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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以中国传统整体平衡的哲学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逻辑性。中西医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医学发展的需要。《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成书于东汉末年，是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该书是首部理法方药完备的辨证论治专著，既总结临床经验，又创造中医学术理论。该书主要以六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为辨证纲领。六经分为手、足两类，共涉及12条经脉，均对应特定脏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也随之发展，尤其是精准医学的提出。传统中医在辨证论治的诊疗过程中，可通过望、闻、问、切等认识和掌握各种人体信息，为准确诊断和治疗疾病提供客观依据。那么六经辨证是否可以用现代精准化的理论、技术去发展？如果可以，该用什么样的精准化思路去发展？
“伤寒”首见于《黄帝内经》，在《素问·热论》中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提示《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可能源于《素问·热论》六经分证。其创立促进经络学说发展，提升六经辨证的临床价值，奠定“方证对应”的理论基石。《伤寒论》基本包括了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精神、津液等内容，同时根据六淫对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它还阐明了邪正盛衰时病情转归与预后等。《伤寒论》通过这些总结和记载，帮助医家辨明疾病之所在、证候之进退及预后之吉凶，从而辅助医者拟定有效的治疗措施。其辨证体系体现对立统一法则与整体观念，涉及阴阳、表里、寒热等八纲辨证。在论治方面，凡治疗疾病必因证立法，因法设方，因方用药，法度严谨。全书载方113首（其中1首有方无药），用药仅92味，组方精练，超过10味药的方剂仅3首。在治疗实践中，灵活运用汗、吐、下等八法，为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提供有效治疗措施。
六经辨证是阴阳辨证的实践应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提出和发展，为认识事物整体性提供新视角。控制论认为，六经病是正邪消长、病程阶段与脏腑症状的函数关系，将其定义为热病过程中的模糊类群。信息论认为，六经提纲脉证是诊断的主证信息。
没有明显外延的概念叫模糊概念，含有模糊概念的语言叫模糊语言，由模糊语言描述的现象叫模糊现象。这种模糊现象有不确定性、不分明性。例如我们听到一个人的声音，或从远处略微看到熟人的一个身影，就能认出是某人。但如果具体说出某人说话频率或身高、体重、容貌就很难。中医诊断开具处方可以说是典型的模糊现象，使用的语言是模糊语言。《伤寒论》六经病的辨证原则就使用了模糊概念，其每一条都是相对的模糊识别。以上是控制论的主要参数，信息论的主证信息。那是否还有次要参数？是否有副证信息？主要和次要信息、主证和副证信息能否保持系统一致，这样的一致是否可以在模糊中“精准化”体现？“精准化”体现能否像六经辨证一样，对阴阳辨证层次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能否尽量在“模糊”中找到“清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还不能达到客观上所谓的“清晰”的水平，但我们应该在理论思维上对患者在“时间”“空间”有“清晰”的六经辨证扩展“点”的定位。简而言之，在辨证论治过程中，认识和掌握各种与人体生理、病理相关的信息及其传递变化，可为我们准确诊断和治疗疾病奠定基础。
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简称CT）是通过检测被测物体对X射线的吸收差异，运用高灵敏度仪器获取投影数据，经数学算法重建物体二维层面图像及三维结构的成像技术。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的物理基础是磁共振现象，该现象于1946年由哈佛大学珀塞尔（E.M.Purcell）教授与斯坦福大学布洛赫（F.Bloch）教授分别通过吸收法和感应法独立发现。当电磁波频率量子能量与原子核能级差相等时，原子核吸收电磁波引发能级跃迁，此即磁共振现象。该现象的发现催生了磁共振波谱学这一新兴学科。新技术的演进推动社会进步，CT与MRI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革新了医学诊断，更对多学科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CT与MRI属技术层面的疾病精细化诊断手段，而六经辨证则偏重理论层面的诊断精微化。如何实现技术精微与理论精微的有机融合？即能否借助现代技术使“六经辨证”如CT、MRI般具象可视，通过多维度观测其在人体的分布规律，从而充分发掘该理论在疾病防治中的优势潜力，是当代中医工作者亟需探索的课题。我提出以下路径：首先需临床医师实施精准个体化六经辨证，其次结合现代技术开展精细化理化检测，二者指导下的治疗方案均应显现明确疗效。满足此三要素后，可进一步分析两种诊断体系的逻辑关联，通过实验验证寻得“金标准结合点”，最终达成技术精微与辨证精微的协同。试以免疫系统为例展望：未来或可研发标记特定脏器亲和性免疫细胞的技术，追踪其活动轨迹与经络循行的相关性；亦可对健康者与患者施以针刺、艾灸或归经中药干预，观测免疫细胞趋化性与干预手段的关联。反之，若两种诊断体系均获显著疗效，则可通过定位脏腑特异性免疫细胞靶点、监测其动态轨迹，进而判定西药或现代疗法的“六经/脏腑”属性，此举亦将反哺现代医学技术发展。
六经理论的价值体现于医者系统掌握其内涵与外延，此为精准施治的前提。六经系统固有的精密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证候表现的多样性、层次性及人体内环境信息传递途径的多元性。以数学模型解析，三阴三阳始终体现于病位、病势、病性三大要素，其本质为阴阳二值逻辑系统，表里、寒热、虚实则为二值衍生的具体逻辑参数；三阴三阳纲领共同构建三维立体几何模型的设计基础。故阴阳二值逻辑可视为《伤寒杂病论》的核心思维范式。学界有观点认为：伤寒六经形层理论与西医三胚层学说存在形态学相似性；六经气化与物质代谢具有内在关联；《伤寒杂病论》强调脾、肾、肝功能及精、气、神调控，与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机制高度契合。
我们可以根据整体下的个体差异情况，把六经的某一经进行思维上的“定性”、病势上的“量化”。比如说，膀胱经病变，足太阳膀胱经作为十二正经中循行路线最长的阳经，为什么引起膀胱经病变？或者说引起膀胱经病变的病机是什么？单个病机还是多个病机？或者是否可以区分为主病机、副病机等？这个阳经病变是在“上段”“中段”还是“下段”？临床上也可以根据六经辨证进行定位，如一定程度上把握人体“经病与经病间病位的距离和程度”“脏病与脏病间病位的距离和程度”“同名经与相应脏病同他经他脏病变间的病位距离和程度”等。为什么会形成经、脏、经脏并见的问题？要探讨这些问题的病机，就是要探索根在哪里，基在哪里，病邪性质是什么，是寒还是热，寒多少，热多少，寒和热的比例是多少，病邪是顺传还是逆传，以及为什么会顺传，为什么会逆传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六经辨证精细化应用的开发中，基于患者个体整体性、复杂性所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的简单举例，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如辨证的时候，患者也可能受“天”“地”的影响，以及人类技术进步所谓的“好”因素和“坏”因素的影响等。因此，正确、有效治疗疾病的前提是熟练且系统地掌握六经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如此，医师才可以在思维上逻辑清晰、定位准确。牢牢把握以上要点，可促进六经辨证的理论精细化、实践精准化、疗效高能化和服务个体化。值得说明的是，这些思路是基于患者个体的系统辨证，是六经辨证论治在现代先进技术支持下的精细化辨证。掌握并熟练应用以上思路有望在临床上指导六经辨证的准确用药，为临床的精细化治疗奠定基础。
（1）六经辨证的应用价值：六经辨证的临床应用价值是其理论价值的必然结果。《伤寒论》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治疗理念是其灵活辨证思想的精髓。关于六经辨证的精细化思路在《伤寒论》原文中并没有完全客观展露，在现代研究中也没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学者和科研人员更多的是将关注点放在解释和推测所谓的张仲景的“原意”上，借此以说明这是张仲景关于《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真实思想”。
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我逐渐认识到中医的“精准医学”所能达到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目前对“精准医学”的理解和期待。中医不仅能够对单一特定部位或某种特定因素导致的疾病进行精准治疗，还可以在整体层面上对人体状态进行“精准”调节，而这正是“精准医学”的最高境界。
实现中医理论与现代医疗技术双重“精细化”的结合，需要借助现有的多学科及多种类的科学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要想求证某种技术的诊断结果和六经辨证思想中的某一条观点、某一条方证是完美结合的，或者完全符合张仲景条文原意的，既要有“证实”的研究，也要有“证伪”的研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客观结果，都要重视。这些结果均是为了更清楚地“证实”其中道理，以求科学客观的使“证方对应”而服务的，这些都可为推动中医理论和技术精细化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依据。
（2）注重方证对应：比如厥阴病本证，厥阴证寒热夹杂有乌梅丸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证、麻黄升麻汤证；寒证有当归四逆汤证、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汤证；热证主要有白头翁汤证。另《伤寒论》第96条载“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第101条载“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证而下之，若柴胡汤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解”。这些记载，形象地列举了各个处方所适宜治疗的各种症状以及服药后疾病的转归等，说明仲景对方证相应十分重视。又如《伤寒论》第209条载“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此条虽没有明显的热或寒，但病证表现偏于热。欲辨清此条证机属性，可选用小承气汤试探，但用量必须小于常规用量，随后根据试探的结果进行分析而辨证。这说明仲景除了重视方证对应外，还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药物及药量对人体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如何针对不同药物反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障患者生命健康。
《伤寒论》中指出“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这说的是伤寒中风的主证，即代表性症状。那什么是代表性症状？简单理解，代表性症状是指机体出现某证型的疾病时经常会伴随的症状，或者说某证型的疾病发生时最常引起的机体功能紊乱所导致的不适感觉，这种症状或不适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是其他证型不会出现的。如本例的主证之一就是口苦，口苦多由于胆火上炎，不管是什么疾病，只要有口苦症状，都可以认为其诱发了少阳病，干扰了少阳经的功能。第二个代表性症状是往来寒热。这是少阳病的发热类型，反映了机体功能失常引起了少阳枢机不利，也可因少阳枢机不利引起机体功能失常加剧。第三个代表性症状是胸胁苦满，这暗示了少阳病的病位，即少阳经循行于身体的两侧。此外，其他的症状均不是主证的代表性症状。如喜呕，就是容易呕吐，而呕吐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太阳病变证、阳明病篇等都讲到了呕吐，因此这不是少阳病证特有症状，不能是代表性症状。
张保伟研究刘渡舟教授使用小柴胡汤原则时发现：刘渡舟教授在应用小柴胡汤时，仅抓住该方剂是少阳病主方的特点，只要见到“口苦”一证，必用柴胡类方。还有学者认为“但见一证”指的是“或口苦，或咽干目眩，或耳聋无闻，或胁下硬满，或呕不能食，往来寒热”。但陈亦人云：“间有典型的往来寒热，或胸胁苦满，若不伴有口苦咽干目眩，就不一定是少阳病。”汤本求真则认为，凡用柴胡之方，必有胸胁苦满之症，故若有此症，不论何病，皆可决定为柴胡剂之主治，即他主张胸胁苦满为“一证”。吉益东洞在《药征》中指出见到胸胁苦满症则需用柴胡。可见，不同医家在自己的临床过程中总结的经验不尽相同。这是正常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事物的表象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根据其所在环境而发生变化。因此，面对患者时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要善于借鉴他人有效经验的“核心思想”，不要盲目模仿和钻牛角尖，善于求同存异、触类旁通才可以领悟到其中精华。回到各家观点来看，尽管存在差异，但是不少学者对某些症状还是持有相同观点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归入“主证典型症状”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和借鉴。这也再次说明，抓主证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主证规律其实就是精细化对证治疗的关键。
本人曾运用六经传变规律治疗一例宫颈癌晚期多处转移的患者，经过3个月的中药汤剂治疗，患者饮食、精神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测（TCT）结果显示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患者可如正常人生活一样。另外在治疗肺癌、结肠癌、肝癌及疑难病中，我采用该精细化思想进行治疗均得到了显著疗效。
（3）方证现代研究：医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各系统间的整合与治疗方案的精准。就目前精准医学的总体设计、基础研究、实施方法来看，可将疾病分类往遗传和基因组水平的精准分型上推进，这有助于在疾病重新分类上实现对证用药。精准医学充分使用基因组学、信息技术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具有鲜明时代性、先进性、开创性等特点，但其本质仍是针对疾病的个体化分析，而非针对病的“人”的个体化。“方证对应”是唐代孙思邈最早提出的。该思想在《伤寒论》第317条有所体现：“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提示研究“方证对应”的形成和发展应从中医经典入手。方证现代研究可基于上述理论价值、应用价值，参照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进行深入探索，这有利于为“方证对应”的精准治疗提供客观依据。“方证对应”强调“有是证用是方”，方是针对证而设，证的实质是病机，其思想为“以古为根，以案为据”，使所辨有源，行药有依，运方有据，借前人之力，克现世之难，启万世之惑。
证候和方剂是中医学的两个关键内容，二者直接关系到疾病的诊断和临床疗效。方证研究包括方证的传统研究和现代研究，本章节主要讲方证的现代研究。该研究应以六经辨证为指导，以现代科技手段为辅助，进而探究该理论在实践中对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作用机制。如陈建国等基于粗糙集理论与遗传算法对中医方证相关性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决策表属性约简算法，构造了新的适应度函数，一方面通过最大化决策属性对条件属性的依赖度保证了分类能力，同时也为获得最小约简，对包含属性较多的个体进行惩罚，使搜索沿着最小约简的方向进行。这为“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六经辨证精细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方证现代研究还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动物模型：无论是六经辨证、中医临床发展、学术发展、中药开发研制，都离不开动物实验和动物模型，这项工作已在中医界基本达成共识。为使六经辨证精细化更加深入，需要使模型更符合“证”的要求，或者将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相结合，制备“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进行研究。如将辨证论治的中医药理论与药效学研究有机结合，用以构建左金丸和反左金丸方证相应的动物模型，可为方证相应理论提供有力依据。另外，关于“病证结合”的实验方法也应根据病证的实际情况而选择，要求“对号入座”，但不一定都要求所谓的“顶尖”设计。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巴甫洛夫，他研究“心理分泌”而进行条件反射学说的实验，条件和材料都非常简单，仅观察“狗”“数唾液”“摇铃铛”等简单的现象，就得出了十分客观的研究结论。这说明科研设计的重点是把“根基”打牢，因此思路与方法是最为关键的。
（4）关于实验与老药新用：随着证素、微观辨证、病证结合等新型辨证方法的提出，六经辨证体系得到了逐步完善。但面对全球化的背景，六经辨证体系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阻碍在于“证”在生物学上的机制尚不清楚。因此要想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需要将《伤寒杂病论》六经辨证与现代生物学技术相结合，不断突破旧意识，产生新认识。例如，《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当归具有“治咳逆上气”的功效，但现代临床一般仅将当归用于养血补血、活血化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而很少用于治疗咳嗽。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当归的成分正丁烯基苯酞和藁本内酯对气管平滑肌具有松弛作用，能对抗组胺-乙酰胆碱引起的支气管哮喘。因此当归在肺系疾病的临床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总之，六经辨证精准化发展是一项持续深化的、系统性、长期性的大工程，要想把握好方证之间的关系，需要系统化、整体化、标准化、层次结构清楚的研究，而这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使方证之间的关联性和适配性更加多元化、多维化地展现，最终服务于临床诊治和中医学现代化发展。在世界各国都给予高度重视的情况下，我国必须抓住机遇，瞄准临床需求，尊重中医六经辨证的本体原创性思维，以中医精准医学理念为特色，整合多学科知识，构建中医学精准诊断及疗效精准评价平台，推动六经辨证精细化发展，这可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促进其与现代医学交流提供有效途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伤寒论》六经辨证精准化研究不仅可在理论上、实践上，也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出现新的突破，这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必然。这样的结合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而是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理论和实践都有了足够可靠的依据后产生的“金标准”式的结合，这样的“金标准”建立在西医和中医的理论基础上。它们通过吸纳中西医技术优点，进而产生新的理论，取得好的疗效，促进新的医学发展。这样的“金标准”不可能使所有疾病在同一时间段或者同一时期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升华，但可以根据现有条件、现有技术、现有理论等实际情况，成熟“一批”发展“一批”。
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是在大量临床实践中逐渐构建而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让实践获得的客观结果去说话，才能验证理论的正确性。人体医学（科学），是极其复杂的学问。充分地认识人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过程。恩格斯说过：“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中医的阴阳学说、六经辨证便是科学研究事物运动规律共性的重要体现。反过来讲，六经辨证要想精细化发展，必须借助其包含的哲学思想和现代先进技术，使其最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是前提、发展是目的、疗效是结果。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因此，我们应做好付出艰辛劳动的准备，把“汗水”和“悟性”结合起来，把好奇心和创新结合起来。人类知识的进步，靠的不仅是数据的点滴积累，还有思维的偶然飞跃。为了使六经辨证更加客观化、科学化、精准化地发展，使六经理论联系实践有更大创新和发展，我们要博采众长，持之以恒，团结奋斗，为攻克困难做好充足的准备。“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守护全人类的健康需要中医和西医共同进步和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