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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古称“自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 （《春秋 元命苞》） ，昔人多以为妄，然习地质学、人种学者，皆知此数并不为大。实则至自有地球以来，至少已一万万年 （据美人奥士彭《生命之来源及进化》）， 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一百万年 （据英人齐斯《古代人民考》）。 而在此长久时间之内，自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以至坐电车，乘飞艇，无一日非文化之进行，即无一日非文化史之材料。屈原有言：“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楚辞·天问》） 盖当时虽有多年之史事，惜无文字之记载，故埋没不彰，放失不传。美人鲁宾孙（Robinson）曰：“人类已过之史，假如分订十册，每册千页。吾人所知者，尚不足最末一页之所记。” （《西欧发展史》第二章） 此言极是。盖世界文字之发现，最早者距今亦不过五六千年。而文字所记载，又往往万不得一、千不得一。法人塞诺波作《文化史》，分有史以前为一期，有史以后为一期 （《古代文化史》）。 吾人须知，有史以后，虽有记载，而时间极短；有史以前，则时间甚长，惜无书可查。然则吾人对于历史之智识，固已为数无几。西国考古学家，由发掘（excavation）之结果，已知现时知识之有限。如十年前，塞诺波谓巴比伦文化在四千年前 （《古代文化史》）， 而近时美国费拉德非亚大学在巴比伦已发现六千年前之古庙及石刻石画 （见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八日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 报）。 塞诺波谓埃及文化在五千年前 （《古代文化史》）， 而近年英人又在埃及发现五千年前之古墓，内藏器物，精致异常 （一九二三年伦敦《太晤士画报》详载其图）。 由此又可推知，其文化去今必不止五六千年。英人齐恩（Keane）曰：“自考古学进步以来，埃及文化，愈推愈远。” （《人类学》第四章） 推之他国，推之吾国，何独不然。近人谓：“尧舜至多不过为半开化部落之一酋长。”疑古未免太过。盖近人误以敢于疑古为科学方法，而不知真科学方法在疏通证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