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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1992年4月，两个年轻的英国女孩，22岁的小乔和21岁的小琳，也是一对资深的背包客闺密，结伴到澳大利亚旅游。
以往，她们总会将旅途中的美好风景和有趣见闻分享给家人，然而这一次，在离开澳大利亚的悉尼之后，她们却与远在英国的家人彻底断了联系，音讯全无。
在那个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家人们即便再焦急，也毫无办法，只能一边守着家里可能永远不会再传来她们声音的电话，一边向警方求助。
由于两地相隔甚远，信息传递存在诸多阻碍，家人们和澳大利亚警方之间难以充分沟通，对小乔和小琳的寻找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一对热爱旅游、经验丰富的闺密，到底遭遇了什么，竟然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直到5个月后，一场越野比赛意外地让这桩悬而未决失踪案的线索出现了。可谁也没料到，这个线索的出现，并非谜团的结束，而是一桩血淋淋的连环凶杀案的开始。
1992年9月19日，澳大利亚加洛森林公园举办了一场定向越野比赛
。这座森林公园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户外活动爱好者的天堂，也是一个天然氧吧。
比赛进行得还算顺利，大家都专注地沿着预定路线往前冲刺，尽情享受着难得的清新空气。可就在行进的过程中，有两名队员突然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臭气，那股怪味儿掺杂着腐臭与腥膻，与这“天然氧吧”的环境格格不入。
这俩人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全然忘记原本的比赛目标，顺着这股臭气就去寻找源头。四下寻找后，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有了不寻常的发现——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树枝堆成的金字塔状“石堆”，仿佛是神秘部落堆砌的图腾。
两个人壮着胆子走到“石堆”旁，探头往下一看，差点没吓得灵魂出窍。透过石块缝隙，他们发现石块下赫然藏着一具高度腐败、面目全非的尸体，那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森林里发现了腐败尸体！这两名运动员惊魂未定，但也不敢耽搁，立即报了警。警方迅速出动，根据两名运动员的描述，找到了这一隐藏在大森林中的“石堆”。
由于森林的现场复杂，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边由现场勘查员和法医对石堆里的尸体进行初步勘查和检验，另一边由侦查员以“石堆”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进行外围搜索。
说到这里，老秦就和大家聊一聊野外现场的勘查工作。
相较于城市室内的现场，野外现场的勘查重点有所不同，外围搜索尤为重要。
你想啊，在城市室内现场，环境相对封闭，痕迹保存条件较好，勘查人员通常能直接地获取痕迹物证。
而在野外，要是尸体暴露于自然环境中，整天日晒雨淋，外加周围地面的状况，难以保存痕迹物证，警方很难在现场发现和提取到直接证明犯罪的痕迹物证。所以，除了不放过尸体和其周围的一切线索，警方还需要对中心现场的周边进行搜索，以扩大发现证据的范围。
野外现场的“外围搜索”有的时候可以找到破案的突破口。
犯罪分子在杀人现场往往极为谨慎，甚至有可能会打扫现场，一般不会留下痕迹物证。然而，他离开现场一段距离后，可能就会放松警惕，进而留下痕迹物证，或者丢弃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有些情况下，犯罪分子杀人现场的土质坚硬，难以留下足迹，但在他逃离现场的途中，或许会踩到泥地，从而留下完整的立体足迹
。在荒山野岭之中，发现一枚立体足迹，无疑会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
再比如，犯罪分子在荒山中杀完人后，可能在逃离的过程中喝完了随身携带的矿泉水，并且把矿泉水瓶丢弃在草丛里。假如警方通过外围搜索找到了这个矿泉水瓶，对瓶口进行DNA检验，就很有可能找到破案的线索。
不过，澳大利亚的这起案子发生在大森林，地域面积广阔，外围搜索的难度可想而知。警方全力展开搜索，就在发现首具尸体的次日，在距离尸体不远处，又发现了一具同样高度腐败的尸体！两具尸体均为女性，且都身着背包客的装束。
这不禁让人猜测，她们会是前文所提到的失踪女孩小乔和小琳吗？
相信看过《超正经凶案调查·都市篇》（以下简称“都市篇”）的读者朋友都有印象，警方一旦发现无名尸体，首要任务就是明确死者身份。
只有明确了死者身份，案件侦查工作才能继续推进。在明确死者身份的过程中，最棘手的情况就是死者不是本地人，这无疑会给寻找尸源的工作增添很多困难。
不过，相对于那些赤裸的尸体块或者衣物已经腐败殆尽的白骨化
尸体，即便是已经高度腐败、面容难以辨别的尸体，只要其穿着较为整齐，那么寻找尸源的难度也会降低不少。
所幸此次发现的两具高腐尸体，警方能看出其背包客的打扮，那就好办多了。要知道，背包客通常会随身携带很多可用于证明身份的物品，比如身份证、护照、首饰、户外用品等等。另外，他们相机里的照片，也能为识别个体身份提供重要线索。即便凶手杀人是为了劫财，抢走了一部分贵重物品，也仍然会有很多遗留的随身物品可以用于辨认死者的身份。
澳大利亚警方先是检查了两名死者的随身物品，又结合先前接到的失踪报警信息，很快就锁定了两名死者的身份——正是失踪了5个月的小乔和小琳。法医通过尸体检验，并综合失踪报警的情况，确定小乔和小琳在5个月前离开悉尼后不久便已死亡。
在这起案子里，法医对死亡时间的推断怎么只给出个大致范围呢？
对于死亡数月的尸体，其死亡时间很难精确推断，误差甚至可能超过一个月。死亡时间的推断不是仅靠法医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多个警种配合。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法医会结合侦查员的调查信息、现场勘查人员的勘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就拿本案来说，要确定死者是死亡了4个月还是5个月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精确到具体某一天了。不过，其他警种的调查信息能给法医提供明确的方向：
小乔和小琳在5个月前突然失联，这种反常情况很可能意味着她们遭遇不测。报案人能够给警方提供她们失联的具体日期，法医再结合尸体状态分析，最终得出她们失联后不久便死亡的结论，这至少排除了她们被凶手禁锢在某处、近期才被杀害的可能性。
确认了死亡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尸体状态对案件侦破起到哪些作用。
由于澳大利亚当时的气候还不算非常炎热和潮湿，尸体被石头和树枝掩盖着，未遭受野生动物的破坏，因此即便过了5个月，尸体也并没有白骨化，而是呈现出高度腐败的状态。
既然尸体没有完全白骨化，那么警方就可以依据尚未腐败消失的软组织状况，再结合骨骼的损伤情况，来推断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而判断死者的死亡方式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
为什么需要明确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呢？
因为在野外发现尸体，并不一定都是他杀导致的。我们都知道，户外运动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那些喜欢前往未开发区域的驴友，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
在法医的实践工作中，有不少在深山老林里发现的尸体，其实是自杀或者意外死亡的情况，尤其是意外死亡最多。其中最多见的是虚弱导致的死亡。一些探险者进入深山后迷路，且没有求救方式，当水和食物消耗殆尽，就可能因为脱水、虚弱而死亡。这类尸体通常极度消瘦，身上没有攻击性的损伤。
探险者在攀登未开发大山的过程中，因失足坠落而死亡的意外情况也较为常见。高坠致死虽然会导致尸体出现很多损伤，不过这些损伤具有一定的特征，容易与攻击性损伤区分。高坠损伤往往呈现外轻内重、一侧为甚、损伤一次可以形成、骨折和内脏破裂处出血少等特征。这些特征便是法医判断死者是否为高坠致死的重要依据。
除了虚弱致死和高坠致死，还有一种死亡原因也不容忽视——冻死。一些迷路的驴友可能在救援人员抵达之前就因失温而死亡。关于冻死的相关科普知识，老秦会在本书后续档案的雪地命案中详细讲解。
另外，偶尔也会发生驴友在深山中遭遇野生动物，被攻击致死的案例。其实，这对法医来说并不难判断，因为人为攻击伤和动物撕咬伤在形态上存在明显差异。
也许会有读者朋友纳闷，在森林里发现的尸体被人用石块和树枝掩埋，这种掩埋行为与前面提到的几种意外死亡情况不太相符，难道还不能说明这是命案吗？
其实判断是否为命案并非如此简单。下面老秦提出两种可能性，方便大家理解。
第一种可能性是意外：假如小乔和小琳一同迷路，小乔因虚弱先死亡了，随后小琳将其尸体掩埋后离开，然而没走多远也因体力不支死亡了。
第二种可能性是他杀：小乔和小琳产生矛盾，互相殴斗，两人均伤重不治，分别死亡在不同的地点。结果一位好心人进山后发现了尸体，为了让两名死者入土为安，便掩埋了尸体。
由此可见，不能仅通过一种迹象就武断地判断死亡方式，一定要以死亡原因（后文简称死因）为核心，结合现场情况和调查结果，才能系统且准确地判断死亡方式。
经澳大利亚法医检验，小乔的死因为多脏器、血管破裂导致的急性大失血。从损伤数量和损伤分布来看，小乔身中14刀，其中有好几刀都是致命伤。除了颈部的一刀，其余13刀分布在胸前和后背。而后背的刀砍伤通常难以由自己造成，由此可以说明小乔应该是遭他人杀害。
那小琳这边的情况如何呢？法医发现，虽然小琳和小乔的死亡方式都是他杀，但小琳的死亡原因却和小乔不同：小琳是头部中枪导致的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或许已经开始套用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可能性”展开分析了：
两人都属于他杀。两个人要么就是被犯罪分子杀害，要么就是小乔和小琳互相械斗，一个人拿刀，一个人拿枪，最终不幸双双殒命。
该如何确认是哪种可能性呢？关键就在于寻找凶器。
如果现场留有凶器，对凶器上的痕迹物证进行检验，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要是现场没有凶器的踪影，那么说明凶器极有可能被第三个人带走了，如此一来，两名死者遭遇他杀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回到本案，现场既未发现刀具，也未寻得枪支。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澳大利亚警方逐步还原出这起案件的作案过程：凶手先用枪控制住了小乔和小琳，然后用一块黑布袋蒙住了小琳的头部。随后，凶手用刀反复砍刺小乔，直到她倒在血泊之中，没了气息。此时被约束且蒙着头的小琳，就成了毫无反抗能力的活靶子。凶手扣动扳机，一枪打爆了她的头——可见，凶手是多么丧心病狂！
那没有找到凶器，就无法获取关于凶器的相关信息吗？
不怕，尸体会“告诉”我们答案。法医根据尸体损伤特征，可以推断出对应的致伤工具。
澳大利亚法医检验尸体后发现，小乔是被普通单刃匕首砍杀的，小琳则是被点二二口径
的制式步枪击杀的。由于小琳是头部中枪，颅骨坚硬，可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弹孔形状，所以法医才可以对枪支类型做出精准判断，这对后续证据提取工作至关重要。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疑惑：不对啊，何必多此一举呢？既然死者是头部中枪身亡，那直接在颅腔里面找子弹不就可以了？找到子弹，不就知道它是什么枪支发射的嘛，还能保留关键物证。
其实不然。虽然人的颅骨很坚硬，但和金属材质的弹头相比，其硬度还是较低的，所以颅骨不一定能“留住”子弹。下面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有些穿透力弱的枪支，像霰弹枪、部分转轮枪，它们发射的子弹击中头颅时，子弹会先从一侧颅骨进入颅腔，在此过程中，子弹的动能会逐渐减弱，最终因动力不足而无法穿透对侧的颅骨，只能遗留在颅腔内。这样的损伤情况，法医的确只需打开颅骨找到弹头，就可以明确是枪伤了。
不过，要是遇到穿透力强的枪支，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类枪支发射出的子弹会旋转，弹头穿透力极强，能直接从对侧颅骨穿出，颅腔内就不会留下弹头。要是在现场能找到弹头，分析致伤物自然容易。可要是找不到，法医就要仔细分析颅骨的“射入口”和“射出口”。
本案的澳大利亚法医就碰上了找不到子弹的情况，只能在死者头颅上深挖线索。
人的颅骨呈扁平状，不妨将其想象成一张硬纸壳。子弹射入时，会留下一个“喇叭口”似的圆圆的小洞，这便是“射入口”；子弹射出时，会形成另一个“喇叭口”形状的小洞，这便是“射出口”。射入口和射出口的喇叭口朝向是正好相反的（射入口的喇叭口朝颅内，射出口的喇叭口朝颅外）。法医正是根据这个特征，判断导致颅脑损伤的凶器是枪弹，而不是刺器。再通过精准测量射入口的直径，就可以知道射入颅内的子弹是由多少口径的枪支发射的。
弹头射入与射出颅骨所造成的喇叭口朝向
由于读者朋友们已经知晓“小琳是被凶手枪杀的”这个答案了，所以从结果倒推法医的鉴定流程，自然是容易理解的。现实中，法医在面对尸体损伤时，所采取的并非点对点的鉴定形式，而是通过无数细节排除干扰，最终才能确定小琳的致伤工具为枪支。
老秦猜测，法医首先根据死者的创口形状，排除了匕首这类带刃工具。毕竟匕首会在人体的皮肤上留下工具特有的横截面痕迹：单刃匕首会留下“一角钝，一角锐”的长条形创口；双刃水果刀，则会留下“两角均锐利”的长条形创口。
其次，无刃刺器
造成的刺伤，尽管也会留下圆形的小洞，但法医一样可以将其排除。人体的颅骨坚硬，所以无刃刺器很难刺穿，即便刺穿了一侧颅骨，也很难贯穿对侧颅骨。即便强行刺穿两侧，其伤口也不会是枪弹伤特有的“喇叭口”状射出口。
倘若子弹穿透的不是坚硬的颅骨，而是柔软的体腔，且没有碰到其他骨头，人体体表形成对称的圆形“射入口”和“射出口”，现场又没有找到弹头，法医还能判断这样的损伤是枪弹还是无刃刺器造成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枪弹伤的严重程度与致命性，远超无刃刺器捅伤。
在古代，若弓箭未穿透伤者的重要内脏或者未导致大血管破裂，人是不容易丢失性命的。但在现代，即便医疗条件更好了，人体一旦被子弹击中，往往也凶多吉少。一枚小小的子弹头，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
不同类型的枪支对人体的致伤原理各异，老秦在此处无法一一详述，现以澳大利亚案件中的“点二二口径的制式步枪”为例进行说明。
这类枪支属于膛线枪，其膛线设计使得弹头在高速出膛时获得高速旋转的状态。这种状态，既确保了射击的远程距离和精准程度，又使子弹能够造成多重损伤：
高速旋转的弹头打入人体时，不仅会形成穿透性损伤，还会形成比弹头直径大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空腔（具体倍数根据子弹的转速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个空腔会震荡周围的器官和血管，导致空腔范围内的组织脏器发生挫碎。这种现象被称为“弹后空腔效应”。
由此可以理解，子弹打进颅内时死亡率最高，正是因为脑组织作为中枢神经器官，经不起这种空腔效应带来的震荡和挫碎。而本案的犯罪分子，竟无情地把枪口对准了小琳的头部，残忍地夺走了女孩的大好人生，同时也击碎了万里之外原本幸福的家。
澳大利亚警方确认，杀死小乔和小琳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他的手法老到，很有可能是一名惯犯。一想到这里，当地的警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这不是凶手第一次杀人，那么他手上究竟沾染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不过，警方怎么判定凶手是一人作案，而不是团伙作案呢？
作案人数的推断，也是法医需要解决的常见案件问题之一。
最常见的作案人数推断方法，是利用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如指纹和脚印来判断。其中，分析现场遗留足迹的特征，是判断作案人数最容易的方式。
即便两名凶犯穿着同款同码的鞋子，警方也可以通过鞋底的磨损部位和花纹的程度差异进行区分；即便两名凶犯穿着全新的鞋子，警方也可以通过步态分析和着力点差异进行区分。
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找到凶犯遗留的足迹。以本案这类室外现场为例，当案发后很久才发现尸体时，在现场找到凶犯足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法医需要对现场进行重建，对致伤工具的类型、数量和使用顺序（同时使用或先后使用）进行推断，同时分析凶犯是否有控制在场所有被害人的能力。最后，综合所有的评估信息来推断作案人数。
老秦结合本案被害人体形偏弱的特征，假设一些情形，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
情形1：现场仅有一名瘦弱的女性死者，而现场存在明显的打斗痕迹，那么法医可推断凶手控制被害人的能力有限，单人作案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如果是两人作案，通常能迅速地使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打斗痕迹就不会如此明显。
情形2：现场有两名体格孱弱的被害人，通过现场的痕迹检验，发现其中一人差点就逃脱成功，同样可以说明凶手的控制力有限，难以同时压制两名被害人，团伙协同作案可能性比较低。毕竟两个人作案，就可以一对一来控制和残害被害人，很难有逃脱的可能。
不过，通过凶手的控制能力来分析作案人数，这种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为其结果容易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如凶手是否有高威胁性的枪械）。比如，我曾经创作过一个故事，一名凶手仅凭一支枪就控制了6个人，而这个故事的原型案件，是3名凶手用一支枪控制了30多人。
本案中，若澳大利亚法医推断出凶手使用不同致伤工具是有先后顺序的，且两名被害人存在伺机逃跑的行为动作，那么完全可以大胆判断凶手是单人作案。
一个人使用多种工具分别对不同受害者施暴，其恶意程度，可想而知。
案发所在的森林地广人稀，植被茂盛，凶手只需稍加遮掩，尸体便难以被人发现。试想一下，如果凶手把这片森林作为自己的“狩猎场”，时不时诱骗无辜者进来，将他们视作取乐的玩物，那这片美丽的风景胜地，将沦为血腥的屠宰场。
警方瞬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警方不能尽快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岂不是还会有更多的无辜者受害？
然而，针对小乔和小琳这两名受害者的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于是，警方决定对森林内进行大规模搜索，看看能否发现其他的受害者。
在后续一年时间里，警方利用多种手段，对加洛森林公园展开大规模搜索，竟然又发现了5具尸骸！经调查，警方明确了5名死者的身份。算上小乔和小琳，共确认7名遇害者。根据失踪时间，可分为4组。
第一组：1989年失踪的澳大利亚情侣阿詹和阿黛。
第二组：1991年1月失踪的德国女游客苏菲。
第三组：1991年12月失踪的德国夫妻阿盖和阿婉。
第四组：1992年4月失踪的英国闺密小乔和小琳。
警方发现的这7名死者，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点：他们皆为年轻的背包客（年龄范围在19~21岁），很喜欢户外旅游，都在加洛森林公园附近旅游时遇害。
3年内7人遇害，治愈森林突变恐怖森林。隐藏在森林深处的杀手，被媒体称为“背包客杀手”。
有朋友会好奇，警方怎么确认这7名受害者是被同一人杀害的呢？
除了背包客装束、被害地点等已知共同点，现场情况和致死凶器信息也是重要依据。
前三组死者被发现时大多被埋在浅坑里，坑的深度只够把尸体稍微掩埋。这些尸体的姿势都一样，面部朝下，双手背在身后，身上覆盖着树枝和枯叶，堆砌成了金字塔的形状——这与第四组死者（小乔和小琳）的现场状况极其相似！
另外，警方在第二组死者苏菲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条裤子，这条裤子其实属于第三组的阿婉。苏菲于1991年1月失踪，而阿婉于1991年12月失踪，这两名死者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那就说明阿婉的裤子是被凶手带到了苏菲尸体的旁边。
再来看看致死凶器。在这四组死者中，每组都有一名死者有被刀砍死的痕迹，法医判断，很有可能是同一种类型的刀具所致。在枪支致死方面，第三组的阿盖和第四组的小琳，均被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步枪所杀害——这也提示四组案件出自同一人之手。
不过，推测归推测，还是需要物证来串并。要是警方能够判断阿盖和小琳是被同一把枪射杀的，那么这些案件极大概率是同一人所为了。保险起见，警方决定前往现场寻找弹头或者弹壳，进行枪弹鉴定。
枪弹鉴定，当然不是只测量尸体的损伤直径，从而判断枪支口径。
因为相同枪支型号的口径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枪膛内的膛线。不同的膛线会在弹头上留下不同的痕迹，所以通过对弹头上的膛线痕迹进行鉴定，就可以明确是不是同一把枪射出的子弹。
弹壳也是一样。弹壳后面有个底火，当枪支撞针撞击底火，就会导致弹壳内的火药爆炸，从而把弹头发射出去。通过观察和检验弹壳底火的撞击痕迹，也可以判断是不是同一把手枪的撞针撞击的。
当地警方运气还不错，在对小琳和阿盖的案发现场进行复勘时，成功找到了弹头和弹壳。通过同一鉴定，警方确定了杀害小琳和阿盖的凶器是同一把枪。
综合来看，种种证据都将这四组案件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让警方确定了杀害这7人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老秦之前在分析第四组（小乔和小琳）尸检信息时提到，由于种种情况，尸体并未白骨化，而是呈现高度腐败的现象，因此法医可以根据受害者的软组织情况分析死亡原因。可是前三组受害者的死亡时间比第四组早了几个月到两年不等，尸体被发现时已经白骨化。
法医面对的是白骨化尸体（已无软组织），该如何分析死亡原因呢？
即便尸体已经白骨化，也不代表法医无从检验、无从判断了。法医主要得依据骨骼上的损伤和变化来进行分析。具体到白骨化尸体如何检验、如何判断，要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曾创作了一本介绍各种死法的科普书《逝者之书》，书中的主角名为夏晓曦。他（她）循环经历了N种不同的死亡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以夏晓曦经历的几种典型死亡情形为例，看看尸体白骨化后，法医是如何推断死因的。
假设夏晓曦是被凶手一刀刺破心脏而死。正常情况下，人的心脏被肋骨保护。要是想用锐器刺破心脏，就需要从狭窄的肋间隙刺入，这很可能导致心脏位置附近的肋骨被刺伤。即便尸体白骨化，软组织（心脏）不复存在，法医依旧可以通过肋骨边缘的刺伤痕迹来推测死因。
再假设夏晓曦是从高楼坠落身亡。人高坠致死，原因通常是内脏破裂，但同时巨大冲击力会导致身体多处严重骨折。尸体白骨化后，法医可以根据死者身上的多处严重骨折来判断死因。
要是夏晓曦是被掐死或者被勒死的呢？表面上看，这种暴力方式不会像高坠这样导致骨折，但实际上，它会导致小骨骼的骨折（如舌骨和甲状软骨骨折），一样逃不过法医的法眼。
那万一夏晓曦死于中毒呢？这时身体不会有骨折情况，法医岂不是无计可施了？其实也不要紧，法医会提取周围的土壤，进行毒物分析检验。只要中毒的毒物性质稳定，检测结果便可以为死因提供依据。
不过，在法医工作中，并非所有死因都像上述几种情况一样，可以找到清晰的线索。确实有些尸体白骨化后，所有的判断依据就此消失殆尽。比如刺穿肝脏、颈动脉导致失血死亡，要是致伤工具没有伤及骨骼，法医确实很难找到判断依据。
好在澳大利亚的这几起案子，法医都顺利地推断出死亡原因。
先来看死亡时间最早的第一组（澳大利亚情侣）的死因。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阿詹的骨骼上可以看出有8处锐器导致的损伤，这表明他至少身中8刀，甚至其脊椎骨都被砍断了。由此推测，脊椎骨被砍断极有可能是阿詹的致命死因。
别小看脊椎骨的伤情。要知道脊椎是连接头颅和骨盆的主要结构，负责承受躯体的重量。脊椎由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和尾椎构成，各节段之间存在椎间盘，椎间盘能起到承受重力和缓冲震荡的作用。因此，脊椎不仅有承重功能，还对脊髓起到保护作用，同时具备运动功能。
位于脊椎中间的孔洞（椎管）内的脊髓呈圆柱体，全长粗细不等。脊髓由脊髓被膜包裹，形成脊髓腔。脊髓全长共发出31对脊神经，它是大脑与身体各部分相联系的神经通路。
脊椎被砍断，或者锐器从椎间盘部位砍入并损伤到脊髓，往往会导致损伤节段以下的肢体出现瘫痪、大小便失禁及性功能障碍等症状。如果损伤的是颈髓，会导致全身瘫痪，损伤严重则会直接导致死亡。
阿詹的女友阿黛的尸骨上，同样发现了刀伤。不过相较于阿詹尸体上的损伤，阿黛的损伤并不严重。阿黛的后肋骨上，只发现了一处刀伤。经法医的判断，这处刀伤应该是刀砍伤，而非刀刺伤。通常来说，这样的损伤不会直接致死。然而，阿黛的头骨和下颌部出现了粉碎性骨折——这就引起了法医的高度关注。
人体的头颅骨和下颌骨都是非常坚硬的骨骼，一般不容易发生骨折。只有头部遭受重物反复打击、砸击时，才容易发生骨折。虽然下颌骨骨折一般不会危及生命，但头颅骨骨折会导致颅脑损伤，进而致命。法医由此断定，阿黛是被凶手用硬物反复击打头部致死的。
再来看看后面两组死者的死因。
独自旅行的德国游客苏菲和阿詹一样，身中数刀。其中的两刀，直接从颈部的椎间盘砍入了脊髓腔，切断了颈髓，导致其直接死亡。
前三名受害人的致伤凶器均为刀具。但是到了第三组的德国夫妇（阿盖和阿婉）这里，凶器种类就发生了变化，出现刀具和枪支了。
妻子阿婉和前面几名死者一样，中刀而亡。法医在她的骨骼上，发现了多处刀伤痕迹。诡异的是，警方只找到了阿婉的躯干和四肢的骨骼，却一直找不到头骨，这种情况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阿婉被人杀害后遭受斩首，凶手带走了她的头颅；二是阿婉遇害后，尸体遭到野生动物的咬噬，头颅被动物叼走了。
丈夫阿盖则死于枪伤。法医在阿盖的头骨上发现了12个贯穿弹孔，这说明他的头部中了6枪——对法医来说，这不是只出现在尸检报告上的冰冷数字，而是破解凶手犯罪细节的关键密钥。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枪击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人，很难打出如此密集的枪伤。
这意味着被害人处于固定体位，失去了抵抗能力，凶手在此情形下反复射击被害人。
阿盖头部中的6枪中，有3枪是从颅底射入的，表明凶手要么就是用枪顶住他的下颌开枪，要么就是将枪伸入他的口中开枪。
为了进一步确认，法医对阿盖的舌骨进行检查，发现其舌骨骨折，且骨折断端还有出血痕迹。由此可以推测：凶手应该是先用一只手掐住了阿盖的脖子，将他固定住，接着用另一只手拿枪，顶住他的下颌开枪射击，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可见凶手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
前文提到阿盖的尸体早已白骨化，那法医怎么还能发现其骨折断端处“出血”呢？
这里所说的“出血”，和我们日常认知中的手被扎破后流出的鲜血有所不同。
当骨折发生时，骨质周围软组织内的毛细血管会破裂，导致血液渗出。这些渗出的血液可能会浸染骨折的断端，也就是渗透到骨质里面，从而造成骨折断端颜色的改变。
这种颜色的改变，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以保存。如果警方在这段时间内发现了尸骨，法医就可以通过观察骨折断端的颜色变化，来判断骨折发生时有没有毛细血管破裂，以及有没有血液渗出。
这种“出血”，其实是生活反应
的一种表现，也是法医最常见的判断损伤是生前形成还是死后形成的办法。换句话说，如果骨折断端的颜色发生了改变，就说明有出血，有生活反应，那骨折肯定是生前发生的。要是颜色没有变化，这骨折可能是在人死后，或者在尸体白骨化后形成的。
通过“出血”来判断骨折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这一方法并不是现代法医首创。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掌握这种判断方法了。
直到南宋时期，提点刑狱官宋慈将这些老祖宗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收录在《洗冤集录》中。书中记载，在检验尸骨时，可以用红色油布伞遮住阳光，通过光线变化观察骨折断端的颜色有无异常。如果有异常，就表明有“血瘀”的存在——这和我们现在用多波段光源照射骨折断端来观察生活反应的方法，可谓异曲同工！
警方了解完7名死者的具体死因后，就开始推断凶手是如何一步步接近受害者了。
警方发现，几名死者身边都搭着简易火炉，还有的地方甚至散落着一些带有弹孔的易拉罐。警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露营状态，说明凶手很有可能与死者一起待过，一起烤火、喝酒。
另外，凶手埋尸的地点和埋尸的手法都显得相当随意，其中一名死者（德国女游客苏菲）的尸体甚至毫无遮盖地被留在地面上——说明凶手对这片森林里的环境了如指掌。他显然知道这片森林人迹罕至，因此无须刻意藏尸，也确信不会有人发现。而前文提到的定向越野赛是凶手意料之外的变量。
警方对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希望能够找出这7个人之间的交叉点和共同点。
如果这7个人都认识同一个人，那么此人很有可能是凶手。可惜本案并不存在这样的破案捷径，毕竟这7个人来自五湖四海，并没有交叉点；共同点除了之前提到的，警方还查出，这7个背包客都很喜欢徒步旅行，而非开车自驾或者乘计程车。当需要变换旅行地点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在公路边拦顺风车。
根据这个共同点，以及之前警方所掌握的凶手和被害人曾一起烤火、喝酒的线索，警方推测，凶手便是顺风车的司机。他通过驾驶车辆搭载那些寻求搭车的背包客，将他们诱骗进森林，并伺机实施杀人行为。此外，根据凶手对森林环境的熟悉程度，警方进一步推断，这名顺风车司机很有可能就居住在悉尼附近区域。
如此一来，警方的侦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基于缩小后的侦查范围，警方邀请了犯罪心理学专家对犯罪分子进行侧写。
所谓犯罪分子侧写，是指根据现场勘查所重建的情况，分析犯罪分子的行为模式，再通过其行为模式推断其心理状态，进而分析出其性格、生活环境、职业、成长背景等一系列相关内容，以此协助警方缩小侦查范围，推动案件侦破。
有些朋友或许看过美剧《犯罪心理》，剧中的BAU（行为分析科）所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就是犯罪分子侧写。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公安机关的实战部门并未设立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独立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做这项工作。
在我国，这项工作通常被更通俗地称为“犯罪分子刻画”，它往往由每起案件的专案组集思广益，共同完成。尤其是法医专业做出的贡献较多。由于法医专业是唯一直接接触尸体的专业，而尸体是整个命案现场的中心，因此法医往往掌握最多的现场信息。信息掌握得越多，可推断的内容也越丰富。
犯罪分子刻画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每一起案件都有完全不同的刻画方向，不可能用一种方法涵盖所有的案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法医们拓宽思路，举一反三。这项工作能够缩小侦查范围，指明侦查方向，使侦查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堪称破案的捷径。
根据澳大利亚的心理学专家对犯罪分子侧写的结果，警方判断凶手是一名约35岁的男性。此人有暴力史，在加洛森林附近有住所，对森林地形很熟悉，且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其犯罪动机并不是简单的抢劫或者性侵，而是以给他人造成痛苦为乐，通过杀人来满足自己的“狩猎”欲望。也就是说，凶手在人格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完成侧写后，侦查方向得以明确，侦查范围也被进一步锁定。尽管警方已经掌握了不少线索，但要找到凶手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毕竟在人群中筛查出可疑人员不是一蹴而就的。
于是，澳大利亚警方向外界发布了这几起案件的情况，希望知情者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自从警方发布信息后，警方的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被打爆。打电话提供信息的人总会说：“我觉得某个人跟你们侧写出来的凶手特征有些相似。”然而，警方在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排查时，却每次都无功而返。
直到1994年4月，警方再次对民众提供的“背包客杀手案”线索进行筛查时，从中发现了一条特殊记录。提供这条线索的人，是一名叫保罗的英国籍男子。他声称，自己是“背包客杀手”魔爪下的幸存者。
1990年，保罗在澳大利亚旅游时曾遭遇绑架袭击，所以旅费所剩无几。他计划从悉尼出发，前往维多利亚地区打工赚点钱，之后再继续游玩。
在高速路口休整时，保罗遇到了一个自称比尔的人。比尔十分热心，主动上前与保罗聊天。在得知保罗的目的地后，比尔表示自己也正好要去那里，可以开车载保罗同往。
身无分文的保罗当然是喜出望外了，毕竟从当前位置到目的地有14个小时的车程，徒步过去得走到猴年马月，能搭到免费的顺风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于是，保罗欣然上了比尔的车，两人一同踏上旅程。
一路上，比尔和保罗相谈甚欢，有说有笑，十分投缘。保罗也因此渐渐放松了警惕。当车来到加洛森林附近时，保罗感觉到不对劲：开车的比尔行为有些古怪，他总是假装不经意地扫视自己，而且车速时快时慢，最后竟在森林深处停了下来。
比尔说，自己突然想听某一首歌，所以要停下来找一盘磁带。可是这毕竟是了无人迹的森林深处，突然停车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心生疑虑。好在保罗迅速恢复警觉，立即蓄势待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所以，当保罗看见比尔从车后备厢里拿出步枪时，他如离弦之箭般向远处狂奔而去。等比尔举起枪时，保罗已经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保罗听见了身后的枪响，所幸自己未被击中，同时他还能听见背后的脚步声，知道比尔正在快步追来。
幸运的是，当保罗重新跑回公路上时，恰好有一辆汽车从对面驶来。车上的一家人见状，伸出援手救了保罗。随后，这一家人开车带着保罗到当地警察局报了警。然而，保罗没能等来什么调查结果，只能带着劫后余生的余悸回到英国。
1993年，保罗从新闻中得知澳大利亚警方在加洛森林里发现了好几具尸体。这消息一出来，保罗的直觉立马告诉自己：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自己当年遇到的比尔！
在小乔和小琳离世后的两年间，澳大利亚警方对许多人进行了摸排，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最终无法对嫌疑人进行甄别。
得知保罗这条线索后，澳大利亚警方立即带着所有嫌疑人的照片找到保罗，希望保罗可以在这些嫌疑人照片中辨认出袭击者的脸。果然，保罗从这些照片中认出了当年差点射杀他的人——一个此时已经49岁的中年男人阿万。
澳大利亚警方立即以绑架袭击英国男子保罗为由，逮捕了阿万。毕竟在当时，唯一能作为逮捕阿万依据的，就是保罗的直接指控，警方还没有掌握阿万杀害其他人的证据。
不过，警方既然抓到了人，就可以进一步获取证据。
在保罗指认阿万之前，警方是如何拿到阿万照片的呢？
原来，阿万及其家族早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阿万的家族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拥有自己的靶场。阿万还有收集枪支的爱好，其朋友戏称他家就像是兵工厂。
阿万家族里有不少人都有犯罪前科，包括阿万自己。在20年前，阿万曾因绑架强奸妇女而被逮捕过。由于当时DNA技术不成熟，警方最终因证据不足而将他无罪释放。当时的案件卷宗记载，阿万面对警方询问时态度极其强硬，始终一言不发，拒不认罪。
为什么阿万家族的犯罪率如此之高？难道“犯罪基因”真的会遗传吗？
关于“犯罪基因”是否会遗传，是否存在“天生犯罪人”，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或者数据能够明确证明“犯罪基因”遗传的确定性。
目前，仅有一些学者从统计学的角度推测可能存在“犯罪基因”并且发生遗传。同时，确实有一些案例可以表明，有些人即便从小接受教导和感化，最终仍会走上犯罪道路。不过，这仅仅是学术界的一种观点，真正发生“犯罪基因”遗传的是少数情况。老秦更倾向于：一个人是否远离犯罪，主要取决于从小受到的教化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
澳大利亚警方在逮捕阿万的同时，对其住所进行了全面搜查。这一番搜查取得了有效进展，警方在阿万家中发现了与“背包客杀手案”相关的重大线索！
阿万的家中保存着多名本案死者的私人物品，如行李、露营装备和相机等。从家中摆放的几张阿万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竟还携带了属于澳大利亚情侣（阿詹和阿黛）的物品。后续调查发现，阿万甚至曾将其中一名死者的衬衫送给了女友作为礼物。
最重要的发现是，警方在阿万家里找到了许多被拆解的枪支零件。经过拼装，警方确定这些零件属于一支点二二口径的步枪。通过枪支鉴定，警方确定正是这支枪射出的子弹造成了阿盖和小琳的死亡。
至此，本案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果不其然，阿万依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即便面对诸多铁证，也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他人的犯罪事实。
口供虽然是证据链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定罪的必要条件。不管是在其他国家还是在我们国家，都存在零口供定罪的先例。不过针对零口供的案件，警方会更加谨慎，尽可能多地收集证据，不会再让这些不法之徒逍遥法外。
警方继续侦查，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证据：阿万曾经有一辆银色的四轮货车。在1992年，小乔和小琳的尸体被警方发现后，阿万很快就将这辆崭新的汽车卖掉了。这正是我在“都市篇”中科普过的“案后反常行为”。
澳大利亚警方认为，阿万是为了毁灭罪证才卖掉汽车，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接手这辆车的新车主。据这名车主陈述，自己在买回这辆货车后清洗时，在车内的坐垫底下发现了一枚弹头。以防万一，他当时把这枚弹头保存起来了。随后，警方取回了这枚弹头，经过检验，确定它和案发现场杀死阿盖和小琳的弹头一模一样。
1996年7月27日，是澳大利亚的法庭开审此案的日子，也是7名逝者的家属长久以来渴望的正义降临的日子。
虽然阿万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但是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陪审团最终宣布阿万有罪：鉴于阿万有袭击和非法拘禁罪，法官判处他两个6年监禁；鉴于阿万谋杀了7个人，法官判处他无期徒刑。
进入监狱服刑的阿万并没有认罪和悔罪，他在狱中不断上诉，声称这些人并非自己所杀。到2017年，阿万一共上诉了7次，全被法院驳回。他根本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那么多死者的随身物品出现在他的家里或者被他送人，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两名被枪杀的受害者都死于他的枪下。
2019年10月27日，阿万因食管癌病死在狱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背包客杀手案”至此告一段落。虽然故事已经结束，但想必读者朋友们的内心仍然愤懑难平。一个残忍杀死了这么多无辜者的恶魔，居然安然地活到了74岁。
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背包客，本应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心，用自己的双脚继续丈量更广阔的世界，却不幸被凶手以取乐之由残忍杀害。他们的冤屈，又岂会被轻易抚平？老秦真心希望这一纸判决，能够成为一记警钟，让那些心存恶念的人在萌生念头时，可以及时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