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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理论的存在都是要有一定的前提的，如果前提不合理的话，或者前提出了问题，就可能面临着范式的革命，就可能被新的东西替代。前提是它的基础，就像房子的基础，是看不见但又很重要的东西。“考古学文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它的理论前提是什么？
——我所知道的是，考古学文化所说的文化是交流的，是流动的，每个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都源于外来文化或邻近文化的影响。通过我们阅读的文章来看
，我注意到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不是完全脱离的。
文化历史考古的目标，现在通俗的理解就是复原古代社会，通过考古材料来复原古代社会，当然，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
文化历史考古强调从考古材料出发，但考古材料恰恰是离散的、残缺的，你用很少的部分遗存去推测一个复杂社会的时候，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谈论到，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也都想复原古代社会，不过它们明显做得比文化历史考古成功。当它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问：文化历史考古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三者的目标是一样的，效果却不一样，是不是基础概念或理论前提上存在约束？好比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即便要搞改革，你发现改来改去都还是计划经济，结果自然是发展不起来。如果整个指导思想存在制约，后续的研究是很难开展下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存在观念制约的可能。大家怎么看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前提？
——它的理论前提就是默认考古学文化是一种文化，还有就是文化是不断发展的。
文化不断发展？所有的理论都是这么说的，考古学史上，文化历史考古的主要目标是要去构建民族文化认同。其前提是什么？是不是要假定我们研究的对象要等于一个民族？或者至少可以等于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定义一个考古学文化，即相当于找到了一个群体，你觉得这个假设能不能成立呢？
——我说不出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可能存在步调一致的可能，也可能不一致。
同一个群体可能产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的群体可能产生类似的考古学文化。等于说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把握的。我们暂且不说古代，就说现在我们准备通过物质遗存来判断一个群体，比如说让大家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群体的物质遗存进行定义的话，可不可以定义出来？如果说时空停滞了，大家全部消失了，来了一批考古学家开展研究，他在分类的时候怎么做？硕士生、博士生，怎么区分开来？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有校园卡，还有作业、宿舍空间也不一样。
作业以及相关的带文字信息的材料不一样，这些属于文献或者说档案，直接知道谁是谁了。如果知道关键性的标志特征，并找到了这样的标志，那么我们对一个群体进行划分，那还是有可能的。类似的，比如说要区分中国人跟日本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等很多方面都不一样，日本人有点头哈腰的习惯，说话的动作姿势与中国人也不一样，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长期下来就形成了某些标志性的特征，熟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考古遗存到考古学文化，这中间是有一个提炼的过程。什么样的考古遗存叫做考古学文化？什么样的遗存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社会群体？这个大家有争议。刚才有同学说，如果我找到学生卡的话，一下就定位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没有找到学生卡，只是找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特征的话，那么在划分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问题。历史时期有文献记载的族群，有的文献记载详细一点，有的有很多空缺，尤其是一些小族群，还有一些可能根本就没有记载。通常是他们与中原的确有接触的时候，才有对他们的记录。这些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二手的，有时候甚至是三手的。
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族群，这个假设是文化历史考古的基石，很难证实，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我们先不去管它，假定它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你不假定它是合理的话，后面许多研究就没法开展了，比如要复原古代社会生活，连社会单位都没有，如何能够做复原？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通常是先假定，然后开始研究，研究这个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这个概念为中心操作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假设，并不是一个公理，更不是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理论。刚才我们说到文化可以传播，这也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化有时候的确可以传播，有时候又不可以。有的时候先进地区的文化可以传播到落后地区，有的时候落后地区的文化也可能传播给先进地区，比如美国音乐中有受到非洲打击乐的影响，让人感觉美国的音乐原始化了，这种传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考古学上，我们看到B文化受到A文化的影响，就说A文化比B文化强，暗示A文化的社会群体比B文化的强大。这个强暗含着力量在里面，就像是军事上的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前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对应特定的群体，是因为文化内部有一定的规则。
是叫规则比较好，还是叫规范比较好呢？我们现在划分一个群体的时候，是通过什么东西划分的？
——行为模式与价值观。
价值观，这个好！你认为这个是真的，我认为是假的；你认为这个可以说清楚，我认为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三观不同。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文化与社会群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假设文化是社会群体？这里文化是一系列的规范，或者说标准，这一系列的规范足以让我们划分一个群体。这些标准是被这一群体所有人认同的，我们假定他们都认同这一套规范，然后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这是个假设，是不是一个社会群体里面的人都遵守共同的规范呢？当然不是，不过，我们研究的是留在物质遗存上的规范，是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规范的形成呢？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大家开车都是靠右侧行驶，你可以不走这侧，但是马上就会撞车，你不得不靠右走。如果你在日本靠右侧走，这就是个问题，你必须得改，因为大家都靠左走。大家做陶罐的时候都这么做，于是就有了罐的样子，你非要做一个壶的样子，人家会说你这个器物长得真丑。大家做陶罐的时候按照现成的规范、材料、方法都已经很系统了，照着做的话也相对简单容易的多。你特立独行，另起炉灶，没有时间，没有技术，做起来就比较困难，做出来以后也没有人认同。
类似的情况很多，西方人喝汤用浅盘子，还不让出声，很考验水平；我们中国人喝汤用碗，小碗都是比较深的。大家都这么做，都习惯了，都觉得理所当然。当我们说文化的时候，一个是认同，另外一个就是习惯，这里我们借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叫“惯习”。习惯这个词已经太常用了，这个词还有其他的含义。还可以用习性这个词，但是当我们说习性的时候，一般专指动物。创造一个新词，把它跟习惯、习性区分开来，可以避免一些歧义。刚才有同学说得很好，说文化是一种规范，这也是考古学文化理论的一个前提。
——前提假设就是，文化是一群人约定俗成的东西。
还不止这个，一般我们在讲文化的时候都是比较笼统的。“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说的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complex）
。考古学文化只是选取了其中具有物质遗存表征的部分，并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一个一个的具有时空边界的社会单位，这跟人类学上所说的作为整体的文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些文化最后其实都是研究人的。
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为了研究者的方便而进行的人为的切割。实际上文化是不可划分的，为什么不可划分？
——因为划分的时候，往往会根据需要强调或是忽视文化的共性与联系。
这里需要我们追溯学术史，当面对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必要知道是谁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出来，以及概念原初的意思是什么。人类学对文化有定义，考古学家借用了这个概念，但是考古学家在借用的时候，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鲜活存在的社会，而是一大堆物质遗存，包括一大堆器物组合以及遗迹，它们具有一些共性特征。我们叫它们什么呢？我们不能还是称之为器物特征组合吧。我们需要用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一定要抽象，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即从器物（物质）层面上升到社会（人）层面上去。考古学家想到了“文化”，于是创造了一个词叫“考古学文化”。我们需要知道，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从物质遗存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或者可以称之为概念工具，它是考古学家开展研究的功率计，通过它可以去研究古代的社会群体。
这是考古学家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你不能总是在描述实物特征，也不可能无限地做分期研究，考古学家必须要去研究古代社会，而要研究古代社会，你的抓手是什么呢？你必须抽象出概念来，让大家都能够利用。
抽象出必要的概念是研究深入的必然选择。我再举个例子，就说“原子”这个概念，这是哲学家首先提出的概念，当时还没有人见过原子这种东西，但当时居然有人敢提出原子这个概念。没有概念的抽象就没有下一步的研究，就不可能去探索规律与原理，研究也就不可能达到理论高度。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归纳”，其实归纳也不完全是对所有现象的概括，很多时候，我们在归纳时需要进行理论的抽象，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理论概念。一方面简化思考，另一方面提升层次。
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中，我们把文化理解成是可以划分的，这是一个假设，究竟可不可以划分，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现在我们把文化划分到有点泛滥的程度了，可以按地方划分文化，如北方文化、南方文化，南方还有江南文化；按历史划分的话，还有吴文化、越文化，还可以按照器物对象进行划分，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还有诸如青铜文化、玉文化的说法，如此等等。最后大家都不知道文化究竟是什么了，什么东西都往上面贴个文化的标签，于是就泛化了文化的概念。文化这个词在社会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泛泛的词，有点像习惯这个词似的，但我们在考古学上使用的时候，“考古学文化”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它与特定的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考古学文化的前提就是，如果一个考古学文化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文化的内容应该是有独特性，对外部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来说，它们是可以区别开来的。
对，对，是有这样的意思。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什么是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建立的基础就是一些特征组合。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在划分一个文化的时候，基于的是遗存特征的共性，比如说兴隆洼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筒形罐，兴隆洼文化必须有筒形罐，这是这个文化的共性。
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引自《辽河寻根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展》，文物出版社，2011年）
——因为考古学文化内部是存在规范的，然后形成共性。基于这个共性，一个考古学文化是能够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区别开来的。
你觉得基于共性靠谱吗？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有共性，考古学文化才能与族群联系起来。
这里面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共性还可能跟生活方式相关。定居的群居方式意味着人们长时间住在一个地方，生活比较稳定，人们始终用这些东西，所以留下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是过程考古不这么看，早在1939年的澳洲，有学者研究土著生活时发现，土著一年四季住的地方并不一样，在每个地方从事的活动也不一样，不仅吃的东西不一样，连使用的工具也不一样，也就是说不同季节的活动留下不同的物质遗存。
如果你按照共性原则划分的话，那么每个季节都是一个考古学文化，春季有春季文化，夏季是夏季文化，四季可能都不一样。创造不同文化的是同一个群体，物质遗存的差异性并不能否定这个群体，是差异性而不是共性让他们成为一个群体。
——考古学文化和群体不一定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定要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不一定非要把文化和群体对等起来。
是，这个说法很好。很多主流考古学家就说，别对应上来了，既然对不上就别对了，对应不上来会出很多的问题，这就涉及文化历史考古学后面的一个问题，它的一个bug。我们知道柴尔德（Gordon childe）使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是受了科西纳（Gustaf kossinna）的启发，而科西纳是个种族主义者，他的学说深受纳粹的支持，他所谓的“聚落考古”就是把特定物质遗存与族属对等，凡是发现了日耳曼人遗存的地方，就可以对之提出领土的诉求，现在占领它是天经地义的事。
用考古学文化对等族群的方式，有可能会被滥用，成为一个现代政治上提出领土诉求的手段。因此，在考古学研究中，让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
——族属考古本身就是政治，包括促进民族认同。从学术史上看，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学术和政治很难分开。
需要其他的东西来约束，单纯考古学解决不了。经过大家的讨论，认识逐渐明晰了。也就是说，分开是不现实的，让它被滥用的话肯定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怎么防止它被滥用？考古学家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被滥用呢？
——我的想法是，当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用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有些被滥用的情况下，一个方法是往回收一下，另一个方法是可以设定文化研究的层次，即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文化的集合。
一个是限定层次。另一个是收一下，当我们看到它被滥用的时候，就把它收一下，就是说考古学文化不等于族群，两者中间还有差距。限定层次是什么意思？
——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文化。
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质遗存，它可以代表不同层次的文化。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可以深化我们目前的研究。文化历史考古是一个很系统的体系，当我们说文化历史的时候，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历史。如果说历史只是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是个泛泛的说法。有贯通朝代的通史，还有断代史，这是一种划分；还有一种角度，就是从社会或历史的某个方面进行重建或分析。我们讲到文化历史的时候，是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呢，还是什么别的历史？如果按照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考古学文化的历史了，因为理论、方法与材料都是围绕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展开的。如果说是其他方面的历史，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既有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能够支持吗？比如我想重建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家庭组织状况，考古学文化研究显然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需要另外去找理论、方法与材料。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历史，怎么理解文化历史。如果说我们理解的历史是一种内容很丰富的东西，那么需要研究的对象就会比较广阔。如果理解的文化历史类似于考古学文化的话，那么需要了解的东西就少得多。如果从未来的角度思考，就需要逐渐把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概念进行拓展，拓展到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文化历史比较接近的程度，好比说玉器、青铜器、漆器等等，都是文化历史的组成部分，属于物质文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用到“物质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有可能马上掉到另外一个陷阱中了。因为我们早已有了这个概念，比如说汉代的物质文化史，有关它的陶器、铁器、墓葬、纺织等，孙机就汉代物质文化史有本书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物质文化史如今另有一种含义，其中涉及能动性的问题，这在后面的后过程考古一讲中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不是一种死的东西，而是活的，是具有能动性的。有本书叫做《权力与建筑》
，其中讲到纳粹德国的建筑师，运用巨大的广场、雄伟高大的罗马式建筑，塑造德意志帝国的神话，所用的物质手段，包括反文的万字符这样的神秘符号。物质文化可以限制或者促进我们的行动与思想，甚至可以说制造我们的思想，就像在我们这个工业化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我们的思想注定会有这个时代的烙印。你没感觉出来吗？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跟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有了这种新的媒介、新的物质手段，大家可以把它融入信息传递、处理与表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物质文化创造思想。
这样的物质文化是历史的，不是普适性的。20世纪50年代，一批中国画家访问东欧，他们尝试用国画的方式在欧洲写生，用中国的毛笔画欧洲的山水，效果怎么样呢？应该说画得挺好，但是大家没感觉，为什么会没感觉呢？因为中国的山水早已被我们诗化了、哲学化了、历史化了，被我们传统的笔墨渗透了。欧洲的山水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用中国笔墨来画，很难让人产生共鸣。当我们现在说到西湖的时候，这个湖已经经过了两千年的改造，围绕西湖写的诗无数，画的画无数，西湖已经完全被改造了，它不再是一个完全外在客观的东西。当我们说到黄山的时候，黄山也已经被历史文化所渗透，已经被诗化了。黄山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东西，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在说物质文化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外在之物，而应将之视为具有能动性的东西，视其为历史的，具有特定的背景依赖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历史，那么我们看到的东西会是很不一样的。
考古学家莫里斯（Ian Morris）提出，要在文化历史考古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就是要拓宽文化历史的概念，不然就还是考古学文化的历史，那样的历史是非常窄的。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似乎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凤凰出版社出过一套“早期中国文明”的丛书，就是基于考古学文化构建的历史，内容全部都跟考古学文化研究相关。然而，考古学文化能够囊括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能够利用的方法也比较少，可以深入研究的东西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