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侵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任务。
在整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存在由中国共产党间接或直接组织和领导的两支抗日军事武装力量，即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援助下创建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集合的抗战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基础上改编和创建的抗日军事武装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讲，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互关联的组织关系。东北抗日义勇军从创建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一批党团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加入义勇军。当义勇军的斗争处于山穷水尽之时，一部分部队直接加入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初期的斗争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这两支抗日武装力量经常联合作战。
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南满等四大游击区创建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且以它们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反抗了日伪的殖民统治，为东北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满游击队主要有两支：一为磐石游击队；一为海龙游击队。
1932年2月至3月期间，南满抗日游击队利用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创建了东北地区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以红石砬子为中心，整个覆盖范围大概有方圆几十里。
中共满洲省委对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十分重视。1932年7月，磐石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紧急报告中指出：“目前磐石义勇军的游击工作，关系于整个工作的转变非常重大，省委应速派去富有经验的军事工作同志，去组织强有力的军委，领导义勇军的游击战争。”8月，接到磐石中心县委报告的满洲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派出时任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前往磐石游击根据地指导抗日斗争。
杨靖宇到达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后，对游击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改组县委、稳定队伍，清洗了混入游击队里的少数流氓分子和惯匪，使磐石游击队成为南满地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队伍，连打了几次胜仗，在南满地区站稳了脚跟。
日伪当局对南满游击队的发展极为恐惧。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自1933年1月至4月，调集日军守备队和大批伪军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进攻，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抗日游击运动的不断高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争取和影响伪军反正哗变的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5月29日，驻烟筒山伪吉林警备第五旅步兵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在打入其内部的共产党员曹国安、宋铁岩以及张瑞麟的组织和策动下，击毙伪军连长，举行起义。60余名士兵携带1门迫击炮、40多支步枪以及数千发子弹，投入游击队的怀抱，受到了抗日群众和游击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冯仲云和磐石中心县委书记李东光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走上反日道路给予充分肯定。哗变队伍被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迫击炮连的哗变，不仅壮大了游击队，而且使游击队拥有了自己的迫击炮，增强了游击队的战斗力。
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对此，中共满洲省委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他们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六次大的进攻，影响了一些反日武装队伍，大大扩大了党和游击队在南满的政治影响。
1934年以后，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35年，整个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覆盖范围达到方圆几百里，成为南满抗联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斗争的重要战略阵地，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海龙游击队是在1932年8月建立的，当时命名为海龙工农义勇军。中共党员王仁斋在队伍中不断向队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使得这支队伍政治素质较高，人员也从30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队伍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月，省委代表杨靖宇从磐石到海龙巡视工作，根据省委指示，将海龙工农义勇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
东满游击队是吉林东部延吉、和龙、汪清和珲春4个县游击队的统称。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游击战中和群众斗争中去建立和发展真正的游击队组织。到夏秋时节，东满特委已经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建立了四大块广阔的游击区，其中延吉和汪清两块游击区的规模最大，整个覆盖范围达到方圆五百里左右，成为东满地区最主要的游击区。
为了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消灭在萌芽中，驻扎在东满地区的日军在1932年春就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大讨伐”。除了调动驻守在东满地区的日伪军外，还从朝鲜调来日军十九师团第七十五联队，组成“间岛派遣军”，直扑延吉、敦化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处是一片悲惨景象。但是，敌人的“讨伐”吓不倒英勇的游击队员。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游击队像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草一般，烧不尽、压不住，此伏彼起，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讨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2年末到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地区又展开了冬季“大讨伐”。面对敌人的残酷暴行，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在三道沟，50名游击队员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人的“讨伐队”，毙伤敌人10余名。在敌人向渔浪村进攻时，中共和龙县委决定，由和龙游击队中队队长金亨杰等12名游击队员组成3个阻击小组钳制敌人，其余队员在县委书记崔相东的指挥下，护送县委机关和群众向马鹿沟方向转移。3个阻击小组的游击队员利用房屋、村外的壕沟和山坡，不断地变换地点向敌人射击。共产党员李九熙等3人在房屋顶上阻击敌人，日伪军见难以接近，就放火焚烧房屋。三勇士无所畏惧，仍坚持战斗，终因子弹打光，不幸牺牲。中队长金亨杰和政委金炳洙在村外的壕沟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也壮烈牺牲。和龙县县委书记崔相东在掩护群众转移时，身负重伤，继续战斗，直至英勇牺牲。这次渔浪村反“讨伐”战斗，共消灭日伪军数十人。游击队员和县委书记崔相东等13人牺牲，后被称颂为“渔浪村十三勇士”。
1933年3月，日伪当局调集3000余兵力，对中共东满特委所在地小汪清及延吉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小汪清发动几次进攻，抗日游击队和救国军部队采取“敌进我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缴获259支枪和4门迫击炮及许多弹药。
1932年11月，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正式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1933年1月，李延禄最先组建起一支900余人的游击队伍。
1933年2月，日军驻宁安守备队和伪军分三路进攻李延禄的游击总队。日军守备队从正面、伪军从两翼向救国游击军发动攻击。游击总队集中火力攻打正面日军，击毙多名日军军官。两翼的伪军在游击队的顽强阻击和政治攻势下狼狈逃走。战斗结束不久，李延禄又接到情报，得知日伪军正在八棵树屯杀猪做饭，便命令刘汉兴带领部队奔袭八棵树屯，击毙了敌指挥官风岛和几名日军。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部队，庆祝游击队取得胜利。这次战斗，不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使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受到极大鼓舞。
3月1日，日伪军四五百人携带6门大炮进犯八道河子。游击队得到消息，做好应敌的准备。李延禄把第二、第三团布置于西山口两侧山头，李凤山营在中路防守，迎击进入山口之敌。早晨6时，战斗打响。敌人依仗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轮番向游击队阵地猛烈炮击，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游击队战士们勇猛顽强，奋勇杀敌。第三团团长史忠恒身先士卒，负伤多处不下火线。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士气旺盛，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但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弹药消耗殆尽，不得不放弃山口阵地，撤到后山。中午时分，敌人占领八道河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逃上山的老百姓向战士们哭诉敌人的暴行，战士们怒火填膺，纷纷要求下山杀敌。李延禄下令把剩余子弹集中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他们悄悄穿过树林，出其不意地杀入屯中。愤怒的群众手持棍棒，跟在敢死队后面冲向敌人。敌人惊慌失措，仓皇溃逃。这次战斗击毙日军37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八道河子战斗后，抗日游击队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当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杀敌，附近的一些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也前来联络，愿与李延禄的游击队协同作战。3月3日，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召开会议，根据吉东和东满抗日斗争的具体情况，提出绥宁党的任务是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推翻日伪对东北的统治，巩固东满抗日根据地。为贯彻中心县委指示，李延禄率领部队去东满抗日根据地汪清县活动，参谋长张建东率一部分队伍留驻宁安，在南湖头、四道河子一带活动。
1933年3月中旬，李延禄、孟泾清率领第二、第三团和骑兵营共500余人，到达汪清县的马家大屯，受到东满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和其他两支游击队伍会合，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和群众的抗日士气。也就在这一年7月，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游击军在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帮助下，召开当地各抗日部队会议，决定各支抗日武装协调作战，一致同意成立“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公推李延禄为负责人，平时独立活动，战时协同作战。
北满指哈尔滨以北、松花江中下游广大区域，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辽阔的松嫩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哈尔滨，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北满最早建立起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由张甲洲领导。1932年6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和夏尚志等整顿该支游击队，队伍从200人发展到700多人，并在8月底攻占了巴彦县城，自此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但是，由于“独立师”既要与日伪作战，又不时受地主武装袭击，处境孤立，最后不得不在该年年底解散。
1933年底，珠河游击队在中东路南创建了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游击区不得不多次转移，多次重建。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相较于东北其他区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而言，创建得比较晚，存在的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大，各方面的功能不是很理想。然而，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却是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依托，其在这一区域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侵略，为东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除上述提到的几个主要抗日游击区的几支主要游击队伍外，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还有数不胜数的小规模游击队伍，如饶河农工义勇军、安图反日游击队等，他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存在双层领导关系。1932年之前，中共满洲省委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33年1月，在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维埃区域的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与上海中央局进行各个方面的沟通和合作。所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1月，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然而，之后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从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就由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双层领导。虽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所存在的复杂的领导关系使东北各个地区、各个部队存在认识上的明显差异，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但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东北抗日联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相比，抗战态度更坚决。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内部更加统一，纷争少，而且很少发生将领变节投降事件，他们是一支更有战斗力的抗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