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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说过，《西游记》里的“七兄弟”，来源于早期故事里的“五人组”，这是一个猴精家族。在这个家族里，本来有两个大圣，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他们是兄弟，但排名比较乱，也叫不准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正好应了那个成语——难兄难弟。姑且就说：“通天”难为兄，“齐天”难为弟。这两位“大圣”都是后来《西游记》里孙悟空的重要原型。只不过，后来统一叫“齐天大圣”了。
那么，这个“大圣”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大圣”，应该跟当时福建流行的大圣信仰有关系。
我们知道，福建地区的地理环境是很有特点的，这里山脉围绕，密林深广。古时候，当地就有大量的猴类生存繁衍。而伴随着人类的开发活动，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加剧。人类要生存，猴类也要生存。如此一来，人与猴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引发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据宋人梁克家的《三山志》记载，早在唐代大历年间，古田地区就经常发生猴群骚扰人类、破坏庄稼的事件，给当地居民造成很大麻烦。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人与动物在争夺生存空间，但当时的人们对猴类的生物学认识，还是相对有限的，加上担忧、焦虑，大量带有浪漫色彩的想象成分，就伴随着一些谣言流行起来。普通的猴子，被想象成一种生活在深山里的人形神秘生物——“山都木客”。既然是谣言，当然是越传越夸张的，在口耳相传的传播过程中，这类神秘生物的“破坏性”越来越大，“邪恶感”也越来越强，它们不仅干扰人类的正常生活，甚至劫掠妇女、散播瘟疫，直接威胁到民众的人身安全。到最后，生物学意义上的猴子，不仅被神秘化，更被赋予神格，演化为一种恶神。宋代洪迈《夷坚志》卷六就生动记录了福建地区猴形恶神的传说。出于敬畏心理，民众纷纷为其设祠立庙，敬献祭拜，祈求平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劫掠妇女的猴王。当时最突出的形象，就是“丹霞大圣”，这在《三山志》《福州府志》《闽都别记》中都有记载。“丹霞大圣”后来被陈靖姑收服，成为其手下一员干将。这个传说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精，显然存在基因联系，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好色版”的孙悟空原型。请注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固然不好色，但他的原型其实是好色的，后文还会讲到。
先不扯太远，把话题拉回来。到了元明时期，福建地区的“大圣崇拜”就更流行了。特别是顺昌地区，当地形成了以“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有学者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顺昌地区的“大圣信仰”中，“通天”“齐天”两位“大圣”信仰曾经有过一个“争雄”的阶段——就是两个人的名头都很大，谁也压不倒谁。这个阶段，主要就在元明时期。
而元明时期，正是“西游”故事定型的时期。这段时间里，“猴行者”向“孙行者”过渡，最终定型为“孙悟空”。
本来，这就是一个从“行者”过渡到“悟空”的过程。但福建地区的“大圣”形象又参与进来，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况且，福建地区叫“大圣”的猴王，还不止一个，既有通天大圣，又有齐天大圣。这哥俩谁也不服谁，系统就有点紊乱。等到系统重新稳定下来，猴王的称号就如此处理了：他大名孙悟空，但也叫行者，又叫大圣。至于是哪个大圣？以齐天大圣为主，通天大圣则被隐去了。即使是江湖兄弟，也不提这个名号，就是怕搞乱了。
那么，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等令人敬畏的猴王，为什么会被冠上“大圣”称号呢？这应该与当时福建地区流行的瑜伽教有关。
瑜伽教的前身是印度教的一个学派——瑜伽行派。进入中国以后，它逐渐与民间的巫术和佛道信仰杂糅在一起，成为一种亦道亦佛的宗教形态。瑜伽行派在唐初传入中国，大约在晚唐的时候，该教派就已经流传到福建地区。到了宋代，它已经与道教和当地民间宗教融合在一起。这个教派带有很强的世俗功利色彩，当地民众信奉瑜伽教，也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目的。因为这个教派，主打的是治病禳灾。遇到头疼脑热，可以找他们；想要趋吉避凶，也可以找他们；需要请一个“捉鬼敢死队”，还可以请他们。如此一来，瑜伽教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就结合得愈发紧密，信奉者也就很多了。
瑜伽教所敬奉的一众神祇里，许多都以“大圣”为号，比如雪山大圣、象鼻大圣、雄威大圣，等等。瑜伽教的师父们在治病禳灾的时候，这些神祇的名号频繁出现，民众自然对他们耳熟能详，进而出于同样的敬畏、崇拜的心理，将“大圣”名号用于当地的猿猴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看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名号不是随便冒出来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是瑜伽教信仰与当地猿猴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原来既有“通天大圣”，也有“齐天大圣”，最后才统一为“齐天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