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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有中医学、西医学与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存”的条件下产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吸取二者之长的整体医学。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要想找到中医学和西医学真正意义上具有“金标准”性质的结合点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足够的依据可以把二者充分地结合起来。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大量有效、可靠的临床实践、基础研究及其核心思路的总结是铺就中西医结合这条道路的基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医结合医学唯有通过实践检验，以客观疗效为凭，方能彰显价值，赢得患者认可——此乃所有医学发展的共同准则。中西医结合这一伟大事业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过程，我感到十分有幸可以参与其中并奉献自己的力量。回首过往，我在中医、中西医结合这条道路上已走过了四十余载，这一路走来历经沧桑，感慨良多，在此总结个人的经验，谈些许体会。
在父亲影响下，我迈出了中医与中西医结合之路的第一步。我父亲是1961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邯郸分院）医疗专业的，父亲毕业后分配至原广宗县防治院工作，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下乡为当地老百姓看病，彼时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经济亦十分落后，许多老百姓看不起病。父亲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知识，研究中药经验方，还多次参加河北省卫生厅、邢台地区卫生局组织的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他经常给患者开价廉、方便、实用的中药验方。我记得有一次，一位患有慢性肠炎的患者，在经过多次西医治疗后，肠炎依旧反复发作，不能痊愈，最后找到我父亲寻求救治。父亲当时已初步掌握了中医的辨证论治思路，见患者口渴，喘而无汗，舌红苔黄，脉数，就给他开了葛根芩连汤，同时配合呋喃唑酮口服。仅一周，患者的症状就明显缓解，半个月就痊愈了。后来我自己也学了中医，才逐渐明白了葛根芩连汤治疗慢性肠炎的原理。中医学认为，体内湿热之邪旺盛会引起腹泻；清阳下陷，清浊不分也会引起腹泻。葛根芩连汤以葛根为君药，其味甘、辛，性凉，能解肌退热、升发脾胃清阳之气而止泻；黄芩、黄连味苦，性寒，能清热燥湿止泻；甘草甘缓和中，并可协调诸药。该方诸药相配，是清热止泻之剂。现代研究表明，部分中药成分具有神经调节作用。这个案例启发了我，使我在开具处方时，常考虑到气血通畅与人体内稳态的关系、中药药性与抗病毒的关系等。后来父亲又多次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了肝硬化腹水等疑难病症，均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更加坚定了父亲学习中医的信心。
父亲刻苦、执着学习中医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父亲为了掌握中医知识，自学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脉学等中医书籍，尤其是四部经典，他更是经常学习到深夜，即使是下乡的时候，他也会带上一些书籍。父亲原来是西医主治医师，出于对中医的热爱，他多次坚持要将执业范围变更为中医专业。仅管当时政策允许，但在落实上却有各种阻力，几经波折。我当时在北京参军，不得已前往卫生部咨询相关政策，并将父亲的情况详细说明。后经工作人员查询相关规定和说明，并将批示转给当地卫生局工作人员，才得变更成功。父亲得知此消息，非常欣喜。父亲将执业范围变更为中医专业。后来父亲调任广宗县医院中医科工作，之后又晋升副主任医师（中医）。父亲的后半生一直从事他热爱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虽然父亲早已不在，但他的音容笑貌，我依然记忆清晰。父亲读过的书、用红笔圈过的重点、留下的笔记，依旧保存完好，我时常拜读。父亲走过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之路，我也一直在走、在坚持、在延续！父亲的学习精神、实践精神、工作精神和对患者负责任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父亲的言传身教引领我迈出了中医事业的第一步。每当我想起父亲，我的心情就如郑板桥的《新竹》所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在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结识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恩教授。当时李恩教授正在开展关于中西医结合肾本质扩展的研究以及中医肾本质的内涵与现代医学关系的系统研究，包括“肾主骨”与佝偻病和骨质疏松发病及补肾方药治疗的关系，以及“肾主骨生髓，髓生血”与肾性贫血和肾性高血压发病的关系等中西医结合的高层次研究。通过多次跟师学习，我深受启发。李恩老师的思想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启迪，尤其是在中医肾本质研究中有关“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相关疾病的基础研究，使我在进行糖尿病耳聋的研究生课题时，产生了“肾-骨-耳-糖尿病”一体论的科学假说，这也为我后来进行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耳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糖尿病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病、高血压、神经系统病变等，糖尿病治疗至今仍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有关糖尿病引起耳聋的研究和报道在20世纪90年代尚属罕见，这从侧面反映出糖尿病引起听力下降病变在早期很容易被忽视。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我确定听力下降也是糖尿病的早期并发症之一。
无论从现代解剖学角度还是从传统中医辨证的角度看，“耳”的结构和生理功能特点都是极其精微且复杂的，因此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耳聋对糖尿病的防治，以及治疗其他并发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医素来就有治未病的理念，具体记载如“既病防变”“未病先防”等。因此，我将糖尿病及糖尿病耳聋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方向确定后，下一步就是研究路径的规划。这一度令我踌躇不前，所谓“万事开头难”。后来我想起李恩教授说过，中医藏象学研究，以中医学形象思维思辨学为指导，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体”，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为用，以临床疾病为切入点，以“法”求“理”，创新而不离宗。此乃守正创新之道。肾藏象理论在五行学说中具有核心地位，中医古籍中就有肾为“先天之本”“肾在窍为耳”“肾主骨”等理论。我们观察到糖尿病患者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肾虚证，而中医“肾”的藏象理论涵盖现代西医学肾脏的概念，这启发我最终选择以“肾”作为研究糖尿病及糖尿病耳聋的切入点。
研究“肾主骨”和肾虚、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关系。肾虚是导致肾主骨功能下降的重要因素，而肾主骨功能不足又可继发其他并发症，可见糖尿病的发病与肾虚密切相关。《重订严氏济生方》记载“消渴之疾，皆起于肾”。刘完素在《儒门事亲·三消论》中载“夫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痤痱之类”。杨士瀛《仁斋直指方》指出“肾水不竭，安有所消渴哉”。《景岳全书·消渴》记载“凡治消渴之法……若由真水不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肾阴亏虚会导致胃阴不足。同时，肺胃燥热、耗亏津液，时间长了也一定影响到肾。正如《圣济总录·消渴》中“原其本则一，推其标有三”说的就是糖尿病虽分上消、中消、下消，但其本质一样。消渴病耗气伤阴，容易引起脏腑、经络、气血等多方面的病理变化。肾阴亏虚，水不能涵木，精血也不能上乘于耳目，可引起耳聋、雀盲、白内障等疾患。现代基础研究也对糖尿病与肾虚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如张辉关于“腰痛酸软与糖尿病肾虚症状相关性”“糖尿病兼证及其复杂的肾虚证组合”的系列研究，谭从娥针对“糖尿病家族遗传特性与肾虚证的相关性探讨”“一个糖尿病家系中肾虚证相关功能类基因的筛选及验证”开展的研究，以及秦乐有关“2型糖尿病肾虚证基因表达谱”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从多角度证明了肾虚证与糖尿病的密切关联。
上述文献初步介绍了肾虚与糖尿病的内在关联。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补肾是中医治疗肾虚证的主要治法。那么，补肾治疗肾虚糖尿病机制是什么？补肾对肾主骨功能与胰岛素又有什么影响？研究发现，骨骼是一种内分泌器官，成骨细胞分泌骨钙素参与糖脂代谢，负反馈作用于胰岛β细胞，对胰岛素分泌具有调节作用。中国科学院沈自尹院士根据“肾主骨”理论，通过以药测证，发现肾虚证大鼠模型存在“神经-内分泌-免疫”以及“神经-内分泌-骨代谢”两大基因调控路线的紊乱，补肾能纠正该网络功能低下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显示，补肾能促进肾虚糖尿病患者成骨细胞增殖、分化和分泌骨钙素的作用。而补肾治疗糖尿病的机制，可能包含骨钙素促进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为此，我们在防治糖尿病耳聋的课题中，提出“肾-骨-糖尿病-耳”一体论的科学假说，主要原理为肾虚糖尿病耳聋→补肾→成骨细胞→骨钙素→增强胰岛细胞中胰岛素的表达→降低血糖→改善听力。
古代没有对消渴与骨钙素关系的记载，现代研究对肾虚与糖尿病、骨钙素关系的报道也不多，而把肾虚、糖尿病与骨钙素相结合，实属学术空白，因此具备创新性。“嫁接”的思路创新有时可能会带来颠覆性的成果。此创新范式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糖尿病提供了新路径。
我们前期的研究为“补肾”治疗糖尿病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糖尿病耳聋的机制主要是由于血糖增高促使糖尿病患者胶原蛋白的非酶性糖化，导致基底膜的糖蛋白合成增加，最终造成内耳血管壁增厚及管腔狭窄而引起耳聋。以糖尿病耳聋为切入点，结合辨证论治，我们研制了以补肾活血降糖防聋方为基础的组方，并进行了多个子课题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是降糖防聋方对糖尿病耳聋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关于“肾主骨”与糖尿病耳聋的关系，课题组主要做了以下研究：①糖尿病耳聋不同证型患者骨密度差异。②糖尿病对听力及耳蜗形态学结构影响。③补肾防聋方体外高糖成骨细胞骨钙素分泌变化。④基于“降糖防聋方治疗糖尿病机制”，研究降糖防聋方对糖尿病性耳聋动物模型胰岛细胞中胰岛素表达的影响。⑤验证降糖防聋方补肾降糖机制通路。⑥基于“肾开窍于耳”与糖尿病耳聋关系，总结降糖防聋方对糖尿病耳聋动物模型听力的影响等。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剖析和论证了“补肾”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耳聋的科学性和相关机制。
我研究糖尿病耳聋课题从立项至今已历经3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我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防治糖尿病及糖尿病耳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为使我的经验和成果服务于更多患者和供学界参考，我至今已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了40余篇论文，其中有多篇被SCI、EI、ISTP（现称CPCI）等国际数据库收录。其中《淫羊藿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影响》2019年入选了“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我提出“肾-骨-糖尿病-耳”一体论的科学假说在持续深化研究。其中就有我们研制的降糖防聋方，已在临床上证明了该组方的有效性。该补肾方药可通过骨代谢提高成骨细胞骨钙素的分泌、调节了胰岛β细胞、降低了血糖，最终起到了防治糖尿病及糖尿病耳聋的作用。此外，我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多次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在糖尿病耳聋的研究中，我们以肾主骨、糖尿病与骨钙素、辨证施治为防治原则，将三者结合起来，从整体观、现代观、辩证观的综合视角，将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耳聋理论、实践与学科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为中医肾本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中西医结合之难，在于其内涵和外延的哲理思考较难被挖掘。我以“肾”与“骨钙素”为切入点，对糖尿病耳聋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这条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我仍然坚信，只要脚踏实地、瞄准方向，不断思考和总结规律，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耳聋的道路一定会迎来重大突破。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是保尔·柯察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说的一段话，它一直激励我，给予我生活、学习、工作的原动力。回顾42年在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工作、探索的历程，既有奋斗的艰辛，又有收获的喜悦，展望未来，憧憬无限，在此我总结了以下几点感悟与体会。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有技术又有艺术，既有自然又有人文。在中西医结合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志不强者智不达”（出自《墨子·修身》）。《论衡·感虚》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当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决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毅力勇敢向前，突破重重难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治学三境界说，我在此引用之，希望可以给中医药研究者以启迪。“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奠基人埃德蒙德·胡塞尔警示人们：切勿因时代局限而忽视永恒真理！
爱迪生说“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在中医、中西医结合之路上，付出艰辛的劳动是肯定的，但科研成功需多维要素协同，成功的发现是汗水、悟性和灵感的相加。正像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一样，他们经过了数百次的实验才最终提取出宝贵的青蒿素。屠呦呦在提取青蒿素时，曾遇到一个难以攻克的瓶颈：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而攻克该瓶颈的关键，正是来自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在“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下，他们改用了低温乙醚提取法，最终在1972年成功提取了青蒿素。至今，青蒿素已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人类继发现青霉素之后又一革命性贡献。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成功的关键点有时可能是付出了大量汗水后得到的灵感和顿悟。当然，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从青霉素的发现到青蒿素的成功提取，都暗含着这样的哲理。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但对无畏失败的人来说，他们更想知道为什么存在即合理。这也许是他们更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兼具不懈探索与学术悟性。因此，我想说，在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要想取得成果，不仅需要付出汗水，也需要具有悟性。而悟性的获得需要用心去感受、思考和领悟。
中西医结合医学相较于中医、西医而言，属于较新的学科，而新的学科应具有新的生命力，新的生命力给创新带来了更多机遇与挑战。伽利略开创实验科学范式，将哲学思辨转化为可验证的局部问题研究，奠定近代科学方法论基础，创新与好奇心共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中西医结合事业需要创新，而中西医结合创新首先应培养和激发好奇心与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逊曾说，好奇心是智慧富有活力的最持久、最可靠的特征之一。好奇心更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每一次重要发明和发现，都是因为创新，而每一次创新都与好奇心有密切联系。正像纪录片《创新之路》所讲：“每一次重要发明和发现，都是因为创新，创新带来什么？是创造也是颠覆，是开辟的新路、是丰裕的果实、是国家繁盛也是人类的进步。他们拥有好奇、又探索好奇，他们忍受孤独，又享受孤独，他们向往财富，又创造财富，他们承接文明，又提升文明，他们是点点繁星，照亮夜空，他们用非凡的创造力，成就了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工作者，应抓住历史带给我们的机遇，把好奇心与创新结合起来，争取中医、中西医结合实现原创突破，让中医药这个瑰宝通过中医、中西医结合焕发时代生机，造福人类健康事业。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交流的本质是质疑。在中西医结合事业探索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变化，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甚至出现与设计的结果不一致或者被认为是“错误”的结论。这是科学研究所允许的，科学探索应该允许有价值的失败。只要认真去做了，尽管结果看似“失败”，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许多阴性结果同样也是具有意义的，它和阳性结果同等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通过总结和验证，至少可以说明“此路不通”，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避免再入“旧坑”。如果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者比较，那中西医结合还是一棵小树，小树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许多条件，如足够的空间、宽容和鼓励，以及允许失败，有时候这些会更加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会见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指出：“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医学，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地融合。”
另外，在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鼓励多学科交叉与引入，吸纳多元文化精粹，融汇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尤其是把《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学术思想结合起来，这些都与中医药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且这些文化也都有相通之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方法论互补性，中医学本身有文化、自然、技术、哲学、艺术、心理等思想内容。中医学是与时俱进、博大包容的，因此，我们还应该立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将我们所处时代内的优秀思想和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转化和融入中医学的发展之中，以“外力”补充和增加中医学的“内力”，这些都是中西医结合发展所需要的“养分”。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惊奇地发现，“互补原理”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早有涉及，并认为“阴阳图”是互补原理的一个最好标志。他对人体与宇宙运转、阴阳五行高度关联的观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界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钱学森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可借鉴现代医学成果，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莱纳斯·鲍林就提出了正分子医学理论（Orthomolecular Medicine），说的是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体内化学分子的构成失调。这不就符合人体功能状态协调的概念吗？中西医结合发展，在思维上要跳出单纯的医学框架，细胞病理学之父鲁道夫·魏尔肖说：“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把社会科学与人永远联系在一起，相信中西医结合事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结合医学将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说明了中西医结合事业是可行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继续开展中西医交叉学科高端人才专项培养计划。不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结合，还要实现理论实践的深度融合。
有关部门根据《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国人部发〔2008〕32号）精神，制定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实施方案。虽然目前在遴选指导老师的条件（含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中包含中西医结合专家，但真正遴选中西医结合指导老师和学生的比例却非常少。因此，有必要在中西医结合传承专项方案中，增加中西医结合指导专家和继承人比例，让中西医结合事业后继有人。
目前，教育部本科专业只有“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没有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因此，建议将中西医结合学科纳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内。在教育体制上使中西医结合医学成为建制化培养体系，才能让中西医结合医学高级人才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期发布的《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国办发〔2023〕3号）提出加大“十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和促进力度，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我将不遗余力，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我带教博士、硕士各一名，还有部分本科生。我始终坚持在临床和科研第一线，运用中医经方、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病、疑难病、肿瘤等，目前在治疗肿瘤及疑难病上，已形成了一套初步的理论，此外，我还发现特定肿瘤治疗规律及有效组方，这些在临床上皆已获得了检验并取得了一定疗效，在未来有望进一步突破和创新。我认为，尽管我的职业生涯有所收获，但相较于中西医结合学科先驱，我作为从事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晚辈，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创新。
我始终决心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以他们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为榜样，为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事业发扬光大，为未来医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相信中医药的发展即将迎来美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