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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史料之搜集，一为古物，二为古籍。然古代器物多无文字，即有文字，亦甚简略，非好古敏求不能审定。周以前之书籍，存者无几，周以后之著述，真伪杂出，非博学慎思不能鉴别。如明人信韩愈之说，以《岣嵝碑》为《禹碑》，为作释文
（杨慎作《禹碑》释文），
而不知其字奇而不合法，韵奇而不合古，必为伪作
（据顾炎武《金石文字记》）。
宋人信李朝儒之说，谓铜盘铭得之凤翔府比干墓
（张邦基《墨庄漫录》），
而不知此盘实在唐时偃师县出土，并非比干墓物
（据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又如西人信《伪古文尚书》，研究《胤征》篇日蚀之日期，费数人之力，成书一册
（一八八九年荷兰京城学士
院出版《书经之日蚀》），
而不知此篇为后人伪作，并非原书。西人又信《拾遗记》周初泥离国来朝，谓泥离来自埃及之尼罗河
（见法人包德尔《古代中国考》），
而不知《拾遗记》为晋人小说，原非实录。近时吾国学者又发生反动，处处勇于疑古。如近人谓三代以前无金属货币，而《尚书·尧典》
有“金作赎刑”。夏字为大禹有天下之号，而《尧典》有“蛮夷猾夏”，遂谓《尧典》为后人伪作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以金属做成钱币，是否真始于三代？以夏字代表中国，是否真始于大禹？此为考古学尚未解决之问题。且古人谓铜为金，其计则以斤以两
（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已主此说），
是金字并非确指钱币，古字多假借，传写易误。前人已谓“猾夏”本作“搰扰”
（同上）
，是夏字并非确指中夏。举此一端，即可见鉴别书古之不易。若论及发掘古物，考证时代，此又在考古学范围以内。未涉此学者，更无所容其讨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