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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史，师承、家传教育是与医学相伴而生的现象，也是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官办医学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种医学教育制度，官办医学教育是我国现代医药学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起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及医疗实践等。古代中医药教育使得先辈们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得以继承和发扬，不仅推动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医药教育和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在薪火相传中日趋成熟。
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肇始与中医药的产生同步。上古时期，关于医学人才培养和药物学知识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仅能够依靠教育和医学的发展历史来推断，当时的医学教育主要是靠口耳相传实现的。关于医学实践与疾病资料的早期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商朝。随着甲骨文的出现，人们开始把治疗疾病的经验和对药物采集、产地、性状及功用等方面的认识用文字记录下来。《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也有关于医事、人体形成等相关记载。据《周礼·天官》记载，周代已确立医政制度，初步展现出古代官办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雏形。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影响下，医学人才培养的主导权下移到民间，才进入了早期的师徒传承阶段。
秦汉时期医药人才的培养以家传或师承的私学为基本方式。秦国良医辈出，以医缓、医和、医呴等为代表人物。秦统一六国后，较完整地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官医制度。《通典·职官七》记载：“秦汉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太医不仅负责皇帝和中央官员的疾病诊治，而且掌管地方郡县的医疗事宜。西汉时期，中央政府的医职形成少府和太常两个系统，职位最高者为太医令，其内部有分工，负责诊治疾病与管理方药者各司其职。东汉时期，医官制度较西汉时期更加完善。《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二人，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由此可知，汉代以后，我国已经将医与药分成两种职业。尽管如此，汉朝时期尚未形成政府主导的医药学教育，师徒传授仍是当时最主要的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袭前朝的医官制度，且机构分工更加明确。在这一时期，家传医学逐渐兴起，范行准先生称此时的东海徐氏、馆陶李氏为“门阀的医家”，可见家传这种私学教育的方式在当时十分兴盛。师承教育在此时同样盛行，《晋书·葛洪传》记载，郑隐师承葛玄，葛洪师承郑隐及鲍玄。《梁书·陶弘景传》记载：“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由此可见，民间师承授受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在延续。南朝刘宋王朝大兴学馆，各聚门徒授业。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的最早记载。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医学教育模式，但已有官方医学教育的雏形，为隋唐时期医学校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太医署正式建立，官方医学教育由此形成。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太医署，在署内设置太医令、太医丞等官职。太医署集医政、医疗和医学教育为一体，是当时全国最高医疗及医学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方面，太医署内分设医、药两个学科，在招生、教学、师资、考核等方面均有明确的制度。唐代，太医署的组织结构又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在医学教育职能方面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官方不仅扩大了太医署的规模，还设置了中央和地方两类医学校，在招生规模上大幅扩充，在分科、课程设置和考核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太医署还在京师设置药园，招收16～20岁的平民子弟为药园生，教授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药用植物园。
隋唐时期，官方不仅将目光放在中央医学教育（即太医署教育）上，还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展地方医学教育。唐朝在州府普遍设立博士、助教，传授医学并治疗民疾。唐代州县的医药资源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以开元盛世为例，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一万人就有一个医学生。这个比例在当时应该说是不低的，可见唐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隋唐时期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医学专科学校，在我国中医药事业中具有继往开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官方医学教育的形成在我国医药学教育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二是制定标准，推广标准；三是综合发展，分科育人。唐代太医署将教学机构正式分为医学部及药学部，规定医学部课程必须先学习《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之后再学习临床课程。药学部主要由主药和药园师教授学生辨别各种药材的产地、优劣、药性和种植方法。唐代还将《论语》和《孝经》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和科举的必考科目，要求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参加考试的士子都必须修习。这与现代倡导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谋而合。
自隋唐起，官办医学教育已经初步形成。史料上明确记载的师承教育很少，但在民间，家传和师承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在延续，并与官办医学教育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大体系。隋唐时期正式设置了药学专业，初步确立了本草学的学科地位，有力地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培养了专门的中药学人才，对后世中医药的综合发展和分科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两宋时期，师承授受与官学教育相辅相成，共同举起了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大旗。师承教育和官办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繁荣的阶段。
北宋儒医高若讷、庞安时等都是师承教育培养模式下的典型中医药名家。《宋史·列传》记载：“若讷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子之书，颇明历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及《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名医多出卫州，皆本高氏学焉。”高若讷对医学经典论述精微，开启了宋代研习医学经典的风气。《邵氏闻见录》记载：“昔居卫之共城，有赵及谏议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卫州，以卫多名医故也。有申受者，善医，自言得术于高若讷参政，得脉于郝氏老。”由此可见，师承授受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北宋时期仍备受重视，且培养了很多医学大家，推动了北宋医学的发展。
南宋至金元时期，中医药学开始以医学流派的形式进行传承与发展。这也是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被认为是中医学进步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历经多个朝代的传承发展，有的医学流派至今仍有传人，是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典型范例。北宋时期较为著名的中医学流派有萧山竹林寺医派，以宋理宗封其为十世“医王”著称；永嘉医派，以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创始，以王硕的《易简方》为核心，其后有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卢祖常的《易简方》、王暐的《续易简方脉论》、徐若虚的《王氏易简方》等。金元时期的学术流派以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以及金元四大家为代表。宋金元时期的医学争鸣形成了众多医学流派，并形成了一个人才链条和人才群体。这种以学派为基础、以学术争鸣为动力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推动了医药学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也持续影响着后世的人才培养模式。
宋代官方医学教育也有革新和突破。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任命大政治家王安石为相，王安石主张改革学校制度，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制度改革很快就推广到医学领域。北宋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从太常寺中分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宋代的官办医学教育有三点重要的改革与进步：一是分设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二是规定太医局判局由精通医学者担任；三是在最权威的教育机构——国子监中设立“医学”。
金代一切制度均承宋制，医学亦不例外。金代太医院兼有医疗教学之职，医学设十科，每月考试一次，以成绩优劣给予奖惩。元代不仅重视医药，更加重视医药教育。太医院不再具有医学教育的职能，官方设有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医学提举司，还制定了选择医学教授的标准与条例。挑选世医子弟入学，是元代医药学教育的一大特点。元代还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不能精通者不得行医。元政府将人们从事的工作分为十等，医生位居第五，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直接促使许多优秀人才步入医生行列。元代地方大多数县都设置了医学教育机构和专业教学人员。
宋金元时代对中医药教育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官修本草的兴起，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补注神农本草》《本草图经》《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新修证类备用本草》和《绍兴校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七部官修本草问世；私人编写的本草书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张存惠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为代表，展示了宋代药学（中药学）的最高成就。《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书对后世的方剂学和中药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财富，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师承教育沿袭金元时期的模式，主要分散在民间，与各医学流派相伴发展；官方医学教育则呈现出地方重于中央的格局。这与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对生命健康的需求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中医药学分科发展加快，临床各科均有不少成就。这一时期各家著书立说，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总结了几千年的用药经验和理论知识，对药物的鉴别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此时期还有大批通俗医书、医案问世，对医学知识的普及与交流大有裨益。不少医家为了教授学生而将自身经验编成讲义，如清代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已经超越了教材本身，成为重要的医学专著。学生也将老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理论系统整理成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清代医家叶桂门人整理而成的专著《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等。除此之外，明清时期还刊发了大量中药学、方剂学、脉学和临床诊治方面的歌诀体读物，如《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等。从此，医学教育不再限于特定人群，医学知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书院式医学教育机构——侣山堂。《清史稿·艺术一》载：“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书院式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集讲学、研经、医疗于一体，开创集体编注医经（如《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注》等）之先例。此为中医医学教育民间授徒形式的一大发展。书院式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则是规模小、临床实践不足、教学内容不系统等。
清初，太医院从御医、吏目内，选取学识素著者二人，令居东药房，给御药房太监讲医书，称内教习。此外，太医院也设有教习厅，称为外教习，但教育规模极小。清代后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官办医学教育制度日趋废弛。同时，西方国家采取在中国开办医学院校、吸引中国留学生去西方留学等措施，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西方医学在中国逐步得到传播，大大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医学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中医，也不愿意接受中医教育。清末中医药教育的衰退其实也是中西文化初步融合、中西医学激烈碰撞的一个反映，同时也是近代中医药教育变革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