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文化历史考古？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化历史考古是考古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或者是两个方面都是？

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是，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物质遗存的时空特征，但是这个也可以是因应时代的需要的，也就是在文化历史考古形成时的社会需要。波兹曼（Neil Postman）写过一本书叫《娱乐至死》 ，书中有个观点，说媒介就是信息。媒介可以掌控信息，现代印刷术帮助了现代国家的成长，以前西方流行的书只有一本《圣经》，现代印刷术出现之后，信息能够大规模扩散，培养了民族国家意识，同时也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致命的毒药。这是波兹曼的看法，媒介是至关重要的。物质遗存也是一种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必然结果。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看法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文化历史考古能够兴起？刚开始时考古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叫文化历史考古，只知道自己做的是考古，也就是说，文化历史考古是自然形成的，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肯定有时代的原因，读特里格（Bruce 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我注意到，文化历史考古的前身是进化考古，但是进化考古带有歧视性。

特里格在书中讲到了进化考古，在文化历史考古出现之前，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强调统一的历史序列。不过，以前不叫进化考古，《考古学思想史》的第一版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综合”，后来特里格退步了，他的思想退步了，不敢承认了，其实就是殖民主义考古，就是种族主义考古。但是在卢博克（John Lubbock）的时代，考古材料极少，东西特别少。卢博克写《史前时代》一书的时候，几乎没用考古材料，而是根据民族志材料写的，把澳洲土著放在石器阶段，把世界其他民族分别放在不同阶段，当然，欧洲放在最高的阶段。他按照这样的次序重建人类历史演化的框架。写《古代社会》（ Ancient Society ）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人类学之父”泰勒等先后也做过重建工作。这样考古学家就是后来者。用考古材料来证明，就好像是人家建好了房子框架，我们往上面砌砖。

——他们的工作是相互交错的。当时的时代产生了这种思想，影响到了他们。同时代会有类似的解释。

宏观上你的说法是无可挑剔的。学科内外影响的交错肯定是存在的。比如工业革命之后，钱多了，开始建博物馆，修了铁路，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观博物馆，这是教科书上写的。考古学家以前只能看本地的博物馆，现在可以轻易看到整个欧洲的博物馆。一看这个地方跟我们那个地方的不一样，存在文化上的区别。

——时代的产物还包括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地区有差异。考古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很重要。

你认为应该更强调自身发展逻辑？

——从考古学史来看，确实是有学科自身发展逻辑的原因，比如说汤姆森“三代论”的出现。

你把问题往前追溯了，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开创了类型学的工作，后面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继续细分。但是，细分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怎么样呢？分类的合理性非但不会提高，还会降低。另外，分类跟古代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此时北欧、西欧的考古学家，像穆勒（Sophus Müller）、科西纳，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后来柴尔德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重建欧洲史前文化的框架。从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感觉其中存在一个完整的发展逻辑。从器物的分类开始，汤姆森为博物馆里展示进行分类，后来沃尔塞（Jens Worsaae）开始发掘，他尝试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合作，包括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更晚一点的，因为有铁路，因为有博物馆，因为有了更多的发掘，因此有了更多的材料发现，可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排队与比较。蒙特留斯由此可以把铁器时代再分成多个阶段，把青铜时代再分成多个阶段。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材料。与蒙特留斯差不多同时的时代，“田野考古发掘之父”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将军，展开了非常精细的考古发掘。他非常有钱，有超过120平方千米的私人地产，他可以在自己的地产里慢慢挖，可以有乐队伴奏，一面听着演奏一面发掘，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高精度考古的先驱，细致化的发掘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时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现代考古学的命门，如果你没掌握这个的话，那就连考古学的ABC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考古学的基础，抓住这一点，然后看看关联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最后才有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这也正是柴尔德比蒙特留斯强的地方。蒙特留斯能够分期排队，但是他没有多少发掘材料，柴尔德不仅有更丰富的发掘材料，他还有蒙特留斯没有的东西——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没有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怎么去重建这个史前史的框架？只能继续分期，但没办法分区，没办法去构建史前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

考古学发展的每一步都要有理论的支持，理论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们可以继续说说汤姆森，为什么是他搞出来三代论，而不是别人？因为他拿到了很多墓葬材料，汤姆森发现，墓葬是封闭的单位，只要是在一个墓里面发现的，肯定是一个时期的东西，至少是曾经同时的。里面的东西只可能比墓葬年代早，而不可能比它晚，是不是？根据这一点就有办法了，有铁器的墓里可能有玻璃器，出青铜器的墓葬里面是绝不会有玻璃器的，基于这样的共存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玻璃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你在出青铜器的墓葬里面可能挖到石器，但是出石器的墓葬里面绝对不可能挖到青铜器，这就一下子把青铜器排除出去了，从而知道青铜器的出现要晚于石器。

共存关系是考古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我们为什么把地层学、类型学当成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这是考古学立论的前提、方法的前提。如果前提错误的话，那么整个学科就崩塌了，相对早晚的年代判断完全不成立。有人说地层学不是理论，地层学是理论，它只是比较基础的理论。如果没有整个理论前提的话，我们后面很多研究都没法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考古学自身发展逻辑也是合理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考古材料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考古材料是起点，需要用更多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如果从一个比较严格的本质的角度去看整个发展过程，文化历史考古是自己形成的，不是后来我们给了它定义它才有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说为什么的话，是时代背景催生了它。

站在时代背景这个角度来讲，文化历史考古的兴起与19世纪中后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其实在19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苗头。为什么科学古物学首先兴起于丹麦，而不是在英法出现呢？一般地说，英法比丹麦先进，但因为当时丹麦受到了拿破仑（法国）的侵略。某种意义上来说，丹麦人需要一种精神胜利法，从古物里面去寻找民族文化认同——我们是丹麦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有这样一种愿望来促进民族认同，提升社会的凝聚力，抵抗侵略。

后来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意大利，起初意大利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站在梵蒂冈环顾四周，这儿是意大利，那儿就不是意大利。要把整个意大利团结起来，需要一个明确的认同：我们都是意大利人。什么东西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呢？一种语言？你不可能在短期内统一语言，做不到。需要类似于一面旗帜的东西把大家凝聚起来，共同的历史文化无疑是合适的标签。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德国最初有三四百个小政权，混乱不堪，后来统一起来，这里面就涉及德意志民族的认同问题，德国对文化历史考古一直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他们有这样的社会需求。

过程考古学在美国很时兴，在欧洲大陆，尤其在德国并不是很流行。似乎也可以用它来解释中国的情况，中国考古学家并非不知道过程考古学，20世纪80年代就知道，但是一直都不怎么用。有一个解释说，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晚近形成的现代国家，一直有强烈的增加民族认同感的需要，而且中国一直处在一个被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像毛泽东时代一直担心会被列强干涉，于是有一种强烈的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诉求，因此会一直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或者说考古学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强化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从时代需要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审视一个范式或是在审视一个理论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两种视角：一种是内部关联，或者叫内史；一种是外部关联，有时候叫外史。当我们从外史来看的时候，需要考虑时代背景，考虑社会思潮，还会考虑到相关学科的发展。这是一个外在于考古学的世界，但又是考古学发展所不能离开的。我们说到现代考古学兴起的时候，会说跟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特里格说跟中产阶级的出现密切相关，因为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文化生活需要。考古一开始是贵族才有条件开展的活动。中产阶级兴起带来博物馆的繁荣，为什么是中产阶级而不是社会下层？社会下层一天到晚地忙着解决衣食等生存问题，哪有时间去看博物馆。还因为没接受足够的教育，去参观也看不懂，所以说时代背景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毫无疑问也是重要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有推动作用，此外，还有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追求文化特色。

外史的说法可能不是太好，因为如社会思潮，往往是贯穿一个时代的东西，考古学也是时代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是要被社会思潮所贯穿的。换个角度说，它可能是一个时代学术的观念基础，做学术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解放后指导中国考古学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考古学的观念基础。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不立足于一个思想基础之上，不可能只是立足于技术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中国考古学的思想基础。虽然我们不会将其挂在嘴边，但是你不能否认，我们的研究中暗含着这个理论基础。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创新而言，也必定意味着理论基础的拓展。

这里还是以中国建筑为例，因为它比较具体，更容易理解。如果要形成中国的建筑流派，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建筑思想上。前面给大家推荐过王澍的《造房子》一书，因为他就这个方面有独到的思考。2012年，他得了普利兹克奖，那就是西方对中国建筑的承认。他始终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建筑流派，要建立自己的思想，要把自己的思想立足在我们的建筑传统的基础之上，不仅要包括园林，还要包括民间的实践。他的思想非常后现代，很有意思。从考古学角度去看的话，是非常后过程的，很有人文情怀。

中国考古学未来要发展，立足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独特的思想基础的话，是绝对走不出去的，考古学就不能只是一门技术，只是调查发掘，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材料。中国考古学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基础，考古学的发展史早已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如果没有早期地质学的突破，那是绝对不可能有旧石器考古的，因为你没弄明白地质过程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地层的形成需要多长的时间。再者，如果没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人是怎么来的，无法理解人类演化需要一系列的过程，旧石器考古不可能诞生。如今我们谈旧石器考古，很少会专门提及地质学的均变论、生物学的进化论，但其实它们是旧石器考古不能离开的理论基础。

内史的视角通常指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有时会说理论、方法与材料，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内史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许多时候理论、方法和实践相辅相成，但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很和谐的关系。一般地说，理论、方法、实践需要相互配套，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的。有的时候实践走在前面，比如说积累了很多材料，应该用什么办法整理材料呢？考古类型学应运而生。研究者发现器物形制原来是演变的，演变序列可以用来区分年代。怎么知道演变序列不会颠倒过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握地层学的叠压打破关系。而要准确把握地层关系，就必须在发掘的时候进行严格地控制，划出一个一个的探方格子。发掘者刚开始也不知道可能会挖到什么，如果只是漫山遍野地挖，肯定是无法把握地层关系的。后来自然而然想到分探方发掘的方法，我们把要发掘的区域划成一个一个标准化的格子，每个格子留一块不挖，帮助我们把控地层。

考古学史上，考古学家一开始也是像古生物学家挖化石那样漫挖的，只要东西。挖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出了问题，好比说挖到灰坑上去了，灰坑可能是很晚的，如果只是采取水平发掘的话，那么很晚的东西和更早的东西就出现同一水平面上。如果你将它们看作是同一时代的，那么地层就乱套了，考古发掘便失去了意义。灰坑与地层原来是可以区分的，土质土色不一样，如果你长期在这个地方发掘的话，你还会发现发掘的手感也不一样。

我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发掘的是内蒙古林西县的白音长汗遗址，这是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记得当时是发掘前的试掘，在山坡顶上遇到一片黄土，技工在那儿画了个圆，说这是个灰坑。灰坑里面也是黄土，跟周围的黄土区别并不明显。我对此半信半疑，但是挖下去确实发现有陶片，还有很大一块素面陶，上面还有附加堆纹。这里后来叫小河西文化，有研究者认为比兴隆洼文化还要早一点。当时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技工说灰坑里的黄土颜色有点杂，用手铲刮时有毛刺感。颜色看不出来，可以浇点水，增加反差。在一个地方发掘时间长了，慢慢就有了经验，让人觉得神乎其技。

方法来自实践，所以有“实践出真知”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并不绝对，考古学研究中有时候是理论先导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过程考古和后过程考古，当初在提出这些理论主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实践。然而，研究者沿着这些理论的指导去开展研究，比如说性别考古，就揭示出一些此前不曾为人注意到的现象。性别是早就存在的东西，但是成为研究对象却是比较晚的。不是性别不客观，而是一直都没有人关注，后来因为时代变迁，社会思潮发生改变，女性地位提升，女权主义思想诞生。研究者就开始思考，女性在人类历史过程中难道没有贡献吗？难道这个世界全是男性创造的吗？那人类的另外一半是怎么生活的？大家开始关注性别问题，突然一下子就看见了许多与性别相关的物质遗存。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理论头脑，你很可能是看不见的。就是把那些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还是看不见，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对象是否客观的问题，而是认知过程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没有考古学理论，就不会有考古发现。

我们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体现，每个人周围都有无数的东西，你会看见什么？你看见的往往是你懂得的。五台山的南禅寺一直在那里，默默无闻，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梁思成去了，“哎呀，这是唐代的建筑呀”，南禅寺一下子身价倍增，成了国宝。唐代的建筑能够保存这么完整的，太罕见了，梁先生看到后激动得不行，但在我们看来，那就是一座庙。你不懂就不会欣赏。就像石器，我的一项学术专长就是研究石器，在野外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很是兴奋。当地老农说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可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碎石头都是石器的。你仔细观察那些旧石器时代的石核，会注意石片疤体现出来打片的节奏，技术熟练的人打片时有特别清晰的节奏，一个一个的片疤打得特别匀称。林西白音长汗遗址曾经出土一件细石核，7.8厘米长，铅笔头那样的粗细，古人从上面剥离细石叶，一片一片地剥制，上面的片疤非常整齐，现在的工艺大师也做不到。因为我做过实验考古，知道制作这个东西有多难，不仅需要原料要特别好，而且每一步都不能错，加工的时候手要特别稳。因为我有石器生产的基本理论知识，所以能见到许多东西。

这里也许还可以加个“心灵鸡汤”——幸福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看不见，你要能欣赏这个东西的话你就能看见，这也是教育的意义之所在。你读了一段好文章觉得神清气爽，觉得有一种浑身被洗涤的感觉，有满足感，这是因为你能欣赏，你不能欣赏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满足感。找伴侣的时候就需要学会欣赏，如果你没有欣赏能力，把一个优秀的人摆在你面前，你还是发现不了，好多不幸就是这么发生的。

头脑里先有才能看见，这个跟我们说要从考古材料出发，可能有所不同。过程考古强调从理论出发，强调要去发展理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看见。后过程考古更加过分，它认为理论与材料早已相互渗透。后过程考古主张多元叙事，性别考古其实就是对既有知识的批判，即当前的学术叙事太多以男性为中心了。这个例子说明，拓展了理论，材料也会随之增加。相反，如果大家都拘泥于同一种理论，那么就可能在同一批材料的圈子里内卷。

理论拓展后还可能带来方法上的变革，后过程考古从后现代主义里面吸收了不少思想，非常理论化。学界批评它没有方法，后来它发展出来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approach），利用互联网，发展多元叙事与平权对话。后现代主义强调混杂，强调平等，强调多元，而网络时代恰恰具有这样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交织在一起，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混杂的美感，你不需要说哪一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绝对正确的。每一种说法都是从他的利益阶层、从他的身份认同出发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我的认识可能没有你的深刻，但是我的认识来自我直接的生活体验，是不可替代的。

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人讲“北漂”现象，他说他不是社会学家，他没有调查过北京的流动人口，但是他说：“我天天给人家搬家，我知道‘北漂’是什么感觉。我搬了这么多年家，我知道‘北漂’是什么意思。”他的那些感受是纯粹个人体验，是真实的。社会学家去调查“北漂”，一大堆数据，有时候调查数据并不可靠，人家可能没有真实回答问题，最后可能得到荒唐的结论。给人家搬家的打工者给人家搬了十多年家，他的体验有很强的说服力。反身的方法强调参与体验，后过程考古大家伊恩·霍德做过尝试，他在发掘的时候让大家都来参与评论，有当地的老百姓，有工人，有学生，当然也有考古学家。不同的观点相互交织，实现了他的理论主张。

考古学上还有方法先导的情况，突然出现方法上的突破，对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经典的案例就是碳十四技术的出现。这项技术的出现有点偶然，开创者威拉得·利比（Willard Libby）是个化学家，偶尔跟考古学家聊天的时候，考古学家说：“我们最头痛的就是年代问题。”“年代，我们有一个东西就可以当年代尺度呀。碳十四有很稳定的衰变速率，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利比回答道。还有古DNA技术，它的使用几乎把旧石器考古逼上了绝路，DNA考古说人类都来自非洲，而且是十几万年前一位女性的后代，这就是著名的“夏娃假说”。旧石器考古学家们很迷惑，人类走出非洲好几次，怎么从石器上找不到证据呢？是DNA考古的方法不对，还是旧石器考古本身有问题？为什么石器文化与人类生物特征完全没有关系？

理论、方法、实践或材料都可能成为引发学科发生重大变革的先机。回到文化历史考古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需要从内、外两个视角来看，它是时代的产物，它也是考古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文化历史考古的时候，发现上面的说法好像都合理，它深受时代的影响，也与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发展关系密切，还离不开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的发展，更受到考古材料不断增加的影响。也许我们根本不必执着于最后哪一个答案更加正确，我们需要从内、外史结合的视角去分析这个现象。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历史考古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大家感到不满意？ w2J4yPcVp/nVT19eZTF6e5m7YuUgDVJ+ZQ/2WrWKLTBWTGewsDW2+vKynC+EOz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