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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者，所以记人类社会进步之状况，与政治史专记治乱兴亡、法制史专记典章制度者不同。汉以前有书，名曰《世本》，内有制作篇，多纪先圣制作，近于文化史之性质。惜其书久亡 （清儒有补辑本，惟不及十一）， 后来史家多不知此义。如黄帝时发明器物甚多，皆人生日用所需，文化史必详述之，以见生活之进步，而司马迁竟一字不提 （《史记·五帝纪》）。 汉明帝使人求佛书，为输入宗教之大事，文化史必详述之，以见思想之变化，而范蔚宗仅志以数语 （《后汉书·西域传》）。 反之，如《史记》叙楚汉战争，连篇累牍，文化史则可不著一字；《汉书》叙王莽篡位，连篇累牍，文化史又可不著一字。又如汉宫室建筑极精 （如《三辅黄图》《两都赋》所叙，可见一斑）， 正史皆不载，而文化史则不可不记，以见工程之进步；汉画像雕刻极工（ 如孝堂山武梁祠石室所刻， 可见一斑）， 正史皆不载，而文化史则不可不记，以见美术之进步。知此，则可见普通史与文化史之异别。昔隗禧讥《左传》为“相斫书”，王安石讥《春秋》为“断烂朝报”。李世勣对唐帝之言曰：“此陛下家事。”余谓如能避去“相斫书”“断烂朝报”及“陛下家事”之类，凡关于国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进步者，皆在文化史范围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