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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州城南的一间老屋，存放着武简侯生前用毛笔一字一字写下的书稿，有17种200多万字。从书法角度看，每本写稿的每个字都值得临摹；从医学的角度讲，这些经验值得整理和探究。
武简侯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集中医学家、书法家、报人等身份于一身。他早年曾以笔名“侠”撰写过多篇揭露黑暗、鞭挞时弊的文章。追溯其一生为人行事，他有才识、正直、嫉恶如仇，其无愧于这个“侠”字。
武简侯（1892—1971），原名国良，字简侯，后以字行。他幼年家贫，三岁丧父，母亲以针黹供他读书，后入泰州官立两等学堂学习。20岁时，他得友人资助，考入南京第一监狱学校。他一生从事过数种不同的职业，包括教师、报纸编辑、图书馆经理等，其中还参加了《泰县志》的编写，分纂教育和武备。但他的一生主要是行医，在60年的悬壶生涯中，他勤奋著述，留下了17种200多万字遗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人合办联合诊所；1958年起，入泰州人民公社中医院任主治医师；1963年，被江苏省卫生厅列为省首批名老中医。
1892年，武简侯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塾师家庭，三岁时父亲不幸病逝，生计仅靠祖父在胡公书院讲课的微薄收入维持。武简侯九岁那年，祖父又去世了，母亲靠帮人缝制衣服艰难维系两人的生活。武简侯曾自述：“三岁失怙，母陆氏，抚育成人……父殁，家无长物，衣食屡告空匮。”
可能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不管生活多困苦，武简侯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减少。家中房屋破旧，房顶上用芦苇掩盖，冬夜很冷，武简侯却不顾寒冷，每夜点一盏油灯读书。武简侯很小就苦练书法，家里自然是没钱买纸的，他就在桌上对照着名家字帖蘸水练习，时间一长，竹制的桌面竟被他写破。13岁那年，儒医徐菊人借给武简侯一本《医学实在易》，自此，武简侯开始自学中医。不久，他幸运地遇到了恩师——宫嘉钰。
宫嘉钰也是早年丧父。他的遭遇与武简侯很像，由母亲抚养成人。他设塾授徒，兼为人治病。成为师徒后，宫嘉钰对武简侯极为器重，破格将武简侯的小学课题寄给江阴提学使李公观阅。李公见后，批复“妥送中学，以宏造就”等文字，但武简侯却因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宫嘉钰又多方奔走，将武简侯推荐到火星庙自东小学堂、泰州官立两等学堂等学校读书。
老师在学业上对武简侯的帮助，使他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对武简侯还有更重要影响的是宫嘉钰的“侠义”。
那时，宫嘉钰所住的红庙巷巷南有一打蛋厂，厂房烟囱里冒出的黑色烟灰经常落入居民饮食中，居民苦不堪言，推选宫嘉钰等与厂方商谈，要求厂方改烧污染小的煤炭，并将烟囱增高。厂方口头承诺，却长时间没有实行。宫嘉钰义愤填膺，独自去厂方交涉，厂方见状报警，警察到来后，宫嘉钰仗义执言。警察最后认定民众理直词正，命厂方顺应民意。
宫嘉钰多次救人于危难而不求回报，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年，一个姓宋的朋友登门请宫嘉钰相助。这位朋友在荒庙开设学堂教育孩童，被人诬告。宫嘉钰问明缘由后，上府衙申诉，谁知竟触怒县官被收押到狱中。不久后。未满50岁的宫嘉钰抑郁而终。
武简侯感叹老师“为友而受挫辱以死”，写下《宫先生嘉钰传》，发表在《淮南报》。1967年，他又重新恭录一份，缅怀恩师。宫嘉钰的侠者风范让武简侯刻骨铭心，他一生也都在追寻着恩师的足迹。
宫嘉钰为人正直，治病不拘一格，给武简侯以深刻的影响。跟随恩师学医后，他向舅父借了一部《康熙字典》，词句不懂时，查字典，再结合上下文来揣摩；后来他又向姑母借了三元钱，购买了《医宗金鉴》和《本草纲目》石印本，由此开启学医路。他18岁任泰州自北学堂教员时，课余即为人诊病。在之后的40年时间里，虽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一直坚持诊病。
1909年，武简侯和友人范志诚、陈宗唐在演化桥东合办自北学堂。1912年，因经费问题学堂停办，武简侯便去官办南京第一监狱学校学习了1年。回乡后，他陆续在泰州东北乡潘王庄国民学校、北山寺初级小学担任教员，后经友人韩烺介绍，去绅士陈伟民家中做家教，并在泰县县议会、泰县初级中学、泰县教育局等处工作过，并在家行医。
武简侯性格刚直，富有正义感。据《泰州志》记载：“民国10年（1921），泰县县长郑辅东阻挠恢复议会，同时串票浮收，激起公愤。武简侯首先发难，向省政府指控。郑辅东又贿赂省方派来检查的委员为之脱卸，武简侯得悉，到宾馆拍桌大骂，并向省方举报查案舞弊情况，迫使郑辅东狼狈去职。民国22年，武简侯主编《泰县晚报》，撰写评论，抨击社会弊端。”
郑辅东（1863—1936）是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曾两任泰县县长。1914年5月，齐耀琳掌管江苏时，将在江西为官的郑辅东调派到泰县。初来乍到的郑辅东尚能知人善用，勤于政事，在2年多任期内，给百姓留下了较好的印象。1921年6月，郑辅东再被委派到泰县，在这次任期，郑辅东虽也做了创办县立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等公益之事，但他在当时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包庇下，重用无恶不作的高小松大肆敛财，导致民怨日深。
1925年，省令地方恢复各级自治，郑辅东为避免受制，阻挠恢复泰县议会，地方人士黄渤深随即上诉行政院并胜诉，可议会已奉令停止。武简侯率先向省府指控郑辅东，随后，又有王荩臣、崔昌龄、冯文海等人控告郑辅东，省府派人到泰县查究，所派的检查委员收受贿赂，为郑辅东洗脱罪责。武简侯听到此事，面见委员，遭拒见。武简侯立即向省府再次举报，终使郑辅东狼狈去职。
33岁的武简侯以青年教师身份扳倒了徇私舞弊的泰县县长郑辅东，一时引起轰动。有好事者取其姓氏谐音，给他起了一个“五子钢”的称号，意指其疾恶如仇，性格如连发五枚子弹的钢枪。武简侯闻之，遂起了个“子钢”的字号。
1927年后，武简侯受教育局局长单毓元推荐，到泰县图书馆任职，主要负责分类编目工作。1931年，泰县修志局编修《泰县志》时，武简侯担当了修志委员会委员兼分纂，参与了卷十四“教育”、卷十五“军备”的编写。在曹海滨接办《泰报》后，他还受邀在《泰报》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1933年，他和友人、张氏妇科第九代传人张木卿共同创办了《泰县晚报》，设馆址在大林桥西。
《泰县晚报》在国民政府中宣部进行了登记注册，报纸以“扫除滓秽，辨明是非，辅社教之不逮，纳人心于正轨”为宗旨，开设了《显微镜》《病菌陈列室》《社会病态》等栏目，他以“侠”“奇”等笔名写了多篇针砭时弊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泰县晚报》每期发行量达500份，在泰州本土报纸中，仅次于《泰报》《江东》等报刊。
由于始终坚持新闻真实与新闻自由的原则，《泰县晚报》得罪了不少权贵和邪佞之人，创刊3年后，因报纸刊载“红丸”一案，武简侯惹上官司。
“红丸”属于明令禁止的毒品，是由不法商人用鸦片加葡萄糖等制成的红色药丸，当时在黑市上很流行。武简侯经调查后，在报纸上刊载了一篇《查获丸贩》的文章，质疑当局不积极缉毒。文章引起了泰县县长张维明的不满。他认为武简侯是往自己的政绩上抹黑。于是，他下令将武简侯关押，后得正义人士帮助，张维明才将他释放。《泰县晚报》在1937年改名《泰县新闻报》，数月后停办。
《泰县新闻报》停办后，武简侯到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学习，兼研习西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对前辈医家经验的理解，写成专著和论文，最早的是他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仲圣方证合一要诀》和《妇科各病外治简要》，这也是他后来著述的大致方向。
1941年泰州沦陷，武简侯在家以行医为业。他的医术在泰州及周边有一定影响。他胆大心细，常运用针灸、外治、推拿等多种疗法攻克疑难杂症。早年，他虽不是以行医为主职，但还是有不少患者上门求诊，很多患者痊愈后，还登报以示感谢。友人程习朋在诗中称赞他的医术“打虎如今又武松”。
武维春小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房，看到几张他保存的剪报，内容是患者登报鸣谢祖父的，其中就有凌直支和许杏农等人推荐别人找祖父治病的文字。若干年后，武维春才知道凌直之就是凌文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凌文渊，泰州人，民国时期中国花鸟画大家、京派绘画代表画家之一。他与陈师曾、萧俊贤、王梦白、齐白石、周肇祥、吴镜汀等一批北京画坛精英，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国画艺术空间。
敌伪盘踞泰州期间，中医业务清淡，武简侯以鬻字来挣取生活费。他擅长楷、行、草三种书体，以草书成就最大。他的书作雅健灵动，清迈豪放，求者甚多。
有人在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面前介绍了武简侯。江亢虎觉得这是人才，就派人来泰邀武简侯出任伪中央大学教授，并提出若干丰厚待遇。武简侯严词拒绝，来人只好灰溜溜地辞别而去。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县立图书馆复原，经馆长夏兆麐聘请，武简侯重回图书馆工作。其间，他将原先所写的《异闻志》《泰州方言考证》《经方随证应用法》《各科简易经效方》《药证学》等著述进行了补充修正。
以《药证学》为例，本书所载药物分为强壮健胃消化药、镇痛镇痉镇静药、镇咳祛痰药、解热药、祛瘀通经药、利尿药、利下药、收敛药、驱虫药、催吐药、变质解凝药、解毒药12类。见于书中的药物有人参、西洋参、鹿茸、何首乌、鸡内金等动植物药材1000余种，每种药物先述其药性，以下分为效能、适用、用量、医家旧说、注意事项等。
2015年，由泰州市政府组织编辑的《泰州文库》收录了《药证学》。所收录的《药证学》是一部影印本，原稿以行书写成，是武简侯书法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不仅学医者可以参考，从书法的角度看，也足资观赏。
1949年，图书馆改组，武简侯专职在家诊病。刚建立的泰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武维春对这张奖状一样的“特邀代表证”印象很深。他的父亲给他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一位共产党党员生病，隐姓埋名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从接触中这位党员觉得祖父是一位正直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就向政府推荐祖父参加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简侯与徐汉江、田吉三、王继川合办志强中医联合诊所，后又与滕少棠等人合办东坝联合诊所。1956年，梅兰芳回乡演出，武简侯曾写信给他，希望借助他的力量促成家乡建一座新型中医院，但未果。
2年后的1958年，政府终于决定建立泰州人民公社中医院。很快武简侯即入中医院任主治医师。他认为“此为千古未有之盛世”，以花甲之龄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医院成立一周年时，他写了一首歌词以示庆贺，其中有云“公社好，公社好，我们中医医院出现了；五九一十初（指1959年1月10日）诞生，生来个子还不小。鼓干劲，争上游，博得人民称赞好。白头老医生，青年学员们，都能随着壮年医师共辛劳。个个求跃进，出技巧，治愈疾病争提早……”
在医院带学生期间，武简侯还写了《草拟本院传授医学方案》，对课程的安排以及习题、试题都作了部署，还要求课堂上穿插问答内容以加深印象。今天重读这些内容，可以感受到当年医院传帮带，共同提高的情景。
1962年底，中医院拟内部印行《医学园地》，武简侯写词祝贺，其中有“花灼灼，果累累，病魔逢之即走避。口碑传，毛颖记，海外人士惊奇异。我神州，重岐黄，辨证治疗有万方。参西学，究生理，同炉而冶倍辉煌。我辈有园地，拓土仅数弓，虽无异卉奇葩，也能开花结实尽芬芳，适合大众观赏与口尝”。他不仅这样讲，同时也写了不少科普性的论述，有些是问答式的，一目了然，医家病家皆能参考。1963年，他被江苏省卫生厅列为江苏省首批名老中医。
武简侯的书房名为易简斋，他写的医书名为《易简斋医学丛书》。当初有人问武简侯为何不将医术传于子孙，他答道：“学医极难，须博览古今方家经验，为患者呕心沥血，恪勤以终，唯恐后代用力寡薄，落入庸医之流，故不传授。”可到了晚年，武简侯又感叹如果后代有学医的，就可以多整理几部医稿了。
武简侯修订的《易简斋医学丛书》计17种，分别为《危证治验录》《怎样认识中医》《妇科各病外治简要》《中医儿科外治备要》《中医花柳病学》《各病外治录存》《经方随证应用法》《农村备用要方》《各科简易经效方》《药证学》《仲圣方证合一要诀》《本草附方选》《针灸杂俎》《中西各病证治会要》《简要按摩术（内外科、伤科）》《中医术语浅释》《小儿适用推拿法》。这套书中，《危证治验录》和《中医花柳病学》现已不存。
武简侯一有时间就在书房里撰写医书，常有一些学医的知青到他那里抄一些验方。当他们遇到难字或须要解释的地方，他总是不厌其烦，经常翻出某本医书给来人看。他说，学医就是要呕心沥血。家人们担心武简侯的身体，叮嘱他不要登高找书给别人看，太劳神了。武简侯不表示反对，但事后他对来求学的人还是一如既往。
20世纪60年代前期是武简侯著述的黄金时间。这时他已年过七旬，自觉时间宝贵。他曾写过一段话：“老年知识分子是极可宝贵的。因为他研究某一种学问，经过了数十年之久，多少有些经验，有些心得，应即从速地交代出来，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他要归道山去了。”他就是这样地只争朝夕，怕时间来不及。武维春总是看到祖父的桌子上堆满书籍和书稿，只剩下能放手臂的一小块地方。
《各科简易经效方》大约60万字。他在前言中说：“治病用药，单方为胜，以其用力专而见效快也。在一般人观之，味数既少，而药物又贱，几疑无甚疗效，而一经合宜用之，则立竿见影转危为安，有为名医家所不及者……”《经方随证应用法》面世后，受到专业和非专业人士的认可和喜爱。安徽芜湖的朱俊并非业内人士，但他酷爱中医，帮助整理了《仲圣方证合一要诀》。出版社认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对仲圣大论精髓的把握上，在临床应用上，《仲圣方证合一要诀》都彰显了仲圣大道至简的特有魅力，更具简洁明了之大美”。
他嘱后人在他去世后，墓碑上写“中医武简侯葬此”。武简侯对中医的深厚感情不言而喻。
武简侯读中医理论著作，不仅仅是研读，而是能从中提炼观点，阐释自己的学术观念。比如，武简侯对针灸进行研究，读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他读到的是一种魏晋精神，一种学术理念和一种儒家思想。武简侯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解读着针灸学上循经取穴的基本规律。
在武简侯看来，中国医学以晋代为界，走的是两种不同的路。一条是疾医的路，指张仲景、华佗等人为代表的实际医学，这是在晋代以前；另外是分出一条阴阳医的路，这是在晋代之后。这里的“阴阳”，是道家所说的阴阳五行之阴阳，不是张仲景所借用代表寒性、热性的阴阳。
晋代学习中医的人，渐渐走进阴阳医的道路，疾医便渐渐减少下去。武简侯认为这是中医的歧途。“自晋代以后，虽然有不少名医出现，而能求到如张仲景、华佗内外科的实际医学，是没有了；而古代疾医方书，流传到现代，除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是再没有了。《金匮要略》还有很多缺佚。”
基于这种认识，武简侯对经方做了多方面的研究。除《仲圣方证合一要诀》外，他又写过《经方应用法》一书，后来扩展为《经方随证应用法》。1962年写完这部书后，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有关人员经研究提了几点看法：①以方为主，以主药分类，殆仿洄溪《伤寒类方》体例，这是治经方者比较正确的观点。②叙证很平实，无游称夸大处。③方义解说亦精当，有根据。④援引前辈经验比较丰富，对后学大有启发和帮助。后来，泰州市科委帮助联系出版社，准备在1964年底出版，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也就耽误下来了。直到40多年后，《经方随证应用法》和《仲圣方证合一要诀》两本武简侯的经方研究成果终于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分别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和学苑出版社出版。
武简侯认为，有时针灸、方剂不能直接达到病灶的地方，采用其他外治的方法则能收到治疗效果。武简侯对经方和外治法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精力。
外治法的应用可以追溯到张仲景。在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如猪胆汁方及蜜煎导法、雄黄熏法、苦参汤熏洗法、头风摩散、矾石汤洗法、狼牙汤洗法、矾石丸和蛇床子散纳法，都属于外治法。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两书看，外治法的使用已经更普遍了。武简侯认为外治法是一种最稳妥、最有效、最经济的疗法，但后世没有重视，是中医的损失。
武简侯在记录自己行医情况时说过一段话：“一些难以诊治的难病奇病，引起我深入追求古今医家经验方剂与适用该病的针灸、按摩、外治、食养及精神等疗法。尤其对于外治法，详加收罗，以备广泛应用，原有意编纂《外治学》，能否成功，尚有待也。”这段话写于1956年，后来在《经方随证应用法》完稿后，他即将《中医儿科外治备要》修订完成，从他保留下来的书稿看，当年他非常希望将医稿尽早整理完成。
“用外治易于治愈之理，则以小儿身体各部诸脏器与脉管、神经等之抵抗力极为薄弱，只须轻微之外治与器械之刺激，其感受性较诸成人特别旺盛，可使内脏、神经、血液，均获得调整正常。设使外用之法稍差，犹可随时变换无害也。至于内服之药，若有贻误，则为害滋多。”这是武简侯在《中医儿科外治备要》弁言中写到的。由此，外治法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此书现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肠痈，小腹肿痞，按之痛，有时发热，自汗，《金匮要略》主用大黄牡丹皮汤。本方从桃仁承气汤中去桂枝、甘草，而易丹皮、瓜子二味。《本经》丹皮主治癥坚瘀血留舍肠胃；瓜子（药皆用冬瓜子，有谓当用甜瓜子）主治腹内积聚、破溃脓血；芒硝泻积热，除蓄结，较大黄为锐；桃仁、大黄均有下瘀血、通血闭之功。合用以除小腹积聚之瘀热而有脓血者。”
“经治盲肠炎及阑尾炎症，阳证多用此方，有服一帖而治者，有服二三帖而治者。阴证用薏苡附子败酱散，多数服二三帖而治。因前各医院亦多采用大黄牡丹皮汤，疗效显著，病例报道颇多。西医有谓，该病不能用泻剂，但在多数病例中，用本方未见有任何危险。可知经方系从临床经验中写出，历治若干人而有效者，迄于今日，尚崭然如新也。”
这是武简侯的手稿内容。他推崇仲景学说，擅长用经方治病。他认为，经方不仅可用来治疗内科杂病，对于一些外科疾病也有堪比手术的疗效。手稿中的“大黄牡丹皮汤”在武简侯手中，就是一把“外科手术刀”。
“桂枝汤一方，如何随证加减，如何随证合方，桂枝汤的方证怎样？是头痛发热（身虽发热，而寒凉与畏风不除）、恶风、自汗（或无汗），脉浮弱或浮数、浮虚，缓更兼其气上冲，外亦有肢体疼痛症（但发于肢疼痛就没有发热的现象了）。伤寒为太阳中风，中作伤字解，即伤风或为感冒至于太阳。桂枝汤的组织和各药物的效能怎样？桂枝——热性，含有挥发油及糖质、单宁酸等，用于皮肤松弛、容易出汗的体质，能使血管兴奋，末梢血管充血而助体温下降，有镇痉、镇静、健胃、祛风、通经强心、利尿诸作用。芍药——寒性，含有安息香酸及树脂、鞣酸等，用于腹部结实拘挛及腹筋凝结而有充血之人，有镇痛解热、散恶血等作用。甘草——平性，含有糖质及软脂、胶质等，用缓诸般神经急迫症状，作缓和药，一作解毒药或黏滑药等。大枣——平性，含有钙质，用于身体牵引强急、知觉过敏等症，有润膜生津、利尿、和气血、安神经、通达组织等之能。生姜——热性，含有挥发油，用于胃部无炎性之水毒上逆而呕吐、咳嗽、嗳气等，有祛风、利尿等作用。”
被中医界誉为群方之祖的桂枝汤，从以上武简侯的手稿记录来看，对每味药从西医和中医两个角度分析和总结，讲得非常明朗并且很科普。同时，他也整理分析了古今医家对于桂枝汤的解释。
“只有时贤刘明先生在所撰的《太阳感冒伤寒中风》一篇文字中详述桂枝汤主治功能极透，并称桂枝汤在经验上确有消灭肠道细菌之力。《皇汉医学》认为太阳病症有头项强痛、恶寒之症时，以表而汗自出、脉浮弱者，为桂枝汤之证。虽然脉浮弱而有上（系形之气，如头项强痛即为上之微）之意味，恶寒而汗不出者，亦宜用本方治之。吉益东洞用此方治疗上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又方之恶寒、鼻鸣干呕者，外邪之候也，本方主之。脉浮弱或浮数而恶寒者，症虽不具，亦用此方。若汗吐下后仍发热，汗出而身疼痛者此方独可用。《汉方与汉药》（丘晨波译）中桂枝汤用于头痛、发热、出汗而恶寒、腹筋挛结者。叶橘泉《古今临床之运用桂枝汤方》云：大抵以头痛发热、恶风恶寒、脉浮弱、自汗出或身疼痛者为目标。按《皇汉医学》桂枝汤后备考下云：桂枝汤不仅为风邪初起之治剂，不误其应用之目标，不论如何之病均能治之。叶橘泉亦云：本方的应用不论病的时期早晚，证之在表在里也。参考以上诸说，就不难熟悉桂枝汤对证使用之目标，更不难窥见中医为唯物辩证医学之一斑。汤本求真《汉方新解》（徐柏生译）云：桂枝加芍药汤及桂枝加桂汤，适应瘀热性下痢、消化不良症、腹痛、手足挛急难屈等。以上皆系前人经验，由根据本方目标而取得良效的其他各种病症，总可凭上述目标广泛运用。”
武简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载的方剂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治病用药，单方为胜，以其用力专而见效快也。在一般人观之，味数既少，而药物又贱，几疑无甚疗效，而一经合宜用之，则立竿见影，转危为安，有为名医家所不及者。”
武简侯有两方闲章：一方是“以振兴四千年中医为己任”，他在书稿和一些处方上都盖此印以明志；另一方是“文词师古，医术从新，草书自误，拘谨愚民”，这方印鉴正好概括了他所擅长的三个方面，即文学、医学和书法。
武简侯不仅医术高超，理论深厚，其书法也深得孙龙父（与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合称“江苏书坛四老”）的赞誉和推崇。武简侯少时写过颜真卿《东方画赞》一类帖，而草书得力于孙过庭《书谱》，其楷书、行书、草书均与所说不类。
文史大家卞孝萱述其“遍览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楷、行、草三体兼擅，草书之成就尤大。”美术史家张郁明认为：“武简侯的书法自成体系，精于楷书、行书和草书……能于传统中化解出来，灌输自己的理解、意志，树建自己的风格。”1966年5月，武简侯将当时发表的毛主席诗词37首写成一个手卷。这个手卷有4米多长，是他平生写的大件作品，这时他已经是74岁高龄了，卷后的跋说自己好久不写草书，手腕荒疏，但从作品看足可见其深厚的腕力。200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武简侯书法集》，基本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