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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有了已经或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有了在政治上达到成熟的共产党，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中国已经“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
。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这个历史上进步时代的主要代表，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并蓄谋对中国发起侵略。1894年至1895年，它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掠获赔款白银2亿两；继而又通过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设立关东都督府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1927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力图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并决心为之诉诸武力。会后，传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1929年秋，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危机带来的困难。日本政府和关东军下决心制造事端，武装夺取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袭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便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在短短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日本还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1931年7月，蒋介石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调停上。但是，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
，“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这些抗日宣言和决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继续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日军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使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报告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0月1日，八一宣言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在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此时，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不久，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即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还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以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充分地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报告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已超出蒋介石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其生存，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国共双方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到9月，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中华民族只有团结抗战才是生存的唯一出路。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
7月15日，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表明抗战决心的谈话。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新一轮战事；14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坚决抗战，并加快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步伐。8月18日，国共双方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等问题达成协议。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伟大抗战精神，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精神基础，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
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其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国民党于1938年三四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抗日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有很多限制。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这个纲领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
，“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概括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并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是“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两条路线，两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对于抗战的前途，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1938年3月24日至4月7日，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取得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速胜论”抬头。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亡国论”重弹。这时，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中国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他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战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终一定胜利。
《论持久战》预见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其中，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
《论持久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唯一能使中国这样一个弱国打败日本那样一个强国的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指南。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队在一些地方虽然也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但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节节后退。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迎头而上，奔赴前线，奋勇还击。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一举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日军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10月，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会战，并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掩护友军撤退。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八路军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随即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一二〇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总部率一二九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根据地先后在华北大地建立起来。在华中，1937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军长叶挺，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在陕甘宁，1937年9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11月，在完成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军腹背受敌。日军只得停止战略进攻，回过头来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到1944年初，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重点是华北。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同时在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军区在第一二〇师的配合下进行伏击，歼灭日伪军9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为了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确定新四军发展的战略任务。在华南、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很大发展。
为限制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日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把抗日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构成对根据地的网状包围圈，然后分别进行“扫荡”“蚕食”和“清乡”。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破袭战。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0多个团，约20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总破袭战。参战部队同时向日伪军发起攻击，破坏正太、同蒲、平汉、德石、平绥等铁路交通线。第二阶段（9月20日至10月5日），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是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起，日军调集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到12月初，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民心，驳斥了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谬论。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58%的兵力和全部伪军，总数共达70万人。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已拥有1亿人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1941年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大肆“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总兵力仍有29万人，日伪军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1941年、1942年成为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针对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
；要求每个根据地建立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体制，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精兵主义。遵照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在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侵略者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1年至1942年，敌后军民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多人。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广大军民英勇顽强，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坚贞不屈，绝食而死；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气壮山河；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血染太行，以身殉国……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的革命英雄气概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精神支柱。
1943年，敌后战场的形势开始好转，各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从1944年起，根据地军民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一年中，敌后军民对敌战斗1.13万余次，毙伤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47座、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700万。而此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大溃败。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至12月初，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一部，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两个战场形成鲜明对比。
1945年，根据地军民响应共产党“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日伪军发动了广泛的进攻。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等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建立了19个大的解放区，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550万。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重要城市，均处于人民军队的控制或围困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已成为大反攻的重要力量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强大基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从8月11日至9月2日，根据地各路大军破袭了平汉、正太、同蒲、北宁等铁路线，使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巨大牺牲，共伤亡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敬，对于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德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责任为己任，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
，“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
，“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在集中全党智慧，总结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阶级状况，精辟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理论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完整地科学地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一提法逐渐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随着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大批革命分子要求参加党的组织。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底，中共党员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到抗战胜利时，党员人数高达120多万，干部人数从3万多发展到40多万。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共产党经过大发展之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成为极端重要的任务。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
。为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先后发表《论青年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章，毛泽东也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名篇，以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同时，中共中央还于1939年10月创办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杂志。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指出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
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党完成民族抗战的神圣使命，1941年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全党范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起来。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进行，抗日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在国统区，国民党采取的是压制民主的政策。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政治民主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其重要标志就是“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实践。
1940年3月，毛泽东在给党内起草的指示中，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三三制”，就是根据地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三三制”政权中，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是有职有权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为了实行真正的普遍的民主选举，针对农民中文盲占多数的情况，各根据地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民主实现形式：如投豆法、画圈法、背箱法、烧香燃洞法等。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人民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历史印证了这一判断，也印证了民主的威力与伟力。
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注意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1941年以后，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鼓舞下，陕甘宁边区等相继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八路军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会议以后，大生产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大生产运动改善了军民生活，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和谐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至最后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斗争，加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取得的。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这个决定性贡献，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变成了人民的胜利，从而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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