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刚刚进入考古学领域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做考古学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我进入这个天地纯属偶然，而是说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甚至是必然的。我上本科乃至硕士的阶段，其实并不知考古学理论为何物，也不关注它，尽管它就在我眼前。那个时候探讨理论的文章很少，课堂也没有老师专门讲授理论。我读过苏秉琦、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等先生的文章，其中一部分讲考古学的任务，还有一部分讲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于前者，我当时认为这是大家的指导，于后者我以为是方法，都跟考古学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还记得那个时候三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有关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译文集。也看过，老实说，字是汉字，就是读不懂意思。总之，我似乎跟考古学理论没有缘分。
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学习考古学理论的时候已经到了博士阶段，我在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简称SMU）上过三门理论课：考古学原理、人类学理论、考古学理论。考古学原理课更多讲考古学方法，讲方法背后的原理。人类学理论课则比较宏观，讲影响西方考古学的人类学理论流派。我记得分配给我的课堂报告是讲吉尔茨（Clifford Geertz），老师说吉尔茨的英文很优雅，但这倒让我这个外国留学生更为难了，觉得实在不好理解。考古学理论课是宾福德（Lewis Binford）开的，他讲他自己的理论，回击各种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后过程考古学的。由于那个时候我对西方考古学理论还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所以有时听起来也是云里雾里。
博士毕业之后，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我们的许多研究受到了考古学理论的约束。更进一步，我开始思考“考古学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可以把考古学称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一门手艺呢？如果考古学仅仅是调查发掘，那么有经验的技工完全可以比我们这些受过正规考古学教育的研究者做得更好。如果说我们是研究者，那我们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考古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如此等等问题吸引着我，而这些问题正好又是国内考古学界很少有人回答的。我很想尝试回答一下，于是，我开启了自己的考古学理论研究历程。
很幸运的是，刚参加工作的那阵子还没有现在这么“卷”，因此也基本避开了“青椒”（焦虑的青年教师）岁月。终于有了一段不那么紧张读书的阶段，有点时间消化自己曾经学习的不同理论。借给学生开设相关课程的机会，促使自己去阅读与思考考古学的基本问题。这些反过来又促使自己去做更系统的考古学理论研究，过去近20年的考古学理论研究，也融入课堂中，在学生的反应中进行检验。我想目前阶段一门理想的考古学理论课程应该能够把上述三门理论课程结合起来，系统介绍不同层次、不同流派的考古学理论，同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
有鉴于此，当我在开设考古学理论这门课的时候，就有意这么去做，希望能够让学生首先对考古学理论的范畴有更好的了解。于是，我按照考古学理论的层次、范式、主要的关注点，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创新问题等四个方面来组织这门课程。我讲到了考古学原理，也讨论到考古学理论背后的思想，还有一些自己的理论主张。五个层次的考古学理论是我提出的划分，以多层次文化作为概念纲领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也是我的主张。
这样的安排针对当前中国考古学教育中其他理论课程设置不足的现状，大体相当于上述的考古学原理、人类学理论、考古学理论这三门理论课。如果将来中国考古学理论有更大的发展，形成若干独立的理论领域，我的这门课或可以作为入门台阶。那个时候考古学原理可以单独成为一门课程，人类学、历史学，或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独立，成为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课程，高人更是能够系统讲自己的理论。到那时，中国考古学也足以媲美西方考古学了。
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是现实的必然需求，至少我了解的考古教育就是如此的。近年来，不断有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在与我谈到论文时，说到论文不好做了。他们选择的几个题目，发现要么早已经有人做过，要么缺少第一手的材料，所以，按照传统思路，即便继续去做，也很难做到超越前人。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推陈出新。在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代，全国每年招收的研究生不过两万多人，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更是屈指可数。那个时候北大能够让新石器考古方向的学生去野外做半年到一年的田野工作，学生负责一个遗址的发掘与材料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硕士论文。如今全国每年招收各类与考古文博方向相关的硕士生（学术型、专业型、同等学力等）可能有上千人，招收的博士生也将近有二百人，不可能再同从前那样让学生拿第一手材料做论文了。
现实情况的确有点严峻，如今博士生毕业普遍延期，博士学制已经从三年改为四年。我注意到，这不是老师的要求高了，也不是学校的要求更严格了，而是形势发展所致。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同辈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当然，你可以选择一个没有什么新意的题目，拼凑一些材料，写上十万到二十万字，混一混或许也可以毕业。但是在同辈中何以立足？如何给自己的理想一个交代？每一个走入研究领域的人，无疑都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所创造，希望能够推陈出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论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因为理论意味着新的视角，因为理论意味着研究的深度，还因为理论能够赋予研究以动力。从前大家重视的是新材料，就像我读研究生的那个时代。之后一段时间很强调新方法，记得有一年评审李济奖学金的论文，十多篇论文中就有四五篇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做研究的。大家对新方法趋之若鹜，由此可见一斑。最近大家开始对考古学理论产生了兴趣，这是学科发展使然。
长期以来，考古界相信一句话，考古学是研究物质遗存（考古材料）的学科，研究者应该让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任何语言判断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的。用这句话来反对主观臆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它来反对理论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体验，即便是在偏远农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谈论某人某事的时候，时常以谚语或俗语开头，然后再来说具体的事情。这些谚语或俗语代表的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道理。不引用这些普遍的道理，论说就没有力量。简言之，我们的交流，包括学术研究在内，都是从一定的道理（理论）出发的，否则我们是无法交流的。
人的行动其实是思想（理论）所引领的。以中国近现代革命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哪一次不是思想先导（包括批判、分析与构想）？哪一次没有思想的鼓动？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思想主张，最后赢得了胜利。每一步都是理论引领的。当然，理论也有很糟糕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避免糟糕的理论也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科林伍德讲一切历史首先是思想史，就是因为理论思想作为普遍遵从的指引，能够集中群体的力量，从而产生惊人的效果（正面或负面的）。
思想，作为广义的理论，是人行动的指针。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似乎从未感到需要这些指针，好像没有指针同样也可以行动，跟着大家走，或是跟着感觉走就好。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指针，而是我们将指针交给了别人。这样的指针真的合理吗？最近浏览《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亨廷顿与哈里森主编）时，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文化是包括价值观的，那它必定是某个民族、种族或地域意义上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必定会得出文化（或道德、种族）优劣论的论断以及“地域黑”的偏见。他们所主张的文化研究理论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亨廷顿本人也是学界的大咖，不过，经过反思之后，我不得不说，他们所谓的文化研究需要引起研究者警惕与深思。
理论的意义不仅仅提供指针，还提供批判反思的能力。因为实践的代价太大，所以必须对行动的理由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因此理论的园地应该欢迎“百家争鸣”。这也是避免我们被理论误导的基本策略之一。
我们如何来评判一个考古学理论呢？这里存在两个视角：一个是外部的视角，即从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以及相关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比如过程考古，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变革、科学哲学的发展，以及放射性碳测年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等密切相关；另一个是内部的视角，考察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关系。过程考古学出现之前，功能主义考古其实已经在英美地区流行，它不像过程考古学那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在实践上为过程考古铺平了道路，在支撑理论与方法上，如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聚落考古等，为过程考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内、外两个视角来分析，我们就比较容易弄清考古学理论发展的背景关联。
不过，真正能够检验理论的还是实践，长期的实践。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在时间进程中来考察，短时间内或者是身处其中的时候，不容易看清楚。风物长宜放眼量，离开一段时间，经过较长的时间之后，就可能得到较为准确的判断。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检验需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理论如果只是一个人的空想是没有力量的，只有进入社会实践当中才有价值。对于一个考古学理论来说，需要跟考古学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并且进入学术社会之中。就过程考古学而言，其实在它之前，瓦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已经提出过类似的大胆的理论主张。但是，他的理论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响应，反而受到学术界的排斥，无疾而终。到宾福德的时代，首先就获得一批年轻学者的拥护，部分资深学者也予以支持。在过程考古学的推动下，考古科学、中程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学术界的研究重心从分期、分区与文化联系转向了文化适应，其至今仍然是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主体。尽管如此，过程考古学在揭示文化发展规律方面取得的进展相当有限，除了与进化论、生态学等结合形成一些生物学意义上的普遍认识之外，在历史、社会与文化意义层面上，基本没有什么突破。经过考古学实践的检验，我们现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过程考古学的优点与不足。
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感到考古学理论有什么作用，甚至都没有发现考古学理论的存在。考察考古学的发展，你会发现考古学的每一点进步似乎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比如我们熟悉的考古地层学，在田野考古操作中，它就是指叠压打破关系，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理论内涵。而回到19世纪考古学形成的时期，就会发现它需要立足于地质学的均变论，即作用于古代的各种营力同样作用于现在，也就是古今一致原理。如果没有古今一致原理，我们实际是无法认识地层的。在一个神创论主导的世界里，你能看出地层成因吗？你能确定叠压打破关系吗？认识到均变论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还为进化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人类的由来不再需要虚构一个神来解释。
理论仿佛空气，平时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当你注意呼吸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如果没有空气或是空气稀薄，你马上就会感到困难。我们当前感到研究困难，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理论的欠缺。一批考古材料摆在那里，有人已经研究过，但是，这一批材料是否有且仅有一个研究视角呢？显然不是，当代考古学理论提出了N个视角，你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开展研究。
对于学习者而言，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即如何把所学到的理论与考古材料或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遗憾的是，这不是一个完全能从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必须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某种意义上，这就使得课堂学习考古学理论似乎是纸上谈兵。但是非学无以广才，没有理论学习为基础，谈何与实践相结合？
走入理论的天地，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可以这么看待考古材料，世界原来如此丰富多彩；你会发现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坚实。
走入理论的天地，你不需要抓住某个理论部分不放，抓住的都是教条，你需要深深地“呼吸”它，也就是体会它，让它融入你的研究，直到你浑然不觉理论的存在。
走入理论的天地，你可以让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让我们的研究不再止步于物质材料，而是可以进入古人的世界，进入更宏观的历史空间，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