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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整体辨证观念，这是具有中医特色的原创思维，其建立在对人体脏腑经络系统整体性、复杂性和适应性的深刻认知之上。人体具有自我调节、修复及稳态维持等自适应功能，体现整体性、系统性、关系性、过程性、非线性、协同性、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等复杂特质。随着医学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现代医疗已发展为“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综合模式。尽管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当代人们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减轻，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同领域看到很多心理疾病的发生。生理性情绪波动本属正常自愈现象，然机体失代偿时则引发病理改变。心理情志异常常与躯体疾病、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密切关联。《黄帝内经》蕴含丰富的中医心理学理论，为发展本土化现代心理学提供重要启示，本文就“五脏与五志”关系提出若干思考，现总结如下，供学界探讨。
“五脏情志论”是中医心理学对情感过程的认识。其认为情感过程由客观现实引发，通过态度体验反映客观现实与个体需求的关联，涵盖情绪与情感双重维度，中医将复杂情志统称为“七情”“五志”，简称“情志”。“五脏情志论”源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把“五脏与五志”相联系是中医学的独特理论。其关系简述如下。
喜即愉悦状态，源于需求满足、期望达成或压力释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心“在志为喜”“在声为笑”。“喜则气缓”可以使“气和志达，营卫通利”。另外，中医学认为“心主血脉”“主神明”“其华在面”。血脉充盈则神有所养；心神清明则反应敏捷、思维活跃；心气旺盛则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血脉和利，精神乃居”又提示喜可使气血运行流畅。此外，中医学还认为“喜伤心”，心的功能若损伤则可引起疾患，虚则容易出现心悸、怔忡、失眠多梦；实则哭笑无常、狂妄躁动，使心气涣散，神不守舍，如《灵枢·本神》载“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若心主血脉的功能失常，则神无所寄。
心在志为喜是“心藏神”的心理学内涵，如《素问·调经论》载“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济生方·惊悸》言“夫惊悸者，心虚胆怯之所致也”。所以“心藏神”的正常情绪表现为“喜”，其功能异常可表现为“大喜、惊恐、忧思”等。五志之病取决于心，情志变化受心的影响，如《素问·本病论》载“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因此脏腑疾病既有环境因素，又有情志因素，而情志因素又与“心”有密切联系。认识“脏腑与情志”的关系，对现代心理学发展及情志致病机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心脏可以直接参与情志的调节。相关的机制涉及机体神经-内分泌-激素调节等。如心脏分泌的B型利钠肽（BNP），可由脑分泌纯化得到。通过观察RNA印迹法发现BNP和信使核糖核酸（mRNA）在心脏和心室均有大量表达，而在脑内却没有。由此可推论BNP可作为神经递质通过类似于神经反馈的途径到达脑部，以调节脑内的神经活动和功能，这或许可以为中医“心主神明”的理论提供依据。心在志为喜提示心可对情感及疾病产生影响。如情感出现问题时可以影响人体自主神经的功能，进而加重冠心病等心系疾病患者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心率变异性检测已应用于评估情感障碍患者的自主神经变化，以及情感障碍在心系疾病中对自主神经功能的影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肝与心的关系密切，心理障碍可归属于中医郁证的范畴。怒是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得不到满足，或者遭到挫折时出现的以生气、精神紧张为主的一种异常情绪，这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人可因郁而怒，二者常合称为“郁怒”。怒为肝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肝“在志为怒”“在声为呼”“怒则气上”。人在暴怒时，肝系的症状尤为明显。大怒伤肝，郁怒不解，可致肝气郁结，心情郁闷。如果肝血不足，或者肝阴不足，不能涵养肝体，可出现肝阳亢盛，此时人容易发怒。医学研究表明，愤怒的表现主要和去甲肾上腺素（NE）有关。
李伟等通过用单笼与群居饲养对雌性食蟹猴进行情绪观察，结果表明蟹猴适合群居饲养，长时间单笼饲养，可对它们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心电、血压参数中的某些指标产生影响，使其出现多种负面情绪，如愤怒和烦躁，提示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5-HT）、多巴胺（DA）等可能与情绪相关。
另有学者对肝气郁证模型的猕猴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肝气郁证模型组的NE、DA显著高于正常组。吕映福观察中医郁病及其不同证型与血清5-羟色胺的相关性，参照郁病中医症状评分表及SCL-90症状自评量表筛选被测者，取其血液，用酶标法测量血清5-羟色胺浓度，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肝气郁结组和心脾两虚组的血清5-羟色胺浓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提示中医郁病的肝气郁结和心脾两虚证型与医学心理学的抑郁症存在相关性。
有关肝的现代研究认为，肝主疏泄，其调畅情志的过程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机体的过程，涉及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的多个层次、靶点及环节的变化。长期存在的负性情绪可引起神经递质、糖皮质激素等神经化学物质分泌紊乱，从而影响中枢神经的结构和功能。
肝在志为怒的相关研究还发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介于正常脑老化与老年痴呆的过渡性阶段，“长期负性情绪积累可引起肝失疏泄致衰”假说使用事件相关电位和眼动技术，探索“肝失疏泄致衰”的神经心理学思路与方法。从前瞻记忆视角，应用事件相关电位和眼动技术可探索“肝失疏泄致MCI”的认知心理学机制。这为MCI的病因病机学说补充了新内涵，为肝主疏泄理论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思，指的是思虑、谋虑。脾在志为思，是指脾的功能与“思”密切相关，从现代心理学来说，属认知的范畴。正常思虑活动，对机体生理活动并无危害。《素问·举痛论》载：“思则气结。”思虑太过，则会影响气的运动从而导致气机郁结，所以思虑太过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临床上可表现为饮食无味、食欲下降、茶饭不思、嗳气、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症状，此时脾胃主气机升降的枢纽作用受到影响，即“思伤脾”。脾伤可以表现为气血不足，典型症状为乏力、头昏、心慌、面色萎黄等。临床上常见一些女性患者由于工作紧张，精神高度集中而导致月经异常，如出现经量少、经期紊乱等，这是由于“脾主统血”的功能损伤而引起的。思是一种情绪，当人思考问题时，可因问题难以解决而产生思虑和担忧，这种状态称为“忧思”。故“七情”的“忧”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五志”中的“思”。现代研究发现脾虚可影响神经递质的含量。“脾主思”“脾藏意，主思”，提示“脾”和学习、记忆等思维活动密切相关，也与大脑的生理、病理活动相关。钱会南等研究发现，归脾汤可调节精氨酸加压素（AVP）与催产素受体水平和基因表达，进而增加记忆力。另有研究发现脾虚型大鼠脑组织的乙酰胆碱酯酶（AchE）明显升高，而服用四君子汤后，大鼠脑组织中乙酰胆碱酯酶水平表现下降，接近正常水平，表明脾虚对大鼠脑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需要物质基础。众多探索中医“脾藏意，主思”原理和“脾”理论原创性思想的研究，为中医“脾在志为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临床依据。
悲指的是悲伤、悲痛的意思。当人体的情绪出现过度悲伤、悲痛时，会影响人体健康，消耗人体肺气，《素问·举痛论》载“悲则气消”。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地相应”，肺属金，肺金的气化特点与秋气相应，因此有“悲为肺之志”。当人们情感消极、低落时，对气机的影响与“悲”相似，故七情的“忧”有时并入“五志”中“悲”的范畴，或者称肺“在志为忧”。总之，肺在志为悲，悲伤肺，容易出现胸阳不振、呼吸不均匀、气短的表现。有的患者甚至需要深呼吸才能维持正常的气体交换活动。由于肺主一身之气，当悲与忧损伤肺气时，人体的抗病能力会下降，此时肺脏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素问·玉机真脏论》论及情绪影响疾病时说“悲则肺气乘矣”，说明悲忧为肺之本志。根据五行相克的理论（金克木），中医常选择从肺论治抑郁症。郑莉莉等基于“肺主悲忧”理论，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及其发病机制，结果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王景秀等从肺论治肠易激综合征，理论依据有肺主气、肺主治节、肺主行水、通调水道及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在志为悲等，结果也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恐是恐惧害怕的意思，与肾关系密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在脏为肾……在志为恐”。恐伤肾，肾藏志，《灵枢·本神》载“肾藏精，精舍志”。“志”在中医学理论中属于人体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范畴。有学者研究中医惊与恐情态结构的现象学，通过检索《黄帝内经》中“惊”与“恐”的相关记载，发现“惊”共出现69次，“恐”出现67次，而惊恐并称仅有4次，这提示古人对惊与恐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在人体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过程中，肾与志之间存在密切且特异性的关系。“肾藏志”是人生理活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志”藏于肾之中，并且受到“精”的涵养。肾主骨，藏精，精生脑髓，《素问·五脏生成》载“诸髓者，皆属于脑”。中医学认为“脑为元神之府”，肾精充盛，髓海有余，脑主神明的功能就保持正常，如此则精神振奋、意志坚定、思维敏捷、情绪稳定、记忆力强；对外界事物分析、识别、判断能力强，反应灵敏，运动有力，精力旺盛。当肾精亏虚脑髓不足，髓海失养，则可引起意识、思维、记忆障碍。还可表现出情感淡漠，意志消沉，对外界事物分析、识别、判断能力明显下降，反应痴呆等。《灵枢·海论》载“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此外，大怒会耗伤肾精，肾精损伤则志失所养，易出现精神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等异常表现。《灵枢·本神》载“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
中医学认为恐是一种精神刺激，可由于肾中精气不足而产生。恐与肾的气化功能密切相关，因此“恐为肾之志”。“恐伤肾，恐则气下”，长时间惊恐，可伤及肾，使人体正气发生混乱，出现抑郁甚至是大小便失禁。“恐伤肾”的应激反应，以补肾中药为主进行防治可取得很好的疗效。脑电动力学观察到惊与恐的表现不同，惊时的脑电轨迹杂乱无章、中心虚空失守、轨迹向外周扩散，而恐惧时轨迹向中心集结，不断向中心退缩，提示惊与恐的神经心理机制有差别。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心理学与遗传学研究室王米渠教授领导团队，从“恐伤肾”的整体行为，包括其生理、症状、细胞免疫、病理及生化等，到分子水平的个体基因、基因表达谱等方面进行长期研究，已将“恐伤肾”的应激研究推向情绪心理学、心身医学、基因心理学和中医心理学的研究前沿。该团队运用3种层次的实验、两种分子生物学思路与方法对惊恐基因进行探讨，关键是运用抑制性消减杂交（SSH）方法发现“恐伤肾”应激的10个与惊恐相关的基因，以及其中医药调治的分子机制，以示基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中西医结合奠基者和开拓者李恩教授，对肾本质进行长期的研究，提出“肾-骨-髓-血-脑”一体论，丰富和发展了“肾藏象”的理论，揭示了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对“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构建了“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的理论框架，对“肾在志为恐”的现代心理学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说：“心理学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中医学是中国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一门以人体科学为主体、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医学科学。中医学包含有丰富的心理学理论和思维，如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绪变化。如五志，即怒、喜、思、悲、恐5种生于五脏的情绪。本文初步总结“五脏与五志”的关系，说明中医整体性、五脏与五志相关性与心理学思想的原创性，对发展现代心理学有以下启示与思考，目的在于开拓研究心理学的途径，不求共识，但求发展。
发展现代心理学不仅要注重整体观念，更需要多学科的参与。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物理学家，奖励他们解决生物学问题。可见学科交叉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心理学发展也不应该例外。把传统医学与艺术、心理学等学科完美交叉整合，有可能像巴甫洛夫那样，虽然他是生理学及病理学的奠基人，但他创立了“心理分泌”条件反射学说。2015年我国首位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在颁奖大会上以“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为题的演讲中强调“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的成功提供了准备”。因此，交叉科学取得重大成果，已经打破传统学科独立钻研的习惯。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交叉科学部，交叉学科融合已成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趋势。今天，科学研究尤其需要具有交叉科学的新视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必须注重提升能够支撑这些知识系统的哲学层面的认知。这可为发展具有中国现代化特色的心理学提供思路与方法。
因为心理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有自然属性。中医对心理健康和疾病的关联的认识主要为形神统一的整体观，因此，在研究人的心理问题上，要考虑到“五性”，“五性”即人体结构的整体性，生理平衡的动态性，天人合一的相应性，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性，以及人体超常功能的潜在性。充分考虑“五性”在情志方面的作用，对心理学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钱学森在《哲学研究》中谈道：“人体科学就是研究人，其核心思想是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个巨系统，其复杂程度超过大系统……包含有很多层次，最高的层次是人的整体，这个巨系统又是和周围的宇宙起作用，即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整个宇宙之中彼此相通。宇宙是个超巨系统，人体巨系统是在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一个开放的、极其复杂的巨系统。”人类是宇宙、太阳系、地球、生物圈分化的产物，是这个母系统的特定条件产物。人的生命及健康、环境与疾病（心理疾病）受制于这些条件，受制于母系统的支配和制约，包括对人的生理、心理、病理的影响。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遵循能量作用原理和达尔文进化原理，是一种具有多维度层面运动形式的一元二面复杂系统。以人体科学为指导思想，研究发展现代心理学，是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整合的发展方向，对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正在发展为“有关伟大的整体联系科学”这一预见的深刻阐发。人体科学的引入对心理学发展可能产生重大突破，也可能会导致一次心理学的革命，而这次心理学革命可能产生改变世界的新技术。
人类创造世界，而人类的主要特点就是具有意识，意识又能作用于人体本身，这是“意识反馈”。人脑产生的意识，是人体的高层次运动，但它也可以作用于较低层次的活动。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斯佩里提出，人的高层次意识可以影响下层次的活动，所以意识是调节人体功能状态的重要调节机制，这是人体科学区别于一般生命的特征。考虑上述因素，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包括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等，科学地认识人体的心理变化，从本质上挖掘线索，知其“当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此外，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做指导，或许可以为心理学研究带来启示和灵感。
任何疾病（除外伤外），包括心理疾病和局部疾病，都是脏腑失调的全身性疾病在特定组织器官的局部表现。心理因素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情志改变既有生理性表现，也有病理性改变。当脏腑功能不协调，机体失去原有代偿能力，就会发生病理变化。根据中医学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某一脏有病，在以本脏治疗为主的同时，还要考虑辅以他脏的治疗。因此，从“五脏与五志”角度研究现代心理学，需同时考察患者的心理症状，还要分析脏腑间五行生克关系的协调性及其与症状的关联。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杰里米·本瑟姆曾断言：没有任何一种灾难像心理冲突那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最好的社会是人民最快乐的社会，最好的政策是为带来快乐的政策。1948年WHO成立时，给健康定义为：“健康是指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well-being），而不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现象。”明确提出了健康的三方面含义：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但这未被现代医学充分重视，目前医学仍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心理医学发展相对滞后，这限制了医学的全面发展。在教育体制方面，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中医院校、西医院校及师范类大学开设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我国医学院校临床专业毕业生可考取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执业医师资格证为医师执业必需证件，而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无法考取该资格证。此外，国家层面尚未建立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制度，导致心理学专业毕业生难以合法开展心理治疗。高校统计显示，仅约20%的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社会发展亟需心理医师维护公众心理健康，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心理医学教育体系与执业认证制度。
美国心理学家墨菲曾指出：中国是心理学思想的发源地之一，这与中医心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黄帝内经》系统构建了中医心理学理论，历经千百年临床验证。据统计，《黄帝内经》中涉及心身医学思想的论述达129篇。为构建中国特色心理学理论体系，建议医疗与教育领域协同开展《黄帝内经》心理学思想的挖掘与转化研究，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本土心理学理论。
中西医结合医学为心理学发展提供新范式。基于“生物-心理-社会-自然”的整合医学模式，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医学领域的重大进步。心理学应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重视五脏系统与心理活动的关联，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建立整体医学观。通过整合生物医学与社会心理干预治疗心理疾病，既可推动整合医学发展，又能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学科体系。
科学发展史研究表明，若某国科学成果占同期世界总量25%以上，即可称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按国际学界公认标准，科学技术中心历经5次转移：古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近代先后转移至意大利、英国、法国，现代则在德国与美国间更迭。国学大师季羡林指出，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东方文化将与西方文化互补共生。以东方综合思维融合西方分析思维，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
今天，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仍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70%的诺贝尔奖被美国的科学家获得，科技主导地位仍由欧美国家保持。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实现GDP正增长，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建议参照科学技术中心形成规律，完善创新生态体系，促进跨学科协作，推动心理学研究回归东方智慧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