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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对“基础”的探求，就是面对着“所有女性都是一样的”这一被强加的谎言，去探求女性集体的真实。
——《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1989年
凯瑟琳·A.麦金农
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小镇塞尼卡福尔斯被风景如画的湖泊和葡萄园环绕，当我在3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造访时，这里出奇地安静。
原本位于福尔街拐角处的卫斯理教堂早已不复存在，建筑遗址被悉心地改建成一座博物馆，如今是女性主义者的圣地。但即使是女性主义者也知道，不要在冬天来这里。我是唯一的访客。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我盯着光秃秃的砖墙，想象着1848年夏天的情景。当时这里挤满了人，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来见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
历史学家将那段时期视为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开端。这次大会上的一位著名发言人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这位黑人社会改革家和废奴主义者于1838年得以从奴隶制中解放。组织者则全是白人、中产阶级且与基督教颇有联系的女性，包括32岁的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她在大会第一天就发表了激进声明，称妇女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宣示我们和男人一样拥有自由的权利”。斯坦顿后来被誉为女性运动的先驱，她撰写的文章和书籍影响深远，其参与编写的《女性圣经》（The Woman's Bible）颇具争议性地挑战了基督教关于女性低人一等、屈从于男人的假设。
如今，斯坦顿的照片在塞尼卡福尔斯到处可见，一所小学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的故事是围绕着像她这样的女性展开的，它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她们的奋斗和她们通过斗争缔造的传奇。她们的故事讲述着，她们不仅为自己而战，还为世界各地的所有女性而战。
但是，在那段历史的背后，还有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故事。实际上，塞尼卡福尔斯对妇女权利的重要意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之前很久，时间远远早于美国建国。
◇◇◇
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写道：“历史是西方文化爱好者讲给彼此的故事。”
想到这句话时，我正在纽约市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灯光昏暗的大厅里参观。这里位于塞尼卡福尔斯的东南方向，大约有5小时车程。1939年，此地展出了一组名为“老纽约”的透景画，讲述了1660年欧洲殖民者首次在纽约州定居，以及纽约市诞生的故事。这组透景画至今仍保存在展柜中。透过玻璃，真人大小的荷兰殖民领袖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在迎接美洲原住民莱纳佩人（Lenape）的一个代表团——今天的纽约市就坐落在他们的土地上。背景中有一座荷兰风格的木风车，风车后面是闪闪发光的欧洲帆船舰队。场景中，所有荷兰人都穿戴整齐，施托伊弗桑特戴帽子、披披风，而莱纳佩人〔包括受人尊敬的酋长奥拉塔明（Oratamin）〕都只系着红色缠腰布。在稍远的中景，可以看到美洲原住民妇女赤身背负重物，低着头。这是一个表示顺从的姿势。
2018年，博物馆的策展人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们承认这组透景画与历史不符，但决定保留它，并在前面的玻璃上加上大大的说明标签。这并没有删除或替换原来的故事，而是像老师用红笔批改作业一样，向参观者清晰展示了原创作者弄错了哪些事实，误导性的刻板印象如何简化了殖民的复杂现实。这样的做法有双重作用——既厘清了事实，又解释了历史是如何被掌权者筛选呈现的。
现在想来，这个场景显得很奇怪。一个以政治事件为主题的透景画出现在一个以动物标本和恐龙化石而闻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这实在怪异。不过，在1939年，这种相遇或许被视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因为一个“种族”的人正与另一个“种族”的人展开生存斗争。事实上，在整座博物馆里，人类被当作一个动物物种来对待，我们的文化特征相当于羽毛或皮毛。这就是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
在原来的透景画中，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被清楚地标记出来，而奥拉塔明的名字则没有被提及。玻璃上的一个新标签为前景中的两名莱纳佩人（据说其中一个是奥拉塔明）的脸看起来古怪地相似而致歉，他们看起来就像漫画人物。与之相反，欧洲人具有明显的面部特征，看起来更像真人。而且，如果这次历史会面确实发生过，那么莱纳佩代表们很可能也会穿着华丽的服装，而不是像透景画里的那样衣着简陋。给他们穿上缠腰布是为了强调欧洲征服者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文明差异。设计者的意图如此显而易见：一方比另一方优越。
正如标签说明的那样，这是一组充满错误的透景画。但在所有错误中，原住民妇女的形象或许是被歪曲得最严重的。
根据记录，17世纪时的莱纳佩女性担任过首领，是知识的传承者，今天的莱纳佩女性依然如此。不过，我们在透景画中只能看到3名因距离遥远而无法辨认的无名女性，她们像驮兽一样弯着腰，其意图是暗示她们在自己的社区里被奴役。但事实远非如此。女酋长马玛努奇夸（Mamanuchqua）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了条约的谈判，但她并未被展示出来。
这个历史叙述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透景画暗示的欧洲定居者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鸿沟并不总是存在的。在殖民初期的几十年里，原住民社区的军事力量一度与殖民者相当，双方经常交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考古学家，研究历史上不同民族权力关系的兰德尔·麦圭尔（Randall McGuire）写道：“150多年来，大多数欧洲人与印第安人频繁接触，他们甚至每天都会接触。”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结束及后续战斗的发生，这种情况才改变了。至少在北美洲东海岸，白人和原住民社区之间原本的密切联系逐渐消失了。
种族刻板印象，如以前好莱坞西部片刻画的“印第安土著”和“印第安女性”的形象，旋即填补了断裂的联系。一些欧洲人视美洲原住民为“野蛮人”，还有一些欧洲人认可印第安文化的力量和美。麦圭尔说，无论以何种方式看待美洲原住民，是把他们看作高贵的野蛮人，还是劣等的野蛮人，由观察者的信念决定，但前提总是认为原住民是野蛮人。他写道，到了19世纪，考古学家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他们一直将美洲原住民框定为自然界中的物体或正在消失的遗迹，“到1870年，这种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
历史被改写，以服务“昭昭天命”的神话。“昭昭天命”是关于美国建国的起源故事，强调欧洲裔美国人注定要西进，获得更多的土地。麦圭尔补充道：“虽然自由主义者承认印第安人的人性，但印第安人只有在放弃自己的印第安身份时，才被允许在这个国家占有一席之地。”
出生于南非的人类学家亚当·库珀（Adam Kuper）的研究表明了“原始”社会的概念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19世纪欧洲思想的一部分。欧洲人认为，美洲原住民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样，都属于过去，处于发展链条的底端，更接近原始状态。如果人类正在从野蛮走向文明，那么西欧就处于这个进步阶梯的顶峰，其他民族都在较低的台阶上。
根据这种世界观，不仅某些“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也总是男性。许多欧洲自然学家和哲学家越来越坚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状态，而男性则更理性，能驯服自然。随着人类从被自然支配转变为支配自然，欧洲的知识分子想象了一种从野蛮到文明、从非理性到理性、从不道德到道德的转变。男性权威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另一个标志。“这就是启蒙时代的学说，”库珀说道，“认为历史有着明确的方向。”
这是美国立国的哲学基石，后来启发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陈。欧洲人关于种族和性别的假设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 f 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等美国国父们带到了新大陆，他们在18世纪末起草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美国宪法。麦圭尔写道，他们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儒雅绅士，接受了自然至上的观念，并认为学者可以通过揭示自然规律来理性地认识世界”。
一位学者甚至认为，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被一种“父权狂热”驱使，试图使女性不出其位。他成长的社会建立在烟草种植园和奴隶制上，由白人男性精英统治，他们的妻子则提供支持。杰斐逊希望灌输给自己家庭的模式，也正是他所期望的自己协助创建的新国家所采用的模式。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历史学家布赖恩·斯蒂尔（Brian Steele）说，杰斐逊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只有通过家庭生活，才能发挥最大潜能，实现她们渴望的幸福，而男性则在公共领域追求幸福”。斯蒂尔继续说道：“对于几位美国国父来说，他们关于社会应有样貌的所有积极主张中都包含着性别假设，而且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几乎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杰斐逊认为，女性已被塑造为“我们享乐的对象”。她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男性享受，为了依附男性。这种家长主义融入了美国的法律和价值观中，不是因为错误或疏忽，而是有意为之。
不过，对制定这些规则的人来说，他们所奋斗的事业在那个时代是激进的，甚至是反父权的。美国艾奥瓦大学的性别研究和法律史领域的专家琳达·柯贝尔（Linda Kerber）认为，如果说父权制的特征之一是由非民主的男性精英控制社会，那么美国国父们确实反对了它。在新世界中，他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像欧洲腐朽的旧贵族社会那样以人为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而是一个以他们认为的生物学规则为基础的社会。他们抛弃了国家权力由非民选的国王或女王行使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将成为一个所有自由男性一律平等的共和国。他们将受由人类本性指导的、由人制定的法律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等人确实在与过去的一些不平等分道扬镳。
1840年，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第二卷中，表达了对在美国看到的一切的欣喜。美国实践了法国革命的自由理想，使特定阶层的女性获得了有价值的地位，就这方面而言，他认为这个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更加开明。他写道，在美国，“虽然他们允许妇女的社会弱势地位继续存在，但他们已经尽其所能，将女性的道德和智力提高到与男性同等的水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虽然美国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里，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极有依赖性的，但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女性的地位比她们更高”。
不能投票、工作或参与公共生活反倒成了女性的幸事，这在今天听起来显得十分矛盾，但对美国国父们来说，则是完全合理的。杰斐逊认为，幸运的女性才能完全被丈夫照顾，因为这样她们才能如自然旨意所要求的，把时间用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上。这是一种解放。斯蒂尔说，这种“解放”能够使女性获得与其天性相称的平等。人们甚至将其称为“女性的提升”。
杰斐逊曾经提出劝告：“女士们柔嫩的乳房不是为政治动荡而生的。”杰斐逊从小就被打上了这种父权制的烙印。斯蒂尔说，这是杰斐逊作为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的种植园主所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杰斐逊强调白人男性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在谈及白人女性时，他就将重点转移到自然角色和社会幸福上。”这些角色是牢固存在于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
我们在回顾美国国父们提供的自由时，会明显察觉其中存在的局限。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革命性的，但是它将女性和被奴役者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群体被认为并非生来具有投票权。原住民本就不被承认为公民。这种世界观解释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品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展陈原来的设计者可能认为，原住民女性在她们的社区中必然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自然将女性置于男人之下，而原住民更接近自然状态。那些记录历史的人无法想象不同秩序下的世界。
◇◇◇
在美国建国之初，一些自由白人男性的妻子便对美国民主核心的双重标准感到不满。1776年，约翰·亚当斯（后来成为第二任美国总统）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提醒他：“要记住女士们，而且要比你的祖先更慷慨、更友善地对待她们。”如果自由和平等只适用于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那么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阿比盖尔的问题让约翰心生犹豫，但他最终认为，女性已经通过家庭中的丈夫间接行使了权力。她们也不需要出现在公共政治舞台上。他在回信中写道：“比起废除我们的男性制度，更应避免‘衬裙专制’。”
不过，到了19世纪中期，要求平等的法律和道德争论在全世界层出不穷。1851年，英国女性主义者、哲学家哈丽雅特·泰勒·米尔在其代表作《妇女的选举权》（Enfranchisement of Women）中写道：“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靠解释而消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自己关于解放、自由和平等的虚伪修辞，最终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和妇女选举权运动。在读到1776年《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时，女性们很难不困惑，为什么同样的真理不能适用于自己。1848年，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上，《独立宣言》正是与会者诉求的基础。
斯蒂尔解释说：“她们发表了一份《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该宣言基本上采用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语句，并明确其应用于女性。”《情感宣言》改写了杰斐逊的文字，强调所有男性和女性生而平等。
然而，前路漫漫，女性不仅仅是被禁止投票。在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The Nineteenth Amendment in 1920）被批准之前，她们是父亲、兄弟和丈夫的财产，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权力。根据习惯法，丈夫可以殴打和强奸妻子。律师芮妮·雅各布斯（Renée Jacobs）写道：“她不能起诉，不能被起诉，不能签合同，不能立遗嘱，不能保留自己的收入，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财产。已婚妇女在民法层面相当于已经死了。”
柯贝尔写道，法律的基础是已婚妇女可以被其丈夫的合法身份“覆盖”。只有通过丈夫，已婚妇女才能成为公民。这意味着，甚至到1922年，美国女性如果嫁给了非美国公民的外国男性，哪怕二人都生活在美国，她也有可能失去美国公民身份。柯贝尔补充道，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出生于美国的女性被拒发护照，“因为她们在1922年之前嫁给了外国人”。并非只有美国有这些规定。直到今天，尼泊尔、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等数十个国家的国籍法都禁止女性将国籍自动传给子女或非公民配偶。
19世纪，随着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国家拒绝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权利，父权制信念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科学家和哲学家质疑起了人类等级制度的基本假设。如果说人类真的在走向现代和文明，那这一进程的起点在哪里？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自然状态来解释人类的生物学本质？一些人提出，是否能通过研究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野蛮人”，来了解人类的共同过去，并解释社会的起源？还有一些人想知道，是否能找出早期性别关系的根源？
他们相信可以通过研究过去，一劳永逸地找出男性统治的原因。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他们发现的答案并不符合欧洲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传教士的预期。首先，文明的进步并不遵循单一的普遍模式。在探索世界、研究非本土的历史和文化时，他们发现人类社会并非遵循从原始到先进的固定模式。相反，几千年来，文明有兴起、有衰落，在成为技术强国之后亦可能陷入黑暗时代，或者数万年间始终保持着更简单、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一些社区非常平等，还有些社区由女性担任首领。没有单一的模式可以解释人类文化的变化。
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挑战了女性天生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生物学假设。世界上充斥着例外情况，规则不再有意义。
在美国，近距离观察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学者们发现，自己对自然性别关系的理解很快便被瓦解了。在一些原住民社会中，所谓的“野蛮人”遵循传统，生活在母系氏族里，家族成员有共同的女性祖先，名字由母亲世代相传。18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 i tau）曾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一个美洲原住民社区里生活，他写道：“女性的优势地位无比真实……她们维系着部落、血统、族谱、代际秩序和家庭传承。真正的权威系于其身。”
在美洲，有些原住民女性拥有并管理财产。她们参与高体力要求的户外运动，包括球类运动和摔跤比赛，既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竞争。年轻的纳瓦霍（Navajo）女孩会在赛跑中证明自己性格坚强。一位欧洲民族学家指出，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塞里（Seri）女性一夜可以跑70多千米。
在那个时代，美国视自己为世界的“灯塔”，自诩正建设一个处于西方文明巅峰的社会。但是，令19世纪的女性运动家们——其中一些参加了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妇女权利大会——大吃一惊的是，她们发现更平等、更民主的性别关系模式就在眼前。她们震惊地意识到，男性统治或许根本不是自然的。在毗邻的社会中，存在着可以改写规则的前景。
在塞尼卡福尔斯，这些女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
社区组织者阿文吉奥斯塔·迈尔斯（Awhenjiosta Myers）告诉我：“我生活在奥农达加人（Onondaga）的土地上。我认为这里非常棒，我不想生活在别处。”她的家乡位于霍迪诺肖尼联盟领地的中心，该联盟由6个部落组成，其中的人们曾被外人称为“易洛魁人”（Iroquois）。他们还被称为“长屋之民”，因为在过去，几个家庭会共同居住在大型长木屋中，屋子里还可以做饭。
从他们现在拥有的土地完全看不出其祖先的生活方式。迈尔斯说：“这太可悲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土地面积只有64平方千米，而曾经，整个领地延伸至地平线之外。”欧洲殖民者到来后，他们的世界缩小了。“他们带来了各种限制，想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美国人’，来抹去我们身上的原住民印记。但是我们一直尽可能地保留它们。一些同胞觉得这不太重要，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仪式、文化和生活方式。”
就像迈尔斯解释的那样，这种生活方式下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平等。“在这里长大，我从来没有觉得作为女人的自己地位比男人低。”她的母亲有一个姐妹、八个兄弟，“她和兄弟们一样劈柴，一样做饭。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我从不觉得自己必须安分于女性的角色”。
塞尼卡福尔斯的霍迪诺肖尼女性的故事远比这座小镇上的任何建筑都要古老。1590年，也就是著名的妇女权利大会在福尔街卫斯理小教堂召开的250多年前，塞尼卡族（Seneca）、莫霍克族（Mohawk）、奥奈达族（Oneida）、奥农达加族和卡尤加族（Cayuga）等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呼吁各族之间平息战火。霍迪诺肖尼女性并不是无权反抗男权的社会活动家，绝非如此。她们在各自的社区里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而且世世代代如此。她们只是在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到17世纪初，这些女性获得了对未来任何战争的否决权。
因此，1848年，聚集在塞尼卡福尔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实际上只是在争取同一地区的原住民女性数百年来都理所当然地拥有的权利中的一小部分。在美国，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漫长而艰苦，而全面的民主早已是霍迪诺肖尼人的日常。今天的原住民仍深受这些习俗的影响。倒不是说，那里是母权制的理想国。他们的工作一直是按性别划分的，例如，传统上女性负责农业生产，男性负责狩猎，而耕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是，对粮食生产的控制确实给予了女性经济自主权，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自由，其中包括离婚自由。
霍迪诺肖尼人的创世故事中，时代交替延续至今，而生命始于一个女人。根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研究美洲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的学者芭芭拉·艾丽斯·曼恩（Barbara Alice Mann）的说法，这些故事展示了原住民社会中女性权威的意识形态基础。某些版本的创世故事中，在世界形成之前，天上有一座岛，岛上住着天人。天女从一个洞中掉了下来，但被鸟儿引导，安全地落在了巨龟的背上。其他动物从海里取来泥土，在龟背上堆成一座岛屿，这标志着第一个时代的开始。另一些版本则说天女从她的世界带来的种子成了农业的基础。
由于天女被认为是真正的祖先，而不是一个隐喻，因此每个人的家谱都从她开始，并通过母亲一系传承。
在创世故事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上一个千年的前半段，出现了“各民族之母”吉孔哈萨西（Jikonhsaseh）和两个男人——“大和平缔造者”与奥农达加族的传奇首领希亚瓦萨（Hiawatha）。这三个人组成了霍迪诺肖尼联盟。氏族母亲们仍在帮助管理地方政府，并通过地方政府向联盟辐射政治权力影响。她们挑选荣誉男性酋长来领导她们的氏族，影响他们的决策，并有权在他们做得不好时将其罢免。迈尔斯告诉我，酋长与国王或专制君主不同，“他为人民工作。他不是在人民之上或之下，而是与人民一起工作。”
虽然传统随时间而变，但女性作为社区领袖，仍然是当代霍迪诺肖尼公共生活的核心。第一位氏族母亲吉孔哈萨西为后来者们树立了榜样。氏族母亲的出现远早于美国的国父们。
曾在霍迪诺肖尼社会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民族学家威廉·马丁·比彻姆（William Martin Beauchamp）在1900年的《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中讲述了一首哀悼之歌，这首歌揭示了当社区中的一名女性去世时，情况会比一名男性去世更艰难。他写道：“这被认为比酋长死亡还要糟糕，因为随着她的逝去，血脉就断绝了。”他补充道，进入殖民时代之后，原住民开始学习英语，他们会习惯性地“用‘她’来表示男性，用‘他’来表示女性”。他们之所以有意或无意地互换了代词，是因为发现英语中的“他”代表着更重要的性别。一名教师注意到，在学习圣经时，原住民儿童会坚持把第五诫中的“当孝敬父母”改为“当孝敬母父”。
美国原住民社会的组织方式不尽相同。新墨西哥大学美国研究教授、纳瓦霍族出身的珍妮弗·内兹·德内戴尔（Jennifer Nez Denetdale），通过母亲和祖母及她们传下来的故事追溯自己的家族史。在阅读了1866年的美国军事报告后，她才对自己因抵抗美国占领而闻名的天祖父有了更多了解。“我在快到30岁时才明白，我母亲说的我们是一对夫妇的后代是什么意思。”
“我们仍然是一个母系民族，”德内戴尔补充道，“我的母亲是我们的族长，所以我非常认可母系制度下女性的领导力、权力和权威。”
与许多母系社会一样，她们的社会并不是父系社会的简单翻版。直到相当晚近前，西方学者才开始认识到一些原住民传统中性别的复杂性。德内戴尔解释道：“我们在创世故事中讨论了第三种性别，即所谓的‘双灵人’（Nádleehí），或第三性别者。他们充当男女之间的谈判者和调解者，穿着类似女性。”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承认第四种、第五种乃至更多的性别，这些性别可能对应着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原住民的“双灵”（Two Spirit）一词也重新成为常用语，以重新捕捉性别流动这一超越性别二元论的古老概念。
人类学家布莱克伍德写道：“在某些美洲原住民部落中，女性的跨性别角色为她们提供了永久扮演男性角色并与女性结婚的机会。”这些文化习俗与西方的性别观念相悖，外人对此也鲜有记载。根据布莱克伍德的说法，在崇尚平等的美洲原住民社区，跨性别可能更容易，因为男女从事的工作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没有了地位上的差异，需要协商的障碍就更少了。
虽然早期欧洲殖民者可能不知道性别关系中的许多细微差别，但是他们注意到了霍迪诺肖尼联盟扁平的、平等的政府形式。迈尔斯说：“殖民者来到这里，向我们学习。民主本身就是从霍迪诺肖尼联盟那里学来的。美国政府中的许多标志性元素都窃取自我们的民族。”此事在1988年10月美国参议院的一项决议中被正式承认，该决议确认当18世纪北美洲第一批殖民地合并为一个共和国，并最终形成代议制民主时，霍迪诺肖尼联盟的政治制度曾影响过其创始人。
2007年，奥农达加族和塞尼卡族的乌龟氏族信仰守护者奥伦·莱昂斯（Oren Lyons）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哥伦布从西班牙启程前往新世界时，霍迪诺肖尼“已经拥有数百年的民主，而且是有组织的民主。我们有一部以和平，以公平和正义，以团结和健康为基础的宪法”。
因此，美国民主的悖论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中期，女性在塞尼卡福尔斯争取选举权，而这个国家承认，其民主原则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女性已经掌握了相当大权力的原住民母系社会。但是，支撑美国扩张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原住民是“落后的”，是过去的残余，甚至是注定要灭绝的。当霍迪诺肖尼女性在自己的社会中拥有比欧美女性更大的权利和自主权时，他们还怎么主张女性平等代表着现代性和进步？
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父权制的起源问题正是因此成了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吸引了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的关注，包括英国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德国政治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美国最重要的妇女权利运动家们。
◇◇◇
即使按照女性运动家的标准来看，玛蒂尔达·乔斯琳·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物。
盖奇于182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自由主义家庭中，曾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后来成为女性运动的重要人物，几乎与该运动的领袖斯坦顿齐名。盖奇没有参加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妇女权利大会，但在4年后的第三届大会上成为最年轻的发言人。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逸事来一窥她的行事作风。1886年10月，盖奇在自由女神像（这座雕像是法国赠送给美国的，坐落于后来被称为“自由岛”的地方）的揭幕式上抗议。听说当天女性不被允许登岛后，她和同伴租了一艘蒸汽船，冲进港口，来表达她们的观点。她们宣称：“用女性代表自由是19世纪最大的讽刺。迄今为止，这个广袤的国家里还没有一名女性拥有政治自由！”
盖奇开始关注霍迪诺肖尼女性，虽同样生活在纽约州，但是盖奇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震惊地发现，霍迪诺肖尼女性在自己的社区中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待遇。年轻的霍迪诺肖尼女性结婚后，丈夫会到妻子家生活。丈夫必须把狩猎的收获全部交给妻子。如果夫妻要分开，孩子会随母亲一起生活。在盖奇看来，这不啻神启。她自己生活中的双重标准立刻无所遁形。她声称，“在此刻”，纽约州白人“在人道主义文明的刻度上低于易洛魁人”，因为至少原住民“承认”，夫妻分开后，孩子归母亲，而不是父亲。
1875年，盖奇在纽约的《晚邮报》（Evening Po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激动地分享了她的发现——一个女性拥有相当大权威的社会。她写道：“在这个印第安共和体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几乎是平等分配的。”盖奇与霍迪诺肖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1893年，她甚至被一个霍迪诺肖尼氏族收养，并取了新名字“卡洛尼威哈恩”（Karonienhawi），意思是“掌管天空的女人”。
但是，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
当时，包括盖奇在内的许多女性运动家都通过主张性别平等是未来的趋势，来为自己立论。性别平等是成熟、先进的文明的标志。她们认为，通过赋予妇女选举权，现代美国人将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那么，她们又应如何解释更古老的美国原住民社区的平等的母系结构呢？这些原住民社会何以超越美国这样的国家呢？
同一时期，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纽约的一位民族学家和律师，加入了一个研究霍迪诺肖尼传统的秘密社团。摩尔根不仅为美国原住民争取土地所有权，还向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毛遂自荐，企图担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没有成功）。1847年，摩尔根被塞尼卡族四个鸟类氏族之一的鹰氏族收养，并取名“泰亚达瓦库”（Tayadawahkugh），意思是“横卧的人”，这或许象征着他同时涉足两个世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摩尔根对美洲原住民风俗的迷恋与盖奇不同，他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寻求政治灵感。相反，他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在他认同的文明阶梯上处于低级位置。他像当时其他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一样，自私地认为白人“雅利安家族代表着人类进步的主流”。他的兴趣更多在于人类学，旨在更好地理解他所认为的人类社会的共同根源。原住民在他的假设中，是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
1877年，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书中解释道，据他所知，霍迪诺肖尼社会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如果一个社会想围绕亲属关系这种方式来构建，那么女性就必须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孩子总是可以可靠地追溯到母亲。确定父子关系则要更加困难。摩尔根认为，“原始”群体之所以采用母系制度，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确定孩子的父亲。如果他们找到了，就肯定会采用父系制度。
在摩尔根看来，霍迪诺肖尼传统代表着人类共同的遥远过去，是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当时人们的性生活更随意，集体生活下无法知道哪个孩子属于哪个男人。他的推断是，这些古老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女性。在他看来，以女性为中心的美洲原住民社会并不优越，只是更简单。
早在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律作家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就提出，人类最早的家庭结构可能是母权的。他用“Mutterrecht”（意思是“母亲的权利”）一词来表示通过女性血统进行的继承。将男性权力与生殖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有摩尔根，巴霍芬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包括与摩尔根通信的进化论之父达尔文也都是这么想的。在摩尔根看来，欧洲等“先进”社会往往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因为男性凭借其智慧和理性，最终控制了女性的性行为，以确定她们的孩子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发明使社会得以沿着父系血统组织起来，这意味着男性拥有的财产可以转移给其真正的继承人。在男人掌控女人的情况下，继承权可以从父亲传给儿子，摩尔根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人类学家库珀写道：“摩尔根认为这是自然而恰当的。”通过这番智力的操弄，摩尔根可以将男性统治、一夫一妻制、异性婚姻等同于进步和现代性，并轻松地合理化西方父权制。
如何解读摩尔根的理论取决于读者，尤其是读者的政治立场。在摩尔根看来，他写的东西并不支持性别平等（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是他的作品为盖奇等妇女权利活动家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叙事。摩尔根等人认为，母系社会意味着性堕落和落后。然而在妇女参政论者看来，它证明了女性拥有权力的可能性。如果霍迪诺肖尼社会不是文化上的异类，而是过去普遍存在的母权制的残余，那么认为男性统治是事物之常态的观点将受到根本性的挑战。美国以男女拥有不同天性为由，拒绝将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赋予女性，这可以理解为强行剥夺女性曾经拥有的权利。
推翻父权制并非冒犯自然，而是回归自然，这被证明是蓬勃发展的美国女性运动完美的起源故事。当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恩格斯采纳了这个观点时，女性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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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深受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启发，1884年，他围绕这本书发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以解释国家的起源。这是一套解释现代社会的家庭和财产所有制是如何形成的宏大理论。恩格斯与他之前的巴霍芬和摩尔根一样，认为“母亲的权利”是一项原始制度，会随着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家庭的到来而终结。恩格斯与摩尔根的分歧在于，他认为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对女性自由的悲剧性破坏，是“女性遭受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女性遭受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句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回荡在女性主义文学中。恩格斯由是塑造了几代人对父权制的看法。
恩格斯的叙述既激动人心，又充满戏剧性。他写道，男人控制父权和继承权的欲望不仅使女性沦为生育的容器，还将她们变成了男性的财产。他写道：“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他认为现代法律中的性别不平等正是这种“经济压迫”的产物，婚姻制度使女性在自己的家中被贬低为从属地位。丈夫和父亲成了一家之主，“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
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女性才能得到救赎。恩格斯直接引用摩尔根的话说，他希望通过将财富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和消除等级制度，从而带来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恩格斯并不主张人们像现代原住民那样生活，因为他像摩尔根一样，认为原住民是“原始的”，属于过去。但是他确实相信，这些民族的文化蕴含着性别平等的萌芽，一旦人们反抗资本主义，这种平等终将回归。
他的理论似乎将一切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很容易被他的论点吸引，但是它依然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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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真的在沿着某种进步的阶梯，不断向着某种神话般的完美境界前进吗？认为所有社会都将经历相同的文明阶段，只是有的快，有的慢，这样的想法公平吗？
正如库珀在他的《原始社会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巴霍芬在1861年提出、随后被摩尔根和恩格斯继承的推理存在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并不一定都能追溯到单一的时间点，一个所有人都以相同方式生活的时代。库珀写道，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线索，但并不存在“社会组织的化石”。在美洲，原住民的实践、风俗和语言因民族、地点和时间而异，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一样。例如，中西部的奥马哈（Omaha）部落就是父系部落。没有哪个文化是同质的或静态的。不能假设19世纪的霍迪诺肖尼家庭的生活方式与几千年前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相同。
视角问题甚至触动过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在思考美洲原住民社会时，曾于1783年到1784年间的某个时候写道：“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因为他们的习俗与我们不同，我们认为自己的习俗是文明的完美体现。他们也是这样理解自己的风俗的。”
恩格斯和摩尔根等19世纪的思想家，试图用单一的、连贯的故事来解释人类社会从母权制转变为父权制的努力，暴露了上面所说的偏见。恩格斯和摩尔根并没有将霍迪诺肖尼人视为一个现代的、有血有肉的群体，而是把其视为活化石，觉得他们只是碰巧在某些方面发展出了对女性更有利的规则。在他们看来，霍迪诺肖尼人只是自己过去的残余，研究美国原住民的生活，只是为了理解现代人类的起源。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原住民并不是其他人的过去，他们自己拥有丰富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与周围世界交织在一起的当代人。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人类学家盖尔·兰兹曼（Gail Landsman）研究了19世纪女性运动者的著作，她警告说，我们需要注意那些从美洲原住民社会中寻找替代政治模式的人的意图。兰兹曼指出，这些人从原住民社会中寻找灵感，甚至连盖奇也认为自己在观察一种消逝中的原始文化。盖奇坚持欧洲启蒙传统，认为所有人都在进步的阶梯上，而像她这样的欧洲后裔则立于顶端。她并不希望像霍迪诺肖尼人那样生活，而是希望改革自己国家的法律。在她看来，美国代表未来。兰兹曼写道：“印第安人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们如何推动了美国白人社会的发展。”
盖奇本可以将霍迪诺肖尼社会视为一个良机，将原住民的思想和习俗融入一个能充分尊重美国原住民权利与文化的全新的美国模式中，而不是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存在。但是她的目光还是回到了自己身上。像她这样的女性运动家并没有将原住民女性纳入她们争取平等的斗争中，而是把她们当作知识上的棋子。霍迪诺肖尼人成了服务于政治理想的工具。在摩尔根这样的男人看来，霍迪诺肖尼人是腐坏的母权制历史的“黑暗提醒者”，证明了为什么男性统治更“文明”；在恩格斯等其他人看来，霍迪诺肖尼人暗示了通过革命回归平等的可能性；而在盖奇看来，霍迪诺肖尼人提供了令人目眩惊叹的保证，即女性权力是自然的，因为即使在这样一个古老、“原始”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女性权力。
没有人看到原住民社区的真实面貌，他们看到的仅是自己希望看到的。活着的人于是被视为遗迹。这就意味着，女性的一些权利和自由最终会为了其他人的权利而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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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在《独立宣言》发表前的几个世纪，欧洲人就已经开始相信父权制是宇宙的神圣秩序了，从对家庭拥有权威的父亲，到对国家拥有统治权的君主，再到更高的神的权威，都是如此。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历史学家大卫·维弗斯（David Veevers）研究了大英帝国对性别的态度。他表示，从16世纪起，“国家和社会机构执着于在家庭、地方和国家层面强化父权制”。到了18世纪，以家庭管理为主题的手册激增，每一本都充满了对维系正常性别关系的焦虑，并且视其为“政治稳定的基石”。如果家庭受到控制，如果每个人都严格遵守性别规范，那么国家就会稳定和安全。
美国的国父们继承了同样的理念。历史学家斯蒂尔解释道：“只要美国的女性继续待在家中，合众国就是安全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指出，到19世纪中期，也就是塞尼卡福尔斯妇女权利大会召开的同一时期，这种观念已经牢固地根植于纽约市的阶级关系中。较富裕的中产阶级认为，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是他们的职责，而且不光要在自己的家庭中维护。斯坦塞尔补充说，女性尤其“强化了她们作为家庭和家务标准的裁定者的角色”，她们会对那些不符合美国家庭主妇理想形象的女性评头论足。
女性监督着其他女性。她继续解释道，纽约市的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认为“女性自立与贫穷同义”。即使是著名的妇女参政论者，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同时，也认同家庭主妇和母亲的理想形象。例如，与斯坦顿和盖奇同时代的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她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改革者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和美国原住民权利运动家。在看到纽约街头的贫困儿童时，她想，这些“肮脏的小可怜”过得还不如孤儿。像她这样的改革者们一起建立了旨在帮助这些孩子的收容所、学校和机构。
问题在于，其中一些地方的女孩并没有接受她们实际需要的、能带来报酬的工作培训，而是最终被训练成了未来的妻子和母亲。正如斯坦塞尔记录的，她们将被塑造成完美的家庭主妇。虽然改革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她们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女性之所以工作，不是因为她们抗拒成为理想的家庭主妇，而往往是因为别无选择。斯坦塞尔写道，根据1855年对纽约两个街区进行的女性抽样数据，几乎三分之二的家庭中没有男性成员。如果不从事有偿工作，她们就会陷入贫困，甚至流落街头。
家庭主妇从一开始就只是最富有阶层能实现的愿望。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前，正是因为有了被奴役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劳动，富有的白人女性才得以享受不需要工作的奢侈。到20世纪中期，家庭主妇自然地成为中产阶级地位的象征。据报道，女演员多丽丝·戴（Doris Day）曾说：“这是我唯一的理想。我的理想不是成为一名舞者或好莱坞电影明星，而是成为一名拥有美满婚姻的家庭主妇。”如果一个男人赚的钱足够让妻子待在家里，人们会认为他事业有成。雇主们默认，女性结婚后就会放弃工作。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如此。英国为保护男性就业率，在战间期
引入了“婚姻禁令”，这意味着从事教师和公务员等职业的女性在结婚后必须辞职（直到1973年英国外交部才废除这项禁令）。20世纪50年代，受过教育的女性只能将精力投入家务劳动中，这塑造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性格开朗、将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郊区妻子和母亲的刻板印象。
这个理想也催生了历史学家柯贝尔所说的“共和母亲”——以养育健康、强壮、为国家服务的儿子为己任的妇女。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历史学家罗斯玛丽·扎加里（Rosemarie Zagarri）将这种承认家庭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但不接受女性作为独立政治行为者的矛盾安排称为“盎格鲁女性特质”的一种形式。它赋予女性在社会上受尊重和被看见的地位，但这仅仅是由她们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能力来定义的。如果她们想在家庭之外行使政治或经济权力，就必须通过丈夫和儿子来间接代行。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杰斐逊主张的女性角色。它不认为女性低于男性，但也没有为女性提供妻子和母亲之外的身份选择。扎加里写道：“它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摇摆不定。”
没有人像反女性主义作家、律师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 l y）那样全心全意地拥护“共和母亲”，她一直致力于宣扬美国家庭主妇的理想，直到 2016年去世〔她很早就成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特朗普在她的葬礼上称其为“真正伟大的美国爱国者”〕。20世纪70年代，施拉夫利动员志同道合的家庭主妇成功地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美国国会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该修正案在此之前一直得到两党的政治支持。她强烈抨击堕胎权和职业女性。
不过，施拉夫利的一生，也鲜明地证实了家庭主妇理想的局限性。她一边游说，反对平等权利，一边学习、工作，并最终寻求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获得显赫地位。她永远不会承认，她的职业生涯与她努力捍卫的规则相悖。
但是，就算家庭主妇理想的局限性一直存在，对大多数普通妇女来说也是无意义的，哪怕是杰斐逊还活着的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贫穷和移民女性，不外出工作的话就无法生存。而且家庭主妇的理想根本不适用于被剥削的黑人女性。布赖恩·斯蒂尔认为，家庭主妇和职业丈夫的角色分配只能为拥有财富和奴隶，因而无须从事艰苦劳动的人带来幸福。
家庭主妇的理想对霍迪诺肖尼女性来说毫无意义。她们长期以来都拥有在土地上工作、经营的传统。民族学家注意到，在杰斐逊时代，霍迪诺肖尼妇女由于户外工作，身体明显更加强壮。与美国白人妇女相比，她们生育的子女更少，而且很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堕胎来实现这一目的。当然，她们在家庭内外都拥有权力。她们的存在直接挑战，甚至颠覆了美国国父们的理想。
她们的生活也被牺牲在实现女性家庭主妇理想的目标中。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的父权观念，将践踏原住民社区的传统。美国政治领袖、善意的社会改革者和基督教传教士认为，女性不适合户外工作，引导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男性从事农业劳动并担任领导职务，对美洲原住民融入“现代”社会至关重要。扎加里写道：“传教士的言论推进了对性别角色的一种特定理解，提高了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地位。”她补充道，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希望重申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实际上，美国白人试图将美国原住民社会转变为父权社会，以此教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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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印第安女性，我是自由的。”
这句话是由备受争议的人类学家艾丽斯·坎宁安·弗莱彻（Alice Cunningham Fletcher）在19世纪采访美国原住民女性时记录的。1888年，她在国际妇女理事会第一次大会上当众朗读了这些记录。
弗莱彻继续读道：“我拥有我的家、我自己、我双手打拼的劳动成果，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作为印第安妇女的境遇比在白人法律下更好。”她采访的男性也对她说了类似的话。他们告诉她：“你们的法律表明，你们的男人多么不关心自己的女人。妻子本身什么都不是。她们的价值不过是帮助男人获得160英亩
土地。”
原住民家庭承受了殖民带来的创伤。
人类学家兰兹曼写道，19世纪，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政权论者团结了起来，反对基于性别的压迫。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享有其他众多女性没有的权力。她们“在种族和阶级方面都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于是在决定谁应优先获得选举权时，这种情况造成了妇女政权论者的分裂。
美国纽约州阿尔弗雷德大学研究美国文学中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的梅丽萨·瑞安（Melissa Ryan）说：“即使是那些自视为印第安人的朋友的人，那些寻求改革政府政策的人，也认为原住民在本质上还是孩童，是刚刚融入美国文化的落后的原始人。”例如，盖奇虽然全力支持美国原住民的权利，但是在赞美霍迪诺肖尼社会的母系制度的同时，她也承认自己发现这些社会非常“落后”。一些白人妇女政权论者也把这种态度延伸到了黑人和移民身上。瑞安写道，在选举权问题上，盖奇的说法“暗示，把有投票权的野蛮人与被剥夺选举权的白人女性并列，不仅侮辱了女性，也侮辱了文明原则”。
伊丽莎白·格里菲思（Elisabeth Griffi th）在斯坦顿的传记中写道，斯坦顿在塞尼卡福尔斯妇女权利大会第一天上午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提到，“让受过教育的白人妇女获得选举权，比让获得解放的奴隶或无知的移民获得选举权更好、更安全”。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支持妇女选举权的社会改革家、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在1869年的一次会议上陈述黑人选举权的迫切性，因为黑人男子正在一些州遭受谋杀和残酷迫害，此时的斯坦顿暴露了自己的偏见。她对道格拉斯说：“如果你不能把选举权给予全体人民，那就先给最聪明的人。”
许多白人妇女政权论者都坚决反对奴隶制，而且积极参与废奴运动。斯坦顿看到像她这样的女性在伦敦的废奴会议上被边缘化后，组织了塞尼卡福尔斯大会。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她们会将黑人女性、原住民女性和移民女性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兰兹曼指出，一些女性在呼吁白人女性应获得选举权时提出的理由是，这将有助于“稀释”有色人种和移民的选票。由于南方和北方的白人妇女政权论者在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上存在分歧，黑人女性发现自己被排挤了。在1913年的妇女选举权游行中，成千上万的妇女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场面混乱，于是黑人女性活动家被告知要待在后面。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记者艾达·B.威尔斯-巴尼特（Ida B.Wells-Barnett）拒绝了这个要求。
记者鲁比·哈马德（Ruby Hamad）在她的《白色眼泪，棕色伤痕》（White Tears/Brown Scars）中，记录了一段女性因种族、阶级等原因背叛其他女性的令人汗颜的历史。哈马德写道：“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在合适的时候与有色人种妇女结盟，鼓吹并不存在的姐妹情谊，以掩盖其真实目的——通过窃取我们的努力来推广一个由女性掌权的世界更美好的神话。”1920年，美国女性最终在《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发布后获得了选举权。然而实际上，选举权并没有普及。一些州通过人头税、考试和种族隔离等手段阻止女性和黑人男性投票。1924年的《印第安公民权法案》（The Indiun Citizenship Act）使美国原住民拥有了投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是否赋予他们这一权利则由各州自行决定——在某些州，这花了数十年时间。而在获得选举权后，美国原住民仍然面临着与黑人选民相同的障碍。
认为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值得享有权利的基本观念，将继续以其他方式影响原住民女性。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美国原住民的历史学家南希·休梅克（Nancy Shoemaker）指出，19世纪中期，塞尼卡族没有“非婚生子”这个概念。所有塞尼卡母亲生的孩子将自动成为合法公民，“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在塞尼卡社会中，未婚女性生育的孩子会受到歧视”。但是在1865年的人口普查中，塞尼卡妇女发现，美国政府强迫她们必须以父亲的名字为孩子取名。无奈的她们只能用外祖父或母亲家族中其他男性亲属的名字为孩子取名。
塞尼卡族最终接受了父系命名系统。不过，他们还是设法保留了母系部落成员的身份。塞尼卡部落的男性和女性都在努力维护女性的社会权利、继承权、财产权，以及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但是，外部压力迫使男性承担起领导角色。
休梅克写道：“传教士和政府官员总是将男性当作一家之主，而无视其他家庭权威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塞尼卡族的政治生活逐渐与白人相似，宪法确定男性是社区领导者”。人类学家利科克同样指出，当欧洲裔美国人与原住民社区开展政治或军事交易时，更愿意与男性打交道。父权制的引入并非突然，而是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交锋，持续了数个世纪。父权制逐渐侵蚀了原住民社区原有的法律和习俗，这与19世纪印度喀拉拉邦奈尔人母系社会的情况一致。
利科克写道：“经济和政治政策削弱了妇女作为农民和商人的经济角色，废除了她们的土地权利，她们被赶出公共经济部门，法律地位也降低了。”这意味着“导致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地位急剧恶化的是殖民主义”。就业模式亦发生了变化，女性被鼓励留在家中，她们越来越依赖丈夫的工资。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莱斯布里奇大学的性别问题学者乔安妮·菲斯克（Joanne Fiske）指出，生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海岸、以渔猎为生的齐姆希安人（Tsimshian）也经历了类似的衰落。菲斯克认为，在该地区沦为殖民地之前，齐姆希安人可能并不区分家庭和公共领域。而在那之后，女性被迫无法继续从事曾给她们带来收入和独立地位的手工业。与欧洲人的贸易，尤其是珍贵的毛皮贸易，开始由男性主导。菲斯克写道：“寡妇们尤其艰难。”她们因为失去经济来源而失去了威信后，“无法继续维持对家族资源的传统主张”。
历史学家维弗斯证实，英国的海外公司在“帝国”时期拥有巨大的权力，用性别铁拳进行统治。他写道：“从黎凡特到弗吉尼亚，从马萨诸塞到苏门答腊，父权秩序在全球各地传播并移植。”
研究人员才刚刚开始注意到过去几个世纪里，这种性别秩序的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杜尔瓦·高希（Durba Ghosh）认为，效仿欧洲家庭模式重建理想家庭，以及永远只能选择被视为正确的性行为的双重压力，“实际上限制了当地女性和原住民女性的权利，使她们失去了对政治和家庭事务有意义的参与，如对家庭财产和劳动的决策”。殖民主义以“现代化”女性为名，将她们置于越来越严密的性别束缚中，逐渐剥夺她们的权利，并将财产、收入和权威转移到男性手中。
可以说，20世纪美国原住民女性拥有的权力，远比她们在塞尼卡福尔斯等地的祖先于1590年所享有的权力要少。她们不仅丧失了在自己社会中的地位，她们的社会本身也因为殖民化被破坏了。成千上万的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就是被设计用以使他们融入白人基督徒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也被剥夺了。美国原住民记者玛丽·安妮特·彭博（Mary Annette Pember）曾写道：“我的母亲死于‘文明化’的过程。”她的母亲伯尼斯（Bernice）被送到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寄宿学校，终其一生都在经受着心理创伤。管事的修女们会强迫她不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一直在她耳边说她是一个“肮脏的印第安人”。直到最近才有报道揭露这些机构在整个北美洲施展了非常残酷的虐待。
不公正带来的痛苦是深刻的。纳瓦霍族出身的学者德内戴尔告诉我：“他们从我们的社区拿走的任何东西，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虽然她的社区一直在抵制文化变革，但是仍然有许多事情需要被有意识地记住并重申。“殖民者强加给我们的，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今天的面貌，以及我们实践原住民知识的方式。”
德内戴尔表示，如今，纳瓦霍族主要由男性和基督徒领导，他们正在努力强化在美国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异性恋父权制。就在1998年，一位名叫莱诺拉·富尔顿（Lenora Fulton）的女性还被劝说不要参加纳瓦霍族保留地主席的竞选。社区的男性和女性都告诉她，女性不应该成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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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尼卡福尔斯的卫斯理小教堂旁边的博物馆里，几乎唯一提及霍迪诺肖尼女性的是三幅新标语，但也没有一幅标语具体说明她们是如何被那些本可以帮助她们的人辜负了的。她们在殖民者统治下遭受的暴行几乎没有得到解释。即使在这里，这个美国女性运动的殿堂，叙事仍然是不完整的。被掩盖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史，以及比胜利的版本更混乱的真实版本，展示了没人愿意承认的事实：父权思想深植于国家和社会机构中，而女性也曾投身其中，从中受益并为其辩护。
这段历史还表明，父权制绝不可能是很久以前（久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出现的单一的灾难性事件，不然今天怎么还有人能够回忆起，他们怎样经历了父权制被强加给其社区的过程？更别说一些母系社会直到现在还在抵制父权制的入侵。
当恩格斯说“女性遭受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时，他所说的失败并不是全球范围内的，而是在他所生活的欧洲父权制社会。在那里，男性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掌握着非凡的权力，而且从人们有记忆以来便已如此。19世纪，欧洲的父权制被输出到其他地方。至少到目前为止，核心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个社会最初是如何围绕着男性统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们怎么会建立起这样一个明显扭曲的性别压迫体系呢？如果父权制并非出于某种生物的或神圣的必然性，那么它又出于什么呢？
巴霍芬、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幽灵”在他们去世后仍然笼罩着这个问题。他们提出的共通的母权起源说，即在父权制确立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曾由女性领导的理论，从未消失过。相反，该理论在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中存在了数十年，还在等待更有力的历史证据。
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认为自己找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