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一些女神的画像。

其中一幅令我念念不忘。那是一幅在一个多世纪前流行于印度的石版画，其主角是消灭了恶魔，象征着死亡和时间的迦梨（Kali）女神，她迫使我们直面她的杀戮。画中的她怒目圆睁，伸着长舌头，鲜艳的蓝色皮肤跃然纸上，波浪状的黑发垂于腰间，围着一条由断臂组成的裙子，恶魔的头颅则像花环一样挂在她的脖子上。她一手持剑，一手提着恶魔脑袋，第三只手端着一个盘子，献祭般地盛着脑袋滴下的鲜血，第四只手则用祝福的手势指向她周围的血腥场面。

古印度的女神和神祇的形象往往违背常规，他们仿佛是从其他宇宙受召唤而来的。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统治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尤为惧怕迦梨女神，因而民族主义革命者将其作为反对殖民统治的象征。在一些说法中，她拿尸体当耳环，死者的整个身体穿过她的耳垂。1928年，一名英国妇女在圣经英行教会（BCMS）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多么可怕的画面！可这个野蛮的女神被称为‘温柔的母亲’！”

关于迦梨女神的悖论在于，她既是一位神圣的母亲，也挑战了现代社会关于女性特质和权力的假设。无论她是反映了还是颠覆了人性，人们如何想象她这件事本身就是惊人的。21世纪，从新德里到纽约的女性主义者都在追捧她，她被誉为“现今我们需要的女性主义偶像”。从迦梨女神身上，我们仍能看到自己摧毁社会秩序的潜力，我们可以想象被压迫者心中无法抑制的愤怒。我们甚至怀疑，挂在她脖子上的是不是历史上的父权统治者的头颅。

这就是过去对我们的影响。为什么21世纪的我们会转而从一个古代神话人物身上寻找信心，来证明我们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迦梨女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无法在自身中找到的东西？

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曾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必须相信过去更平等，才能描绘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这个问题困扰着历史学家、科学工作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女性主义者。作为一名报道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的科学记者，我发现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今天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我认为，当我们望向迦梨女神时，是在寻找一种可能性，即存在过一个并非由男人统治的时代、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那里，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并不像今天这样。

这种对历史先例的渴望还暗示我们另一件事——我们的生活有时是多么的无望。我们现在用来描述女性受压迫的“父权制”一词，已经变得极其庞大而笼统，涵盖了世界各地成年和未成年女性遭受的各种虐待和不公平待遇，从家庭暴力、强奸到工资性别差距以及道德的双重标准。总而言之，其规模和范围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性别压迫看起来像一个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的巨大阴谋。在被我们遗忘的过去，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才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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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理解父权制的起源。

1680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在《父权制》中为国王的神圣统治辩护，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家庭，因此国王实际上是父亲，其臣民是孩子。国家的王室元首是上帝任命的世间等级最高的族长，其权威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的先祖。在菲尔默对宇宙的构想中，父权制是天经地义的——贵族为捍卫国王免受批评者攻击的一种自私构想。父权制始于家庭，父亲对家庭拥有统治权，然后这种统治权扩大到政治、法律和宗教制度之中，并变得根深蒂固。

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后半期的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父权制，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它是所有男人对所有女人的普遍主导，还是更具体的东西？它与性有关，还是与工作有关？它由资本主义支持，还是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它有自身的历史，还是一种由人类的天性决定的普遍模式？

几个世纪后，菲尔默提出的权力从家庭扩大到更广泛社会结构类似分形几何形态的解释仍具吸引力。1970年，美国社会活动家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经典女性主义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将父权制定义为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控制，以及更普遍的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性别权力仍被认为从父亲开始，由家庭辐射到社区与国家。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男性最初是如何获得这种权力的。1979年，英国社会学家韦罗妮卡·比奇（Veronica Beechey）在阅读了当时已经很丰富的关于父权制的女性主义作品后，指出男性统治通常被认为是基于性和生殖的。对女性的压迫被认为是源自男性对控制女性身体的病态欲望。“但是，”她写道，“从来没有人说清楚，是什么使男性成为性压迫者，以及更重要的是，特定社会形态的哪些特征让男性处于对女性拥有权力的地位。”

比奇认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性别不平等和压迫从来都是不同的，这使任何父权制理论的适用性都变得复杂。但是无论如何，迦梨女神总归是女性权力的象征。尽管她属于神话传说，但如果我们没有在她身上看到某些我们自己的影子，她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追随者。

我曾经在印度生活过，在那里，上流和中产女性经常以微薄的薪酬雇佣男女员工，为她们做饭、打扫。我当时22岁，独居，有两个男人为我工作。那些最低种姓的人从事着印度最肮脏、收入最低的工作，包括清理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在2020年的第一次疫情防控期间，当家政人员无法出门工作时，印度最富有的女性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她们可能不得不亲自做家务了。2021年初（无论巧合与否），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政党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向家庭主妇支付月薪。

女性研究教授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曾问道：“当不同环境和历史时期下的‘性别分工’迥然相异时，我们该如何讨论它呢？”如果男性和女性的天性中存在某些本质差异，使男性控制女性，并将我们明确地划分为不同的角色，那我们本该看到历史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着相似的生活和工作模式。

这当然不是事实。一些女性的地位低下从未妨碍同一社会中的另一些女性拥有巨大的财富或权力。自人类有记录以来，就有女王、女皇、女法老和强大的女战士。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女性作为君主统治英国的时间比男性更长。很多女性拥有奴隶和仆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一些文化优先考虑母亲，她们的孩子甚至被认为不属于父亲的家庭。

美国女性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一直在努力理解和解决这些矛盾，她写道：“不同阶级的女性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是的，女性是历史上的无名之辈，但与其他无名群体不同，她们也一直是统治精英的一部分。她们确实受到压迫，但与种族或民族所受的压迫并不相同；她们处于从属地位并被剥削，但与底层阶级也并不完全相同。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受压迫）种族、民族或阶级的女性。”

1989年，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写道，她发现除了少数例外，“女性主义并未将男性权力当作一个有序却错乱的整体进行阐述。女性主义变得像一场追求理论的宏大控诉，一个尚待书写的宏大理论”。男性权力的最终产物得到了充分记录——男性担任要职的比例越来越高，许多地方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性骚扰越来越频繁。这样的数据一项接一项，但数据本身并不能解释男性是如何开始统治的。麦金农评论道：“这一待解释的主题——男性主导地位是如何演变的，实际上被默认为前提。社会权力没有得到解释，仅仅是被重申了。”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件事带着一种神秘的意味。麦金农认为，如果说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剥削，那么人们会认为原因在于她们的天性，而非她们的物质条件。问题在于女性本身，而非外界。甚至连主张通过共产主义消除阶级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怀疑，性别不平等与其他压迫不同，是由生理差异而非历史造成的。

寻找女性受压迫之普遍原因的努力一度变成了过于简化的实践，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一些关于父权制起源的说法认为，女性根本无法抵抗男性的胁迫和统治。女性太软弱，男性太强壮。这些叙述中最生动的一个是说，当和平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突然被暴力的、掠夺成性的男性（他们对权力和性别统治有着不可阻挡的欲望）颠覆时，史前时期的重大转折点就出现了。父权制的神取代了温柔的母神。

“换言之，”法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写道，“我们社会的文化被归因于一个假想社会的‘天性’。”

美国人类学家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她在1980年写道：“我们发现自己是一种概念上的传统的受害者，这种传统在我们与男性的自然特征差异中发现了‘本质’，然后宣称女性目前的处境源于女性的‘本质’。”她对世界各地的社会进行了人类学观察，认为男性统治确实普遍存在。但是她也发现，其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因此想象某种全世界共存的经历或普遍性的原因导致了男性统治是毫无意义的。

她建议道：“对于我们看到的任何性别歧视，生理性别都不是其原因，而是借口，正如种族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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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才是对我们假设的真正考验。我们并非在宏大、简化的历史描述中发现自己是谁，而是在边缘地带发现自己是谁。在那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预期不同。跨文化的证据表明，我们想象的恒定的生物规则或整齐的线性历史往往并非如此。我们是一个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非常多样化的物种，而且有着惊人的可改变的余地。如果认为性别不平等根植于我们自身的某种无法改变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必须不断被重塑和重申的更加脆弱的东西。

我们至今仍处在重塑它的进程中。

似乎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一举推翻的母系乌托邦真的存在过，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女性受到的压迫是从家庭开始的。相反，我们可以从历史记录中看到，女性受到压迫与最早的国家和帝国壮大的时间大致相同，国家和帝国需要增加人口并维持军队来自卫。统治这些社会的精英需要年轻女性尽可能多地生育子女，并需要她们养育的年轻男性成为卖力的战士。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性别规则出现并限制了普通人的行为和自由。忠诚和荣誉等美德开始被拿来为这些基本目标服务。紧接着，传统和宗教也围绕着相同的社会规范发展起来。

社会压力渗透到家庭中，影响着人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在一些地方，新娘离开自己童年生活的家庭，与丈夫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婚姻制度似乎受到了广泛而不人道的俘虏和奴隶制的影响。妻子在自己所处的社区里可能被当成外人，她们的地位只有在年龄增长，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会提高。对女性的压迫不见得始于家庭，但的确终结于家庭。

历史的零碎证据表明，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并未形成一个由所有男性同时对所有女性行使权力的单一体系，各地的情况并不相同。每个人都能以多种方式行使父权。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反抗。抵抗和妥协总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观察到的变化是渐进的、时断时续的，它悄悄渗入生活之中，直到若干代以后，我们再也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拥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毕竟，这就是社会变革通常的运作方式——将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令人习以为常。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个体和群体为控制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他人——而进行斗争的故事。如果今天南北半球的父权制社会的组织方式看起来碰巧惊人地相似，这并不是因为各个社会神奇地（或在生物学上）同时达成了一致，也不是因为各地的女性都屈服并接受了从属地位，而是因为权力具有创造力。性别压迫不仅被制造并被完善于社会内部，还通过劝诱改宗（proselytism）和殖民主义被刻意地向外输出了数个世纪。

这场骗局最阴险的部分在于，它塑造了我们关于人性的许多观念。如果说印度的迦梨女神告诉了我们一些过去的事情，那便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时间以来，掌权者一直竭力地想为他们发明的性别规范和等级制度营造一种不可撼动的假象。如今，这些神话已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据此生活。我们不敢发问：之所以觉得迦梨女神激进，打破了女性规则，是否因为她来自一个规则不同的时代。

在我们建立的社会中生活了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给自己看到的一切贴上了一个统一的标签——“父权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像是一个阴谋，仿佛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好了——但事实上，它一直是一场缓慢的骗局。我们亲眼看到，父权统治者仍试图染指我们现在的生活。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一些东欧国家压制性别自由，美国推翻了确立堕胎权的裁决，等等。这不是一个尘埃落定的起源故事，而是我们仍在积极书写的故事。

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地考察才完成本书。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揭露那些让这一主题陷入困境的大量假设，它们伪装成客观知识，但往往被证明只是猜测。越往史前追溯，证据就越模糊。神话传说与事实交织在一起，直到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我已经尽我所能地找出男性统治的最早迹象，以及性别压迫的社会及意识形态萌芽，并追溯它们缓慢发展至今的过程。我的描述当然不完美，也不完整。而且即使能看穿骗局，我们也仍受自己的经历和信念制约。对于所有寻找父权制起源的人来说，我们的努力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当下，而非过去。

但也许，我们真正想了解的正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