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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这段历史，得先把南明史做个简单的梳理。
之前有读者问过我：为什么南宋能固守半壁江山，而南明却不可以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南宋是个统一的政权，而南明只是个统称，指的是顺治元年（1644年）后，中国境内尚未被清军占领的地区。这个地区内，有张献忠、李自成的余部，有明朝军阀，有福、鲁、唐、桂四个明王族大派系，而非一个统一的政权。南明内部这些政权不仅不统一，甚至还互相残杀。这就是南明跟南宋的根本区别。
崇祯帝自杀之后，严格来讲并不代表着明朝的灭亡。因为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南京作为陪都，属于北京的后备。当崇祯帝自杀，南京的国家机器就正式启动，取代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
南京官场上，大臣和国家机关都是完整的，就差一个皇帝了。在当时的明朝藩王中，以福王朱由崧最有资格继承皇位。
当年老福王朱常洵就是万历年间的太子备选人员之一。讲道理的话，北方蒙难，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最合理、合法、合适。
但是，熟悉明史的朋友都知道，万历年间福王朱常洵之所以没能当太子，就是因为东林党的极力反对。南京的东林党人害怕福王朱由崧继位为帝后，自己会遭到清洗。所以，南京方面认为神宗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更适合当皇帝。
但是，放着神宗皇帝的孙子不立，立神宗皇帝的侄子，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为了争取各方支持，兵部尚书史可法四处奔走，探口风、讲道理，忙得不可开交。
史可法四面联络的同时，凤阳总督马士英简单粗暴地宣布福王朱由崧监国，后拥立福王称帝，年号弘光。马士英拥立有功，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跃成为南京朝廷的最高官员，马士英的党羽也都鸡犬升天，优柔寡断的史可法等原南京官员失势。
接下来，弘光朝廷阉党抬头，打压东林党人，搞得离心离德。忙着贪污和内斗的弘光朝廷既无北伐的决心，也无安定江南的仁心，给清军留足了时间打败李自成，迁都北京。
东林党人不满马士英怎么办？那就搞他。马士英算什么，不就是有拥立之功吗？如果弘光帝不合法，那么马士英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此，崇祯帝的“太子”朱慈烺出现在了浙江，引起轩然大波。本来就不服马士英，且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接到消息，马上屠灭武昌，打着太子的旗号，带兵就去南京“清君侧”，结果不幸病死在了路上。
南京政局动荡之际，清豫亲王多铎南下攻打南京，弘光帝出逃，留守南京的大臣投降。顺治二年（1645年），弘光帝被俘，但皇统还在。
弘光帝被俘后，南明进入第二个阶段，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抚州的益王朱慈炲、福州的唐王朱聿键、绍兴的鲁王朱以海、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在同一年先后宣布监国。
这些监国中，以郑芝龙支持的唐王朱聿键实力最强。在郑芝龙的支持下，唐王称帝，改元隆武。但是严格来讲，隆武帝不算是明朝正统，因为他作为一个被海盗头子拥立的傀儡，合法性显然不如弘光帝。在当时，鲁王朱以海在张煌言的辅佐下，就不认同隆武帝。而这导致了鲁王和隆武帝之间不仅不能合作，而且还互相攻击。弘光帝被俘后的六大监国，也就称帝的唐王和鲁王坚持了一年，其余的当年就被灭了。
随着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也随即灭亡。鲁王战败后逃往厦门，由于得不到郑成功的支持，只好自己取消监国称号，从此不问政事。
六大监国覆灭后，南明进入第三个阶段。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帝的旧臣逃到广州，拥立隆武帝的弟弟继位，改元绍武。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基，改元永历。一省出两帝，那没法不打仗。绍武帝和永历帝大动干戈，随着清军的到来，绍武帝继位四十天后就被攻灭，永历帝逃往广西。
永历帝也不被南明地区的其他势力承认。顺治四年（1647年），揭阳的益王朱由榛在郑成功的支持下宣布监国，两个月后迫于清军的压力，郑成功派来的部将吴元开城投降，益王政权覆灭。
顺治五年（1648年），郑成功又拥立淮王朱常清在南澳监国，改元东武。随着郑成功和永历帝的关系改善，淮王取消监国称号。顺治六年，楚王远支亲戚朱容藩诈称楚王世子，在夔州宣称监国，与永历帝争位。这哥们实在是人缘太差，后被自己人弄死，政权灭亡。
至此，江南有了四大势力，分别是郑成功、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永历帝。其实到这个时候，永历帝隐隐有江南共主的感觉，有资格代表南明。
这段时间，大顺军加入永历帝阵营，连败清军于湖南。根据王治心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纲》和杨森富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的说法，此时永历帝全家皈依天主教，借葡萄牙兵马枪炮助阵，也获得了不小帮助。永历朝廷还曾向罗马教廷写信，许以打败清军后，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教。但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永历朝廷的内斗又成了主流，大顺军遭到了疯狂排挤。大好局面自然就丧失了，清军顺势占领了湖南。
而在四川，张献忠战死后，他的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大西军退到了云贵，联合永历帝占据西南。实际上到了这时候，永历帝已经成了孙可望手里的傀儡。
李定国指挥有方，连败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收复湖南。黄宗羲赞曰：“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敢轻视永历政权，这才引出洪承畴充当“救火队长”一事来。
这时候，洪承畴的伯乐多尔衮已经不在人世了。掌权的顺治帝对洪承畴可谓信任到了极致，敕封其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另外，朝廷严旨吏、兵两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准许洪承畴便宜行事，事后报闻。
这是洪承畴人生中权力最大的一次任命。上一次类似的任命还是在明朝，当时洪承畴充当崇祯帝的“救火队员”，任蓟辽总督。
但这一次，洪承畴面对的是南明唯一的合法政权。虽然这个政权暂时被孙可望把持，但是洪承畴接了这个任务后，心情仍旧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洪承畴该怎么办？
大方向上，洪承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联合永历帝反清。显然这并不现实，联合永历帝的不少，但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从大顺军余部，到背清从明的将领，跟了南明都会在倾轧中饱受排挤，也只有孙可望、李定国这样排挤别人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没人排挤了，孙可望就开始排挤李定国。
洪承畴要是降永历帝，还不如自杀来得痛快。而且，洪承畴的反戈与否，并不能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一条道走到黑，残酷地灭掉永历政权，向清朝表决心。在感情上，洪承畴不会这么干。
六十一岁的洪承畴其实宁愿做些文职的文化工作，也不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但是既然他处在了这个风口浪尖上，还是得硬着头皮往前冲。至少，洪承畴带兵能避免不少杀戮。
洪承畴出马，在岳州败孙可望，重新占领湖南。洪承畴到了长沙，释放了这里关押的“反清复明”的政治犯。在军事上，洪承畴还是尽量能招抚就招抚，尽可能不派大军讨伐。因此，虽然洪承畴捷报频传，但总体进度并不快。
一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永历政权内部，孙可望和李定国正式翻脸。在这场内斗中，孙可望失败了，但他可是张献忠带出来的兵，最擅长的就是投降。孙可望在南明混不下去的时候，就投降了洪承畴。
孙可望被送到北京，献上了云贵地区的地图，被清廷封为义亲王，风头都盖过了平西郡王吴三桂。此后朝廷严旨洪承畴迅速进兵，又派来平西将军吴三桂和征南将军卓布泰配合洪承畴进兵。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又派出信郡王多尼统兵南下。次年，清军占据云南。永历帝在李定国的保护下，逃到了腾越。
到这个时候了，南明还在内斗。不学无术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在不知会李定国的前提下，挟持永历帝逃到缅甸。一路上，马吉翔把兵力都用在保护自己的财产上，连永历帝的后妃都丢了，马吉翔的财产却没丢。
到了缅甸境内，缅甸王要求南明军队放下武器入境。马吉翔又不顾沐天波的反对，下令让军队放下武器，永历帝就这样成了缅甸王的阶下囚。
在缅甸，永历帝也就是勉强不挨饿，但是马吉翔不仅花天酒地，还能重金去广州请戏子来唱戏。
这时候，李定国和部将白文选关于是否要去缅甸又产生了分歧，但事实果然不出李定国所料，缅甸王扣押了永历帝，因此李定国又发动了对缅甸的战争。等于说，南明最后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显得特别奏效。李定国的部下有不少都选择了投降，还有一些蠢蠢欲动。白文选也在这时候，半推半就地被部下劝走降清了。
顺治十六年（1659年），随着清军攻下云南全境，洪承畴第一时间上书朝廷留大军镇守云南，拨款赈济云南各族百姓，停止向永历帝追击。
之后，自认为任务完成的洪承畴，上书请求回北京养老。顺治帝准奏后，西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吴三桂。
就在云贵地区逐渐恢复生产的时候，缅甸发生政变。新任缅甸王莽白在康熙元年（1662年）把永历帝送给了攻入缅甸的吴三桂，永历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在昆明，南明皇统断绝。
相比于吴三桂，洪承畴事情做不到这么绝。论功劳，无论关里关外，洪承畴都远高于吴三桂，但是在处理对明关系上，洪承畴显然没法像吴三桂那样决绝地表忠心。
有的时候，人都会做些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当你不得不开枪的时候，把枪口稍微抬高一厘米，就是伟大的救赎。洪承畴做到了，他连续招抚十三府的时候所避免的杀戮，是他能为百姓做的最大尺度的事情。
无论多少人骂他汉奸，洪承畴都没有破罐子破摔。也正是因为如此，吴三桂在云南晋封亲王，而洪承畴退休的时候，爵位仅仅是三等轻车都尉，世袭四代。这个爵位，在清代爵位中排倒数第四。
康熙四年（1665年），七十三岁的洪承畴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朝廷给上谥号“文襄”，还算是个不错的评价，与后来的左宗棠、张之洞相同。
然而，在一百多年后，乾隆帝把洪承畴编入了《贰臣传》。很多人为洪承畴惋惜，也感慨乾隆帝的“超时空”卸磨杀驴。
实际上事情还真不能这么理解，乾隆帝命国史馆修编的这部《贰臣传》全称是《钦定国史贰臣表传》，所谓“贰臣”，也是针对明朝而言的。洪承畴背叛明朝是客观事实，将其编入《贰臣传》不算对他的污蔑，总不能说他是明朝的忠臣吧？
《贰臣传》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曰甲等，讲的是对清朝的有功之臣，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吴六奇等名人悉数在列。编入甲等“贰臣”，其实是一种表彰，说他们有功，但是背叛明朝始终是个污点，只能说人无完人。
下部曰乙等，编入乙等“贰臣”，就有嘲讽的意味了。比如乙等的钱谦益、吴伟业、孙可望、白文选等，乾隆帝认为他们既背叛明朝，又对清朝无贡献，甚至反复，实在是令人不齿。
像吴三桂这样的，在乾隆帝眼中连进入《贰臣传》乙等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说，被编入《贰臣传》的甲等，是对洪承畴的一个客观评价。在那个时代，忠心不过王承恩，硬汉莫过史可法。临事一死特别简单，难的是活着干些有意义的事。
李鸿章有句诗写得好：“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民族危亡之时，自杀很简单，难的是活着与这个世界周旋。洪承畴也如是，在松山自杀很简单，能让他万古流芳，名声绝对比极具争议的袁崇焕好得多，不敢说比得上岳武穆，最起码不输韩世忠。
但是洪承畴没有死，活下来的他也没有在自己的利益上多做争取，却在改造清朝、稳固儒家文化地位方面寸步不让。
骂他是汉奸，非常简单。但是谁会在那个时代比洪承畴做得更好？这要打个问号。顾炎武先生说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洪承畴没能保其国，但在保天下这方面，他不输于同时代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