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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哪种统治在拥有它的人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年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哈丽雅特·泰勒·米尔（Harriet Taylor Mill）
不妨想象一下从头开始重建世界。
这正是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好莱坞电影《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的情节。这部反乌托邦科幻电影改编自法国小说家、前特工皮埃尔·布勒（Pierre Boulle）1963年的同名作品，讲述了毫无防备的人类被一群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推翻，失去了世界上最强大生物的地位。猿类随后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创造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我们一下子成了劣等物种。这是一场最根本的革命。
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主演的原版电影，还是其后50多年间的续集和翻拍，都存在有意的挑衅。我们很难忽略其中关于战争、动物权利和人类对自身优越性的脆弱信念的评论。影片中还有明显的种族隐喻，与当时的民权运动相呼应，但是这让一些评论家感到不适。不过，《人猿星球》中的一个部分经常被观众忽略：无论是人类还是猿类，雄性几乎总是行动的中心。
原版电影中有一个强大的女性角色。但是在2014年上映的新版《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中，科妮莉亚（Cornelia）——最引人注目的雌性黑猩猩，也是猿类主角恺撒（Caesar）的妻子，其出场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更重要的是，她成了性别刻板印象的集合体。革命爆发后，科妮莉亚迅速变成了照顾者和伴侣，头上戴着珠子装饰物，怀里抱着婴儿，看起来十分柔弱。
科幻小说的魅力在于它允许打破常规。这一文学类型激进地承诺能够帮助我们反抗我们所处的世界。已故的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曾写道，她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像她喜欢的众多推理小说一样，提供“一种想象的，但令人信服的另类现实，把我和读者的思想从懒惰、胆怯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不再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但即使是我们的幻想，似乎也有局限性。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寻找熟悉的线索来悬置我们的怀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猿星球》的制片人有意使电影中的猿类比现实生活中拥有更多的人性。黑猩猩在进化树上的位置与我们并不算远，二者如果能够再靠近一点，或许就有理由相信它们真的能够战胜我们。我们可以在它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个转瞬间成为全球霸主的物种。
那么，在这个一切从头开始的美丽新世界的黎明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吊诡的是，它与我们现在的社会并没有太大不同。即使接受了黑猩猩领导起义的可能性，我们也没有质疑为什么在这些电影中最终掌权的仍然是雄性。我们不好奇另一个物种怎么就自动采用了异性恋婚姻的习俗，而雌性很快便消失在家庭的阴影中。不知何故，猿类社会最终似乎陷入了另一种父权制。
如果想改变故事的发展方向，我们只能自己思考（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的话），那就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科幻故事情节。这将需要另一场革命。
◇◇◇
我及时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看到了袭击的余波。
看着围栏里手上带伤的猿猴，我不禁感到同情。它蜷缩在角落，背对着其他猿猴，似乎很害怕，又很尴尬。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埃米·帕里什（Amy Parish）一直在这里研究倭黑猩猩，这些动物们甚至都认得她。她向我解释说，雄性倭黑猩猩通常依靠母亲来获得保护和地位。没有母亲在身边，这只雄性倭黑猩猩立刻遭到了一只年长雌性倭黑猩猩的攻击。
自那天见到帕里什后的5年间，她对倭黑猩猩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学界的共识，即雌性统治是该物种的常态。倭黑猩猩中的雌性会驱逐并攻击雄性。这对人类的历史很重要，因为就进化而言，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一样接近人类，它们是我们在动物王国中基因关系最近的两种动物。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教授、灵长类动物专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证实，无论是在圈养中，还是在野外，从未发现过由雄性领导的倭黑猩猩群体。他告诉我：“20年前，人们对此还有一些怀疑，但现在人们不这么说了。我们现在说，雌性就是占支配地位。”
雄性统治在动物界当然很常见，如黑猩猩。帕里什说：“大多数人认为父权制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研究人员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能发现更多差异。雌性统治不仅存在于倭黑猩猩中，也存在于虎鲸、狮子、斑鬣狗、狐猴和大象中。
在说起支配机制如何运作时，帕里什补充道：“我们可以从倭黑猩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至少对于它们来说，支配与体型无关。平均而言，雌性倭黑猩猩略小于雄性，这一点与黑猩猩相同。将它们区分开来的是，雌性倭黑猩猩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形成紧密的社会纽带，它们通过摩擦生殖器来巩固这种联系并缓解紧张关系。这个亲密的社会网络创造了权力，排除了个别雄性统治整个群体的可能性。
“有这样一种说法，即雄性天生支配雌性，雄性比雌性更适合做领导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根本行不通。”德瓦尔补充道。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不过，正如他和帕里什亲身经历的，说服他人相信这一点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德瓦尔说：“男性很难接受女性掌权。”如果说《人猿星球》忽视了某些事实，那么这可能要归咎于妨碍了好几代人进行动物行为研究的性别歧视神话。
德瓦尔补充道：“我觉得以男性的身份撰写关于性别和倭黑猩猩的文章很有吸引力，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些内容出自一名女性之手，她很可能会被人们忽视。”甚至连其他从事灵长类研究的同行，也拒绝接受一个明显由雌性主导的物种的存在。德瓦尔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德国做关于雌性倭黑猩猩的领导力的讲座，讨论结束时，一位年长的德国男教授站起来问：“那些雄性倭黑猩猩有什么毛病？”这位男教授显然觉得雄性应该占主导地位。
但这不仅仅是性别歧视的问题。我们在观察其他物种时，会在它们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如果人类社会是父权制社会，那么离我们最近的灵长类表亲，也就是被认为代表了我们起源的物种，怎么可能与我们不一样呢？对男性统治的进化根源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973年，也就是第一部《人猿星球》上映5年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出版了《父权制的必然性》（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一书，论证由于男女之间的基本生理差异极大，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演变中，父权制最终都会胜出。他在这本书中声称，无论人们如何分配资源，天生更强大、更具侵略性的男性总会分到更多。
戈德堡说自己重视科学真理和确凿的生物学数据，但是他的论点实际上建立在他对其他人如何感知自身地位的评估上。他解释道：“男性统治指的是男女情感都承认的一种感觉（他特别强调），即女性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男性的意志。”他接着写道：“每个社会都接受了这种感觉的存在，并通过让儿童接受相应的社会化训练来适应其存在，因为这是每个社会的必然。”戈德堡本可以把这种行为解释为一种会应验的预言，即文化会代代相传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是，他将其视为一种生物本能，一份大自然写好的剧本。
虽然戈德堡的解释在今天听起来有些牵强，但实际上，他的结论与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不同。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由于进化的结果，“男人最终优于女人”。1975年，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写道，人类的基本模式之一是成年男性“支配女性”。这种观念在流行文化中被一次次重复。在1988年播出的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的一集中，船员们被传送到一个由女性统治，男性被视为下等人的星球。不过，一个简单的视觉线索轻而易举地帮助观众解开了这个母权制星球的谜团——这个星球的男性明显比女性矮小，也比女性瘦弱。女性能掌权，显然是因为她们的块头更大！
然而我们从倭黑猩猩身上了解到，不能假定两性在平均体型或力量上的差异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层面的权力严重失衡。并没有这样的生物学定律。
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惯性地认为必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呢？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德尔菲认为，即使是女性主义者，也曾依赖生物学论据来解释女性的地位，将父权制视为性别之间自然分工的结果，或源于男性无法抗拒的控制女性性行为及性观念的本能。她写道：“当然，自然主义在反女性思想中更明显，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女性主义思想中。”
◇◇◇
戈德堡最终被任命为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父权制的必然性》出版近50年后，我同他交谈，发现他对自己的理论仍然十分自信。戈德堡坚称，他在多年前刚开始研究这个话题时并没有政治性的动机，只是试图阐释一个中立的观察。
“好奇心……才是我真正的动机，”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社会学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很多东西都很模糊。当我偶然发现所有社会都是父权制社会时，这让我着迷。”
他的核心论点是一个事实：当他的书于1973年出版时，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许多强大的国家，都是由男性领导的。有人可能会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是印度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领导着以色列〔到20世纪70年代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将会当选英国首相〕。但是，戈德堡确实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男性权威似乎有着顽固的持续性。即使是在女性担任领导人的国家里，她们麾下的大多数政治家仍然是男性。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在执政的11年里，只选择了一位女性进入她的内阁。
戈德堡告诉我：“父权制是普遍存在的。每个社会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这有力地说明了其中存在着某种生物学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当时为《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撰写了一篇书评，批评戈德堡的理论缺乏真正的科学性。他对男性统治的解释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即它是自然存在的，因此它的存在是自然的。她写道：“如果我够机智，我会写一篇讽刺文章，而不是一篇直截了当的书评。不过，戈德堡的论证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讽刺。”
戈德堡的书出版时，女性领导人的数量支持了他的观点。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时移世易。1960年，斯里兰卡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她一共出任了三届总理。此后，由女性担任最高行政领导职位的国家数量稳步增加，只是偶尔出现下降，到2019年达到了18个。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20年年初，14个国家的政府中至少有一半的部长为女性，包括西班牙、芬兰、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奥地利、秘鲁、瑞典、卢旺达、阿尔巴尼亚、法国、安道尔、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和几内亚比绍。
1973年，戈德堡写道：“科学只讲现实和数学概率范围内必然发生的事情。”他毫不怀疑数据会站在他这一边。考虑到这50年间的社会变革，而且变革方向恰好相反，他承认“趋势偏离了我书中的观点”，但是“当你提出一个理论时，你必须做好它可能是错误的准备”。不过，他仍然相信，从长远来看，他的理论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告诉我：“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如果事情还和100年前一样，我的理论会更有说服力，但我认为它现在仍然有说服力。”
他还留下了一个预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走到完全没有父权制的地步。”在他看来，男性统治是一种生物潮流，文化压力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它。性别平等是必须违背我们的自然本能而去争取的东西。
戈德堡的论点又回到了本能上。他在暗示，女性权力是一种新生事物，是对普遍、永恒秩序的现代干扰，父权制则是生活的常态。但问题仍然在于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生活一直是这样的呢？如果它是普遍的、永恒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他物种之中，尤其是在进化树上与我们最接近的物种之中，找到一些与人类父权制相同的模式。
然而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德瓦尔解释的那样，当动物研究者谈论雄性支配时，他们几乎总是在谈论雄性动物彼此之间的支配，而非雄性对雌性的支配。他说：“即使在雄性占主导地位的黑猩猩社会中，也会有雌性领导者。”雌性受到性胁迫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其暴力程度和普遍程度在不同物种之间差异巨大。雄性的体型和攻击性差异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决定性的优势。首领取胜的方式并不总是把其他雄性打得服服帖帖，更多的是建立战略盟友网络。灵长类动物似乎不喜欢被恶霸统治或受到不公平对待，与统治地位相关的一些关键特征是仁慈、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德瓦尔补充说，即使是体型最小的黑猩猩，如果能够表现出赢得信任和忠诚的能力，最终也能成为首领。
按照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生物学家埃米·莫里斯-德雷克（Amy Morris-Drake）的说法，乌鸦和家犬也有类似的维持和平的冲突管理策略。莫里斯-德雷克所在的研究小组在2021年发现，侏獴会记住群体中的那些挑起过与其他侏獴争端的好战分子，然后冷漠相待。
辨别什么是动物的“自然”行为，什么不是，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2010 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赞比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只雌性黑猩猩无缘无故地把一片草叶塞进耳朵里。很快，其他黑猩猩也开始这么做，并且在她死后仍然如此。科学家将其称为一种“传统”。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题：如果其他灵长类动物可以形成类似于传统或社会习俗的东西，那么该如何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拥有复杂文化的物种中，确定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呢？德瓦尔告诉我，相较于东非的黑猩猩群体，西非的一些黑猩猩群体更加团结。在这些社会中，雌性黑猩猩更具影响力。他认为，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文化差异。
德瓦尔说：“我认为，当人们说父权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天性选择时，一些人会说男性统治和男性暴力是自然的，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在夸大其词。这未必是我们这一物种的自然状态。”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以父亲为首的“父权的”人类家庭实际上是相当奇怪的。2019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人类学家梅利莎·埃默里·汤普森（Melissa Emery Thompson）在英国皇家学会杂志的一期特刊中写道：“没有任何灵长类动物能与人类直接类比。”相反，她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是通过母亲而非父亲来建立亲属关系的。这一发现可能不重要（很可能只是人类比较特殊而已），但这个特征如此根深蒂固，汤普森因此怀疑，研究人类的科学家们是否低估了代际间母系传承的重要性。专家们确信人类的父权制可以用生物学来解释，以至于忽视了母亲掌握权力的可能性。
◇◇◇
罗宾·杰弗里（Robin Jef f rey）如今是一名研究印度现代历史和政治的学者，1968年，他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当教师。那年7月的一个季风期的早晨，他乘坐公共汽车穿过印度喀拉拉邦，当地气候潮湿，车厢里很快如蒸笼一般。于是，他一上车就打开了车窗上的防水布，好让空气流通。他注意到几米开外的阳台上，一位身穿白衣的老妇人正舒适地坐着，她戴着厚厚的眼镜，正专心阅读晨报。
杰弗里觉得那个瞬间非常特别，令其永生难忘。他告诉我：“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杰弗里很少看到有人在公共场合阅读当地语言的报纸，至少在旁遮普邦是这样。印度的识字率很低，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也都如此，女性的识字率则更低。而这位女性就在那里悠闲地读着放在腿上的报纸。“这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当它与你的预期格格不入时，你就会被它震撼。”
虽然如今成人识字率已经大幅提高，但在印度大多数邦，明显的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不过自有记录以来，喀拉拉邦女性的识字率一直与男性相当。喀拉拉邦位于绿意盎然的印度西南海岸，在这里，女性可以独自旅行和相对安全地走在街上。这并不是小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德里的一家时事杂志社，如果没有朋友或亲戚陪伴，我可不觉得新德里的街道是个安全的地方。而喀拉拉邦则笼罩在传说之中——那是一个性别角色颠倒的地方，女性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女儿比儿子更受重视。
时至今日，喀拉拉邦仍然经常被不明就里的外来者视为母系社会。实际上，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厌女和虐待现象，女性远未拥有所有权力，尤其是低种姓女性。但传说也有一些真实的部分。该邦在性别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至少有一部分归功于古老的奈尔人（Nairs），这个颇具影响而以种姓为基础的群体，一度统治着该地区的部分领土，他们按照母系纽带组织起来，通过母亲而不是父亲来追溯祖先。
母系社会通常被视为特例，但事实上，偏重母系的社会分布在亚洲、北美洲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地区，非洲还有一条贯穿中部的宽阔的“母系地带”，只有在欧洲才很少见。母系社会并不能保证女性受优待，也不意味着男性不会担任拥有权力和权威的职位，这只是一个社会性别观念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它告诉孩子们，她们的女性祖先很重要，女孩在家庭中很重要。这也决定了一个女性的地位，以及她可以期望继承多少财产。202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萨拉·洛斯（Sara Lowes），针对生活在非洲“母系地带”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卡南加市的600多名居民，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将他们的回答与刚果各地独立的人口和健康调查作比较。她发现，“母系社会的女性在决策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对家庭暴力的容忍程度更低，更关键的是，她们遭受的家庭暴力更少”。洛斯还发现，母系社会女性的子女在调查前一个月生病的概率更低，平均受教育的时长多出几乎半年。
学者估计，全球70%的社会是从父居的，即人们倾向于与父亲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从母居的社会（人们终生与母亲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或在附近生活）采取的往往是母系制度。2009年，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发表文章，利用遗传学证据、文化数据和家谱证明，太平洋地区的从母居社区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虽然后来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但是母系和从母居的“主题”一直存在于当地。
1991年，记者马达范·库蒂（Madhavan Kutty）在其用马拉雅拉姆语写成的回忆录〔后被翻译成英文，书名为《时间之前的村庄》（The Village Before Time）〕中，回忆了他小时候在喀拉拉邦的母系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奈尔人婚后不会分成一个个小的核心家庭，而是会共同居住在塔拉瓦德（Taravad，意为“母系大家庭”）中。这种联合家庭可能有数十名家庭成员，所有人都有同一位年长的女性祖先。兄弟姐妹们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女性被允许拥有多名性伴侣，这些伴侣不一定与她们同住。这意味着父亲们主要在帮助养育姐妹的孩子，而非自己的孩子。库蒂出生在一个很大的家庭里，他回忆说，只有女儿的孩子可以被列在家谱上。
库蒂的祖母卡蒂亚雅尼·阿马（Karthiyayani Amma）最终成为一家之主。按照当地习俗，她从不遮盖胸部。库蒂写道：“她身上蕴含着深刻的、已经融入潜意识中的历史财富。我们大家庭的这位女族长非常坚韧，善解人意，十分关心女性的自由。”
他们的社区并非一个小社区或边缘社区。出生于喀拉拉邦的作家马努·皮莱（Manu Pillai）追溯了特拉凡哥尔王国的历史，该王国延续了至少200年，统治横跨喀拉拉邦南部的部分地区，直到20世纪中期才灭亡。皮莱在《象牙宝座》（The Ivory Throne）一书中写道：“奈尔妇女一生中总是可以获得她们出生的家庭的庇护，不需要依靠丈夫。丧偶不是灾难，在性权利方面，她们实际上与男性平等，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
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世世代代的家庭生活都是这样。但是，欧洲访客遇到喀拉拉邦的奈尔人时，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现实，还有颠覆了他们所认为的“正常”社会的创造潜力。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女性研究学者、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G.阿鲁尼玛（G.Arunima）的说法是，一些人深感震惊。17世纪的一名荷兰旅行者认为，奈尔人是“全东方最放荡、最不贞（原文如此）的民族”。还有人受到了启发。18世纪末，一名奴隶主的儿子、年轻的英国小说家詹姆斯·亨利·劳伦斯（James Henry Lawrence）写了一部爱情小说，后来被命名为《奈尔帝国》（The Empire of the Nairs）。劳伦斯以喀拉拉邦为例，倡导欧洲妇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允许她们拥有多个情人并废除婚姻制度。
不过，阿鲁尼玛写道，无论他们做何反应，外人通常都会将奈尔社会视为反常，因为这些人认为父系社会才拥有正常的生活方式。母系社会被形容为“不文明的”和“不自然的”，其存在需要解释。
即使在今天，西方学术界的态度也是既困惑，又惊讶。在最近的人类学文献中，母权制被描述为一种悖论，一种本质上不稳定的存在状态。“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这一说法已经被使用了70多年，研究喀拉拉邦等社会的学者用它来概括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父亲要花时间和精力照顾外甥和外甥女，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容忍他的姐夫对自己的孩子及其母亲有话语权呢？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为何能容忍这种情况而不强行作出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世纪，喀拉拉邦真的发生了变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来者的好奇和丑化。占领该地区的英国殖民者和试图改变人们信仰的基督教传教士，都向母系社区的喀拉拉邦人施压，要求他们遵守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规范。印度历史学家乌玛·查克拉瓦蒂（Uma Chakravarti）写道：“殖民意识形态为了建立对被统治者的心理优势，不得不以许多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宣扬统治者的道德优越感。”
19世纪，本来由塔拉瓦德中的兄长与家中女性共享的（始终取决于具体情况和辈分）权力，开始转变为独占且无可争议的。殖民时代的法律裁决着眼于“文明化”母系社区，这有助于提升大家庭中最年长男性的地位。在1855年的一次庭审中，卡利卡特（今科泽科德，是喀拉拉邦最大的城市之一，当时由英国直接统治）的一名法官表示，“认为权力只属于女性……这确实是一个粗暴的推断”。
关于一名女性能够自然地拥有多大权力的问题，在1810年特拉凡哥尔王国的女王拉尼·高里·拉克希米（Rani Gowri Lakshmi）登基时就已经出现了。皮莱解释说，她生下了一个儿子，被英国方面要求传位给儿子，而她则改称“摄政”，这个削弱的临时代理头衔会持续到她儿子能够施政为止。虽然英国当局试图贬低女王的地位，但是当地人仍视她为合法君主。皮莱指出，她仍然行使着不受约束的权力。她去世后，她的妹妹继承了王位，这种情况延续了下去。女王在官方文件中甚至被称为“大君”（Maharajah），这通常是印度国王的头衔。
皮莱写道：“母系制度下的性别关系通常比父系制度下的更加平等，君主的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位和尊严。谁在国家和王室中行使最高权力，谁就是大君。”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迫使奈尔人家庭改变的压力开始产生预期的效果。受过“教育”的年轻改革者们开始渴望与过去决裂，因为他们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传统，认为这些传统尴尬且落后。一夫一妻制和小家庭慢慢地被认为是更现代的。文学和艺术开始反映人们对女性及其社会地位之看法的改变。文化的风向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观念也随之改变。
◇◇◇
在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草木茂盛的丘陵地带，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卡西人（Khasi）有一句谚语：“所有人都来自女人。”卡西人社会是母系社会，但与喀拉拉邦的奈尔人不同，他们的部落社会至今仍然维持着母系制度。孩子属于母亲，母亲又属于她的母亲，这样一直追溯到最初的母系祖先。生女儿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没有女儿就没人延续家族血脉。
已经退休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在卡西丘陵（Khasi Hills）长大的蒂普鲁特·农布里（Tiplut Nongbri）告诉我：“男性对财产没有权利，对孩子也没有权利，因为孩子属于母亲的氏族、母亲的家庭。”结婚后，丈夫会搬到妻子的家里，但祖籍仍然在他母亲的氏族，去世后通常会被送回那里安葬。农布里补充道：“依照传统，卡西人的遗产是从母亲传给女儿，由最小的女儿获得大部分财产。”这意味着她有责任照顾父母和所有未婚的兄弟姐妹，她是家庭的守护者。
卡西人的社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母系社会。家庭权威形式上属于母亲的兄弟，不过他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女性在地方政治中也是边缘角色。农布里告诉我，即便如此，她们的处境总体也比印度其他地区的父系社区中的女性好得多。与其他印度女性相比，卡西女性的离婚率和再婚率更高，她们相对来说更自由、自主。农布里在体验过母系社会和非母系社会的生活后表示，此二者没有可比性。她告诉我：“我很高兴自己出生在那个社会。”
但是，就像喀拉拉邦一样，改变的压力一直存在，这就是卡西人和奈尔人在近现代的共同经历。19世纪，当威尔士传教士来到卡西丘陵时，他们动摇了当地传统亲属关系的根基，不允许当地人举行将氏族团结在一起的宗教仪式。这削弱了本为母系家庭之核心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最近，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卡西男性在印度其他地方看到了作为替代方案的父权制。少数人开始推动继承法的修改，使儿子和女儿都能受益。
农布里解释说：“他们想要享有和非母系社会中的男性一样的权力、特权和权威。”她又补充道：“接触过外部世界的男性，看到了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对子女、财产拥有的权利，并控制着核心家庭的一切。两相对比，他们发现自己在许多方面不如别人。这带来了自卑感。”
国际新闻媒体认为这是一场争取反向的性别平等的斗争，对其很感兴趣。《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标题是《来看看梅加拉亚邦的男性解放论者》。其他记者报道说，卡西男性感到自己被低估和被边缘化了，被当作只会生育孩子的“种马”。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这里是“女性统治的地方，男性成了‘妇女参政论者’（Suf f ragettes）”。
媒体的幽默反应支持了一些卡西男性对自己的看法。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广播电台援引男性权利组织“家庭结构改革协会”（Synkhong Rympei Thymmai）前主席基思·帕里亚特（Keith Pariat）的话说：“女人无处不在，在集市里，在政府办公室里。”帕里亚特违背传统，将自己的姓氏传给了女儿。据他所说，生活在母系社会中的卡西男性产生的不适，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酗酒、吸毒，或者从其他妇女处寻求慰藉。
不过，帕里亚特是一个例外。其他人则捍卫自己的社区传统，母系制度仍然受到广泛支持。早在1936年，出生于西隆（梅加拉亚邦首府）山间避暑小镇，在加尔各答接受教育的卡西作家大卫·罗伊·潘瓦尔（David Roy Phanwar）就批评过外国人的虚伪，这些人认为卡西人是原始迷信的族群，却把其相对晚近的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斗争看作现代而进步的。他写道：“在卡西人中，女性享有非同寻常的尊严和重要的地位。只把妻子看作男人家庭的财产、奴役她们的现象，推动了世界女性运动的兴起，但是在卡西人中，女性是被尊崇的，可以自由行动。”
其他地方的母系社会也存在着新出现的父权力量同传统势力，现代观念同古老观念之间的矛盾。在印度尼西亚的西苏门答腊，米南加保人的家庭在传统上由女性及其子女组成，丈夫婚后加入妻子的家庭。虽然男性可以从母亲那里继承土地，但只在生前享有土地所有权——死后不能将自己继承的土地传给孩子。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人类学家伊夫琳·布莱克伍德（Evelyn Blackwood）写道，当19世纪荷兰人统治该地区时，殖民者们想当然地认为米南加保人中地位较高的男性一定是酋长和首领，他们挑选出一些男性展开合作以推行他们的规则。随着时间推移，荷兰当局颁布法令，规定只有男性才能登记土地或代表祖先的家族处理纠纷。
这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对米南加保人的家庭观念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布莱克伍德认为，这种不同世界观的存在确实“给那些在荷兰学校接受教育的米南加保精英男性留下了深刻印象”。伊斯兰教的传入再次为男性提供了他们过去未曾享有的获得权威职位的新途径——成为宗教领袖。最终，该国将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直到今天，希望按新方式生活的人与希望坚持旧习俗的人（当地人称之为“Adat”）仍在不断斗争。
已故的印尼人类学家穆赫塔尔·纳伊姆（Mochtar Naim）记录了米南加保社会的变迁。他解释说，部分问题在于，父亲在子女家中被视为客人。在这个社会中，年轻的未婚男性也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他们成年后，在母亲家的地位不稳，又还没有妻子家可以投靠，因此一些人自然愿意考虑其他选项，开始为寻求财产和财富而迁移。希望更加独立的夫妇组成了核心家庭，或者在旧的婚姻传统中寻求妥协。他们并非一定要拒绝母系制度，而是觉得生活或许会有另一种更好的方式。
◇◇◇
正如今天的母系社会试图通过协商来谋求存续一样，在19世纪喀拉拉邦奈尔人的塔拉瓦德中，变革并非疾风骤雨，而是缓慢发生的。
皮莱写道，一部1889年出版的著名的马拉雅拉姆语小说里描写了一位新女性，“她拥有自信女人的所有品质，但她对自己的男人非常专一（这一点很关键），具备英国淑女的优雅，当她的贞洁受到质疑时，她会惊恐万分”。4年后，在印度著名艺术家拉贾·拉维·瓦尔马（Raja Ravi Varma）的一幅画中，一位年轻的上层奈尔女性身穿传统服装，背着一个婴儿，脚下有一条狗，三者都在等待远处一个神秘人物的到来。这幅画的标题是《爸爸来了》（There Comes Papa），解释了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在此之前，父亲从来不是塔拉瓦德的核心人物，而他如今正在成为其核心。
当时，家庭权威的自然归属正在发生转移。这不仅仅是殖民当局和狂热的传教士努力的结果，那些认为可能会从新生活方式中获益的人也支持变革。后者欢迎大家庭的终结，并将其视为夺取一部分家庭权力、产业和财富的机会。
在立法的推动下，性别规范发生了变化。阿鲁尼玛写道，到1912年，特拉凡哥尔的新法律试图将可以轻易结束的男女伴侣关系转变为合法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这削弱了母系制度。丈夫可以将过去由他们母亲的家庭共享的财产传给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妻子可以得到赡养费，前提是她们没有“通奸”，这意味着女性实际上曾经拥有的性自由消失了。这些变化是缓慢而零碎的，但日积月累，影响渐显。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特拉凡哥尔和科钦的立法进一步冲击了奈尔人的传统家庭结构，正式确立了新的父系制度，直至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再合法。但是，对塔拉瓦德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76年。那一年，喀拉拉邦立法机构彻底废除了母系制度。
到20世纪末，母系氏族曾经使用过的大宅已经年久失修。那些状况较好的房屋被出售，其他的则被拆除。曾在喀拉拉邦做过田野调查的印度德里大学社会学家贾纳基·亚伯拉罕（Janaki Abraham）指出，塔拉瓦德的崩溃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具有戏剧性。经历过旧时光的人还能回忆起这些房子里曾经住过多少人，孩子们尤其多——“有时甚至能组成一支板球队”。如今，幸存下来的建筑“只住着一两位老人，许多房子锁起来了，周围高大的绿植疯长”。
喀拉拉邦从母系制度向父系制度的转变历时一个多世纪。这种转变无法被归结于单一的原因，也并非不可避免。到了最后，随波逐流的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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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试图解释母系社会兴盛和衰落的条件。
例如，有观点认为，母系社会只能存在于狩猎采集社会或简单的农耕社会中，无法存在于规模更大的社会中。还有人认为，当男性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仗，留女性在家管事时，母系社会才运作得最顺畅。许多人认为，一旦开始养牛或其他大型动物，母系社会就结束了，因为男人想控制这些资源。更多人声称，土地或财产所有权会自动带来父权制，原因与上一观点类似。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琳达·斯通（Linda Stone）写道，这些解释的存在本身就假设了母系社会是不寻常的情况，“承受着特殊压力，脆弱而罕见，甚至可能注定要消失”。在学术界，这个问题有自己的名字——“母系之谜”。
相反，父系社会则似乎根本不需要解释，好像它是理所应当的。
2019年，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试图解开“母系之谜”。他们分析了世界各地已知的母系社区，观察它们是否真的有共同之处。他们在寻找共同的进化线索和模式。在他们取样的1291个社区中，590个是传统的父系社区，160个是传统的母系社区，还有362个是双系社区（即承认父母双方的血统），剩下的则是其他系统或混合系统。参与这项研究的生物学家妮科尔·克林扎（Nicole Creanza）告诉我，他们检验的那些关于母系社会的人类学流行观点，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她说：“我认为，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全球，可能会看到其中只有一些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我们从文献中整理出来的许多假说在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研究面前确实站不住脚。”
克林扎认为，影响一个社会放弃母系制度的单一因素似乎是“当人口拥有了可移动、可传承的财产而非土地，并且如果后代继承了财产，他们可能会生活得更好”。但是，甚至连这种相关关系也并非总是成立。归根结底，每个社会都太复杂了，无法归结出简单的因素（无论是生物的、环境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她说：“你越是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情况越来越复杂。”
西方人类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用“母权制”表示“父权制”的反义词，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母权制。但是，如果真的像几个世纪之前菲尔默在《父权制》中所写的那样，父权制始于父亲对家庭的统治，并最终衍生为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统治，那么我们很难说母系社会和从母居的社会实际上是父权模式的。即使兄弟或舅舅拥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通常也是分散的，而不是菲尔默所说的那种绝对权力。正如斯通所写，母系社会的特点是“在男性和女性中，权威、权力和影响力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虽然今天存在着很多的差异，但是过去的差异可能更大。在史前时期，社会规范不断变化。已故的英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他的同事、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写道，在农业普及之前，人类生活是“一次次大胆的社会实验，类似于各种政治形式的狂欢游行”。在他们看来，能够证明史前时期存在制度性不平等的证据是不足的，而且“即使我们把这归咎于证据的缺失，我们也仍然要问，为什么证据如此不足”。
如果我们只以男女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性别和权力，就无法想象男性与女性享有相似的地位和重要性，或者权力在不同环境下的平衡。但是在母系社会中，这样的情况司空见惯。例如，对于加纳的阿散蒂人来说，统治权被分配给“母后”（她凭自身权利担任这个职位，而不是因为她是谁的母亲或谁的妻子）和男性酋长，“母后”在挑选男性酋长时也有话语权。强大的阿散蒂统治者娜娜·亚·阿散蒂娃曾在1900年指挥她的军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克林扎反思道：“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默认正常情况是男性传承，那么‘母系之谜’才是一个谜题。毕竟没有人把父权制称为‘父权之谜’。”
不过，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充满了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都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克林扎解释说，从一个角度看，这可能是不稳定状态的自我消除，比如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能是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学者们几乎从未关注过更父权的社会中的女性运动，也从未问过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社会是不稳定的。真正的谜团或许并不是母系社会的数量为何相对较少，而是父权制的社会为何如此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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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惠虹（Choo Waihong）看来，母系社会的生活改变了她的人生。
在她的回忆录《女儿国》（The Kingdom of Women）里，这位企业法务描述了她访问摩梭人（Mosua）的经历。摩梭文化奉行女神崇拜，他们至少从13世纪起，就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处。摩梭人的孩子住在母亲家，男人也通常会留在母亲家里，帮助抚养姐妹们的孩子。与传统的婚姻不同，年轻的摩梭女性成年后会得到自己的房间，可以邀请情人过夜，但会让他们在早上离开。
在曾经于新加坡这座资本主义大都市里工作和生活过的曹惠虹看来，摩梭人的生活方式太解放了。她说摩梭人的社会不仅是母权制的，更是一个“女性主义乌托邦”，因此她选择和摩梭人生活在一起。
她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真的相信自己被接纳了，因为我是一个被欢迎进入女性世界的女人。摩梭人的女性自信到发光，但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自傲，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底气。看看她们笔直挺拔的走路姿势，你就知道了。”泡温泉时，她为一位66岁的奶奶惊叹，这位奶奶因体力劳动而拥有6块腹肌。在酒吧里，她看到一名年轻女子自信地大步走到一群男人面前，请他们都喝了一杯啤酒。在与一位摩梭人爷爷谈生意前，她不得不等了一会儿，因为他正忙着给孙女换尿布。
科幻小说为我们虚构出了一些存在于平行宇宙里的世界，但没有一个像真实存在的世界那样激进。曹惠虹写道，这个女性的世界“证明了建立另一种模式的可能性”。这个存在于当代人记忆中的例子，表明事情可以有所不同。
但是，任何社会的建立都需要努力。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和克里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都研究过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尤其是小型狩猎采集社区），他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平等来之不易。这需要复杂而持续的协商，需要辖制权力、嫉妒和贪婪，有时还需要批评或揶揄当权者。虽然很难，但我们仍然在努力实现它。苏兹曼写道：“人类的现代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追求塑造的，但也是由决心打破既有等级制度的群众运动定义的。”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在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帮助边缘群体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政治理论家安妮·菲利普斯（Anne Phillips）写道：“只要有一丝机会，任何人都会选择平等和公正，而非不平等和不公正。总的来说，顺从并非人的天性。”我们通常不会不加抵抗就屈服于权力或侵略。
1973年，社会学家史蒂文·戈德堡在《父权制的必然性》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种行为模式随处可见，那么它很可能具有生物学基础。这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们的研究所使用的论证思路。了解一个物种的最好方法就是观察其行为模式。但是，如果我们遵循这种研究方法，将一个性别的所有成员生来要服从另一个性别当作科学事实，将男女之间因先天差异而无法平等或拥有同等权力当作科学事实，那为什么女性还在争取更多的权利及权力？如果服从已经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思维，那为什么我们还在抗争？戈德堡本人的情感驱动行为的理论，要怎么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性别期望及压迫愤愤不平？如果生物学上的必然让我们生来只有一种生活方式，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过着不同的生活呢？
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德尔菲说：“我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一种制度。一个存在于今天的制度无法简单地用‘它过去就存在了’来解释，即使这个过去并不遥远。”如果我们屈从于自己的处境，还将其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就放弃了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机会。当我们把“父权制”简单地归因为生物差异，而证据却指向更为复杂和偶然的现实时，我们就无法意识到父权制实际上可能有多么岌岌可危。我们将不再询问父权制如何运作，或如何被重塑，也不再分析现在可能有助于削弱父权制意识形态力量的情况。
任何形式的压迫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让人们相信除了受压迫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在种族、种姓这些悠久的谬论中都能看到这一点。对所有关于男性统治的理论，我们都应该质问：为什么这种形式的不平等就应被视为特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