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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不论对土豪还是对国民党，通常只有进攻，不采取谈判联合。长征时，红军向粤军“借道”，政策趋于灵活多样。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确立，中共更加积极地与各方势力接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对敌伪顽既打又拉，边拉边打，不断寻求最有利战机。如陈毅对国民党军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即属精彩案例。浙东游击纵队隶属新四军，直接受陈毅领导，亦有精彩表现。但必须指出的是，合纵连横是一个彼此较量的过程，中共纵横捭阖，对手亦非木偶。从生存角度理解各方策略，也许比单纯的指责顽伪不讲信义更有意义。
敌后根据地日、伪、顽势力混杂，利益多元，这是合纵连横的基本背景。第一次反顽战役前，谭启龙就与国民党杂牌军魏显庭、顾小汀、孙运达建立联系，说服他们保持中立，以集中力量打击艾庆璋的“忠义救国军”，浙东统战初次告捷。
但需要注意的是，统战并不是中共单方面将敌人玩弄于股掌，必须充分估计被统战对象的主体性。中共既打又拉，虽高明，但对手并不呆傻，甚至偶尔还留有后手，反将一军。浙东统战的典型案例是浙东游击纵队与田岫山的反复纠葛，双方互有胜负，但就策略变化而言，田岫山甚至更“灵活”、选择余地更大。
田岫山，河北人，1928年从军入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其所在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五旅被打散。田岫山收拾散兵游勇，盘踞浙东四明山区，过起占山为王的生活。国民党计划以武力解决之。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早年与田岫山有过一段交往，趁机说服争取，但田岫山认为浙东游击纵队力量单薄，不足为依靠，最终投降日本，得到大批钱财和武器。
浙东游击纵队第一次统战失败。
田岫山投敌后，出任“浙东剿匪安民纵队”司令，浙东游击纵队仍派人与之联络，暗通消息。1943年4月，田岫山发现日本方面对其起疑心，他先下手突袭，击毙日军尉官7名、翻译官1名、士兵1名，后又将日军警备队一个小分队30余人歼灭。
经此一役，田岫山名声大噪，俨然成为抗日英雄。日军为报仇雪恨，连续追击。中共浙东游击纵队奋力掩护，付出重大牺牲。6月12日、14日，田岫山两次致函何克希表示感谢，但对是否加入革命不置一词。实际上，田岫山仍是两手准备，即一方面与国民党改善关系，争取合法名义，取得物资；一方面与中共保持联系。田岫山左右逢源，两面甚至三面手段灵活自如，中共很难将其完全“统”过来。从生存角度看，此种策略使其在短期内大为获益。
第二次反顽战役开始前，国民党、共产党都在争取田岫山，而田岫山也是两面讨好。一方面，他积极与中共联络，求得互惠。1943年6月22日，何克希向上报告称，浙东游击纵队在梁弄与田岫山开联欢会，田亲自参加，态度友好，且许诺“我有何行动他决拼全力共同应付，以完成我们共同生存之目的”。为表示亲近，田岫山还请求中共派员到部队帮助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为剿灭浙东游击纵队，亦在拉拢田岫山。大约同时期，顾祝同派员送去大量武器弹药，田岫山照单全收。中共摸不准田岫山倒向何处。6月24日，陈毅、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启龙、何克希：“你们估计田部是否已接受或是否可能为国民党收编，如可能时则让其去收编，我仅与其保持一种秘密友好联系就行了”
；若不能被收编，“我们对田部基本方针是：争取为我之外围军，而不是争取改变为我军。因此，同意在我边区一隅划一地区给其活动范围，并在政治、经济上给予秘密帮助他”
。
大势力搏斗，小势力首鼠两端、中间渔利，自古如此。虽然国共对田岫山都优容至极，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国民党重在收编，中共则明确强调“不是争取改变为我军”，而是将其变为外围军。外围军表面“白”，内里“红”，更好开展工作。中共不愿灰色力量过早反正，一是担心引来敌顽注目，遭受打击；二是保持灰色，既可避免其他杂牌军疑忌，又可通过其获得情报，一举两得。对于田岫山部，中共显然期待他明投国民党，暗通革命，而这也正符合田岫山的意图。
1943年7月，田岫山与国民党谈妥，改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挺进第四纵队。与此同时，中共人员仍驻扎其部。田岫山非常清楚，国民党欲借其手消灭中共，连带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将其一并消灭。因此，他表面上进攻浙东游击纵队，实际上仍与中共暗通消息，并希望浙东游击纵队帮助消灭国民党军。应该说，中共与田岫山、国民党嫡系军，都在相互博弈，企图借力打力。1943年8月11日，华中局明确告诫浙东指挥部：田岫山打击顽军，你们应积极配合。这样既可以加深田与国顽之间的矛盾，又可便利我争取田合作。但田系中间势力，“必须随时警惕与注意他的动态之发展”。华中局还提醒说，如果敌顽势强，我不能有效抗击，田岫山极可能变化。从后来的事实看，此担心不无道理。
浙东第二次反顽战役中，国民党军主要有田岫山的挺进第四纵队、张俊升的挺进第五纵队、贺钺芳的挺进第三纵队和罗觉元的突击纵队。田、张为一体，属杂牌军；挺进第三纵队和突击纵队是主力军。1943年11月，战斗打响前夕，田岫山把国民党军兵力部署、战斗命令一一相告。11月14日，田岫山甚至派黄源（中共驻田部人员）告诉谭启龙、何克希：战斗打响后，他守中立，浙东游击纵队若能迅速解决贺钺芳部，他就撤出前线阵地，甚至可以反戈一击。国民党费尽苦心收编田岫山，却不想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
虽然田岫山不断表忠心，但中共摸不准其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战斗打响后，杨思一部与田岫山部相距甚近。杨思一记载：“中饭后，得情报知田岫山部到岩头。我为提高警惕性拟移上庄。盖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
虽然有警惕，但中共在战略部署上仍然选择相信田岫山，准备集中兵力进攻贺钺芳部。1943年11月19日，浙东游击纵队与贺钺芳部激战。眼见浙东游击纵队迟迟不能取胜，加之国民党第三战区反复催促，田岫山必须作出抉择。关键时刻，田岫山权衡之后，向浙东游击纵队发起攻击。驻扎其处的黄源严正指责：这是不讲信义的行为。田岫山拿出贺钺芳的电令，说：“你叫我有什么办法，等不到何司令的捷报呀（意指消灭挺进第三纵队）。”
田岫山临阵反戈，致使浙东游击纵队两面受敌，被迫后撤。顽军长驱直入中共根据地，田岫山伺机公开抢劫。中共后方机关如印刷厂、修械所、医院、《时事简讯》社等单位损失惨重。
田岫山反咬一口，导致浙东游击纵队陷入被动局面。谭启龙晚年反省称，当时“对田岫山、张俊升的两面性本质认识不足，没有估计到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们会变卦，反过来配合顽军夹击我军，袭击我后方基地”
。事实上，华中局早就提醒过要警惕，浙东游击纵队也做了防备。谭启龙等人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于田岫山之前提供的情报都是真的，他最后发起的攻击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如果浙东游击纵队迅速消灭贺钺芳，田岫山必定按兵不动。司令员何克希当时就讲：“只要我们积极打击顽方，取得胜利，田、张尚可稳定一时。”
中共边拉边打，随机应变，寻求最有利战机，对手其实亦如此。
当然，田岫山并非要与中共死战到底。一击得手后，他一边向国民党邀功请赏，一边立即后撤，重新向中共示好。11月24日，田岫山电告谭启龙，称将撤回原地。杨思一当时就判断：“田似尚未改变其两面应付的两面政策。”在其看来，“田从贺钺芳那里骗取弹药，从我们及民众这里抢去财物，他也许认为很得计，很聪明的了，现在是三面进益，将来是会三面落空的。因为从此他在顽我及民众面前都将孤立了。所谓聪明一时，糊涂一世者，即此辈两面分子也”
。杨思一所料不差，田岫山最后的确沦落为孤家寡人。
面对示好，中共表面回应，实际上已暗中决定将其铲除。12月8日，华中局明确指示浙东指挥部：如与田岫山仍有关系，则可表面联络，“声明我们只要他能放弃联顽反我，真诚与我合作，并有实际行动的表现，则我们可以不咎既往等等”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麻痹和分化他们，以达到各个击破之”
，“不要幻想他们真有好转可能”
。中共对田岫山的策略完全符合理性原则——敌人力量远强于我时，即便吃哑巴亏，亦不感情用事。
浙东游击纵队与田岫山的纠葛，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一个具体运用案例。抗战时期，各方势力都在运用合纵连横手段，以求得利益最大化。国共两党和日军都在争取田岫山；反过来，田岫山也利用敌、我、顽之矛盾，四面讨好。敌后战场上，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军三大势力各占一边，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完全统治权。因为有外在竞争压力，所以各方都保持着“宽容”，以求得更多盟友。三者之中，中共绝对力量最弱，但统战意识最强。仅从华中局看，从事敌军工作和联络的部门，在地方上就有情报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敌区工作部，在军队系统中则有敌工部、联络部、民运部、锄奸部、宣传部。根据中央指示，各区党委、地委、县委还成立有敌伪工作委员会。拉关系、交朋友，是中共军队在敌后生存的重要手段。两国交战，三方势力相互竞逐，原有统治体系被颠覆，中共因此获得广阔空间。当然，此时也是各种灰色势力生存的最好时期。合纵连横的机会各方均等，以后见之明观之，中共无疑最成功。但这种成功是总体上的，具体到个别事例，其复杂性需详细探讨。浙东游击纵队与田岫山的纠葛即是一例，至少从短期看，浙东游击纵队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