如果必要，就光脚或穿着袜子跑” 。他利用震后的混乱局势为家庭谋求财政支持。在逃生途中，他不带家庭用具，而是尽可能地往口袋里多装钱。他用那些钱购买木材，因为他正确地推断出，地震导致的火灾将带来大规模的城市重建。

战争期间，祖父的财富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1944年到1946年，日本历史上最不幸的岁月里，宫崎骏生活在距离东京大约九十六公里远的小城宇都宫，祖父在那里拥有一座美丽的庄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段经历似乎就是宫崎骏的艺术世界中光暗交织特色的预示。一家人搬到那里，一方面是为躲避越来越频繁的空袭，另一方面是为了更靠近中岛飞机公司，宫崎家的工厂是其子公司。因为与军工的联系，他们的家族工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宫崎骏的伯父是董事长，父亲是经理。尽管准确数目无法确定——他声称父亲经常夸口——但家族传言，战争结束时，工厂雇用的工人至少有一千五百人。

宫崎骏同长兄宫崎新、弟弟宫崎士郎，以及父母一起生活在客房而非主宅，但是孩子们能够进出庄园中美丽的大花园。宫崎新记得那座花园就像“天堂”，里面有瀑布，还有一个池塘，总面积有2000～3000坪（6000～9900平方米）。独角仙和蝉为花园增添了乐趣和声音。“每天早上，我们会喂池塘里的鲤鱼，不上学也没关系（大概是因为空袭），我们可以从早玩到晚。”

确实，一座占地超过6070平方米的日本私人花园看起来一定非常巨大，它成了兄弟几人享乐的私人王国，即便战火正越逼越近。所以，在读过的众多英国童书中，宫崎骏最爱的是菲利帕·皮尔斯的经典幻想作品《汤姆的午夜花园》也便不足为奇了，这部作品讲述的就是一个小男孩发现了一个隐藏在过去的魔法花园的故事。也不难想象，这座“天堂般的”花园可能成为宫崎骏最受欢迎的一些乌托邦风景的现实基础。最明显的是《龙猫》中亲切、宁静的乡村，不过在他后来的影片中的一些“秘密”花园中，我们或许也能找到其他一些童年生活的痕迹。

虽然这些花园都不是传统的日本园林，但宫崎骏在《起风了》中却含情脉脉地再现了两座传统园林：主角二郎成长的家中花园；二郎的职业导师黑川家里的精致园林，童话般的新婚之夜，年轻的二郎与未婚妻菜穗子就是从这里漫步穿过。这部被认为是宫崎骏封山之作的影片，不仅描绘了日本战前历史上的毁灭性时刻，也呈现了日本传统之美，以及导演本人生活的诸多方面。

正如菜穗子病情加重，悲剧与失败悄无声息地潜入黑川家的花园，灾难与混乱也来到了宇都宫的庄园，只是后者程度远不及前者。1945年7月19日，战争的最后一个月，宇都宫市遭遇燃烧弹袭击，半个城市被毁灭殆尽，四万九千人无家可归。幸运的是，宫崎家族未遭受严重伤害，但那晚的经历让宫崎骏终生难忘。

有趣的是，燃烧弹袭击似乎并未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家族逃生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在传记作家大泉实成看来，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导演的“原点”：

“我4岁半时，宇都宫市遭到轰炸……尽管当时应该是午夜，但外面却一片鲜红，或者是粉红，就像日落时一样。就连室内都被染成了粉红色……我的伯父开回一辆公司的汽车，比现在的车型要小，放行李的空间实在狭小……他一路开过的街道都在燃烧，就连路两边也都是火焰……我们用毯子裹住身体——必须设法穿过火焰燃烧的地带。

“就在这时，护栏外涌来一群寻找避难所的人。我对当时的记忆并不完全清晰，但我确定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让我们上车吧。’我无法肯定那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听的父母的讲述，于是就觉得是亲眼所见，但不管怎样，那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大概是来投奔我们的哪家邻居，她说：‘请让我们上车吧！’但是汽车继续向前驶去。那个说着‘请让我们上车吧’的声音越来越远，却像创伤性事件一样，在我脑海中渐渐扎下根来。”

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宫崎骏表现出一系列复杂的情绪，他为家族的相对富裕而感到愧疚，为父母不愿帮助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而感到愤恨。他一直清醒地意识到，家族生意之所以能盈利，都与军事工业有关，这种清醒显然加深了他的愧疚和责任感：“事实上，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于一个通过军火生意而取得财富的家庭，而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物资短缺，在周围的人纷纷死去的时候，我们还能乘车逃生，况且那是一个几乎无法获取汽油的年代，最后我们竟然抛弃了那些乞求上车的逃命人——这段记忆坚实地扎根在4岁的我心中，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他不停地思考，当时的环境还可能拥有怎样的结局：“如果当时我是一位父亲，我的孩子让我停车，我想我会停车的。你为什么不能做出停车的要求，理由有无数条……但我依然会想，如果当时我让父母停车，或者我的兄长提出，结局会变得多么好。”

宫崎新的记忆却稍有不同：他说那辆车很小，连多坐一个人都不可能。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新的记忆中，当晚求助的是一位男性邻居，而非女性。如果这段记忆更准确，那么可以推测，宫崎骏的回忆不仅仅是想改变他的家人当时所处的环境，让他们拥有伸出援手的能力，他还想象出了一位怀抱孩子的母亲——在大泉实成看来，这便是母亲的形象在宫崎骏的艺术世界中所扮演的早期角色之一。

母亲，或者说母亲般的形象，在宫崎骏的许多电影中都有着重要地位，但在他对那场空袭的回忆中，尤其发人深思的是，他为4岁的自己假定的责任。他先是提出，应该请求父母停车，接着又提出了其他不同的结局，他和兄长在其中本该成为责任的声音：“让一个4岁的小孩请父母停车，我猜这看上去并不现实，但是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小孩存在，那么当时就是发声请父母停车的绝佳时机。”

在这段早年生活的记忆中，我们就已经看见，他将儿童视为良知的声音，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表述：如果有这样的小孩存在。在宫崎骏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一再看见这类小孩——少年承担起惊人的成人职责，比如《龙猫》中在母亲缺席时照顾家人的小月；《天空之城》（1986）中合力拯救世界于毁灭关头的希达和巴鲁；《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5岁的宗介，他不仅要支撑孤独的母亲，还要面对巨型海啸所造成的创伤。

在宫崎骏的艺术世界中，小孩成了充满活力的可靠个体。这些孩子肩负重任，担任起向导的职责，不仅引导着其他角色，也引导着全球观众。他的乌托邦倾向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概念，即童年是一个纯真、自由、与大自然相互联系的空间。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用不被蒙蔽的双眼看世界”。这句话出自《幽灵公主》，他以成人为目标观众的作品之一，但不要被日常经历中所累积的偏见蒙蔽双眼，这样的思想代表的却是儿童的观点，而儿童的观点比成人要清晰许多。

在导演对那场空袭的想象式再现中，我们看见了有责任感的孩子和一位寻找救援的母亲。面对遭遇大规模毁坏的世界，导演想象童年的自己，或者另一位小孩请求成人“停车”，以帮助一位母亲。宫崎骏没有在言语中降低宇都宫那个可怕夜晚的混乱和损失程度，但他却提供了另一种人道互动的场景，责任感、团体精神和勇气在其中都发挥了作用。这些元素构成了一段难以确定，甚至错误的记忆，但这反而更加凸显出它们在宫崎骏心中的重要地位，他渴望创造一种更为积极的世界观。

宫崎骏的作品经常从自然界和静物中创造主角，它们也经常展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常常成为他作品中做出改变、恢复信心的动因，他们在经历和应对创伤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改善形势，并且通过这样的方法，最终战胜了灾难。

即便是在宫崎骏呈现的最悲惨的环境中，也依然会有某些东西坚持下来。在他所创作的有关失落之地或超现实世界的动画作品中，他呈现的不仅仅是逃生的工具，还是希望与行动的催化剂。就这一点而言，宫崎骏可谓涉入了理论学家大卫·L.恩格和大卫·卡赞吉标记的“哀悼的政治”领域——他没有消沉或放弃，而是成了一名积极分子，关注“剩余之物”，而非“失去之物”：失去不仅会激发回忆，还推动艺术创作。宫崎骏仍将与高畑勋、铃木敏夫，以及吉卜力工作室敬业的员工一起，继续创作电影，他们的作品将在人面对失去时激励行动，经历思念之苦时提供联系，面临毁灭时推动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