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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文化”这个词来形容人类对他们所在环境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在我们心灵的引导下，身体的各种运动所积累起来的结果。心灵如同启发源，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指导和协助我们的身体发展。最后，人们会通过分析发现，没有一个人类表达是不带有心灵目标性的。然而，过分强调心灵的作用并不总是好事，如果我们要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身体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心灵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管理环境，以便保护身体，使其能够抵抗疾病、死亡、损伤、事故和功能衰退。我们感受到快乐、痛苦，创造幻想，以及将自己与时好时坏的情境相认同的能力，都是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身体面对特定情境时所做出的反应，正是情绪所决定的。幻想和认同是预见的方式，但其作用远不止这些，还能根据身体的动作来激发情感。因此，一个人的情绪会深深打上他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他为自己设定的追求目标的烙印。尽管这些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身体，但并不完全依赖于他的身体：从始至终，他们主要依赖的只有目标和生活方式。
当然，一个人的本质并非仅仅由他的生活方式所支配。他所有的表象并非是由态度独立产生的，这些态度必须得到情感的强化才能促进行动。个体心理学的独到之处在于我们发现情绪永远不会与生活方式产生冲突。在存在目标的地方，情绪总是配合它完成。我们必须跳出生理学或生物学的领域，因为情感的产生无法被化学理论解释，也无法通过化学检测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预设生理过程的存在，但更关注的是心理目标。我们并不过于担心焦虑如何影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而更关注焦虑的目标和结果。采用这种视角，焦虑就不再被视为性压抑的结果，或者不再被当成家境艰难的后遗症。这样的解释是偏离主题的。我们知道，一个习惯于依赖母亲的孩子，可能会发现焦虑—无论其源头是什么—是一种有效控制母亲的手段。单纯描述愤怒的生理状况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控制个体或情境的工具。我们可以承认，每种身体和精神的表达都需要建立在遗传的基础之上，但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向了如何利用这些基础，以达到特定的目标。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方法。
在每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情感按照实现其目标所需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增长和发展。他的焦虑或勇敢、喜悦或悲伤，始终与他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它们的比例、强度、主导地位，都恰如其分地与预期相符。那些通过悲伤实现优越目标的人无法从成就中感到快乐或满足，只有身处痛苦中时，他才能感到快乐。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情感是如何伴随需要时现时消的。例如，患有广场恐惧症的人在家中或在控制他人的情况下可能会失去焦虑感。所有精神病患者都会排除他们感到无法胜任的生活环境。情绪的基调与生活方式一样，是固定的。例如，一个懦弱的人始终是懦弱的，即使他在弱者面前表现出傲慢，或在他人的庇护下显得勇敢。他都可能会在他的门上装上三把锁，用警犬和陷阱保护自己，然后坚称自己勇敢无比。虽然没有人能证明他的焦虑，但他的懦弱性格已经暴露无遗。
我有一个病人，作为家中的次子，他无法摆脱罪恶感困扰。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以诚实著称的人，当这个男孩七岁的时候，他对学校的老师撒了一个谎，说他完成了一项家庭作业，实际上作业是由哥哥帮他完成的。男孩隐藏了这种罪恶感三年。最后，他向老师坦白了这个可怕的谎言，可老师只是笑了笑。接着，他含着眼泪找到父亲，再次坦诚自己的罪过。这一次，他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父亲因儿子的诚实而感到骄傲，因此他得到了父亲的赞扬和安慰。尽管男孩已经得到了父亲的宽恕，但那种自责感一直持续了很久。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孩通过对自己的严格自责，证明了他的高尚品质和严格纪律。他所处的家庭环境给了他追求诚实的冲动。哥哥在学业和社交魅力上的优势让他感到自卑，因此他试图通过苛待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优越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自卑感越来越多。他在学业中始终保持着那些欺骗行为，但这种罪恶感总是在考试前爆发。年复一年，这种问题日积月累，让他那敏感而脆弱的良心背负了太多，以至于他总是为自己无法达到哥哥的水平而寻找借口。大学毕业后，他计划从事技术工作，然而强烈的罪恶感让他全天陷于祈祷中，希望上帝能原谅他。如此一来，他又无暇工作。他的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被送入精神病院时，人们都认为他再也无法康复了。
然而很快，在病情有所改善后，他便出了院，但院方要求他，如果病情恶化，必须即刻返院。他改变了职业方向，开始研究艺术史。考试来临时，他选择在公众节日前往教堂，然后在众人面前哭泣号啕，大声宣告：“我是所有人中最大的罪人。”他再次成功地吸引了人们对他的同情。结果，他再度被送入了精神病院，一段时间后，他回到家。他体格健壮，至少在这一点上，他能与他的哥哥以及其他男人一较高下。
他的罪恶感成了他追求优越感的工具，他通过展现比他人更诚实的一面而努力达到优越感。然而，他的挣扎让他的生活显得毫无意义。他对考试和职业工作的逃避揭示了他的懦弱和无力；他的整个神经质症状实际上是有目的地回避失败的恐惧；他在教堂的哭泣和家庭聚餐中出人意料地裸露，都清楚地揭示了他正通过不恰当的方式追求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需要这些行为，他所引发的情感也完全符合这些行为。
就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人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中努力构建他的精神统一性，以及建立心灵与肉身的联系。他会通过调整遗传素质和从外界环境中获得的影响，适应他的优越性追求。等一过五岁生日，他的个性便已成型。他对生活的理解、他的目标、他趋近目标的方式，以及他的情感倾向都已经稳定下来。它们在未来或许可以被改变，但这种改变只有当他从童年时期形成的误解中解脱出来之后才可能发生。正如他以前的所有行为都与对生活的理解一致，如果能纠正这个误解，他的新行为也将与他新的理解保持一致。
一个人通过感官与周围环境接触，并从中获取印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身体的方式，看出他准备从环境中接受什么样的印象，如何利用他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能通过注意一个人看待事物和倾听事物的方式，以及他关注的事物，深入了解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姿势如此重要，它们往往展示了感官的训练以及选择接受某种印象的用途。姿势总是受到其含义的约束。
我们现在能够对心理学有更深入的定义了。心理学就是理解一个人如何看待自身感知的科学。同时，我们也开始理解，人类思维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在生理上不能适应环境，无法满足环境需求的身体，通常会在心理上被感知为一种负担。因此，那些由于身体机能不全而遭受痛苦的孩子，常常会遇到比常人更大的心理发展难题。他们的心灵在推动其身体朝向优越的位置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要想达到与他人相同的目标，他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心理力量，要比其他人更专注才行。因此，心理负担过重，他们会变得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过于倾向自我主义。当一个孩子总是被自身缺陷和行动困扰时，他就没有额外的精力去关注自我以外的事物了。他既没有时间，又没有余力对他人产生兴趣，如此一来，他就会以较低的社会感和合作能力长大成人。
身体上的不完美固然带来了诸多挑战，但这些挑战绝不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如果心灵积极努力地去应对挑战，个体完全有可能获得和常人一样的成功。实际上，有些天生残疾的孩子，尽管面临挑战，却往往能完成比那些身体更为健全的孩子更多的事情。这是因为，挑战成了他们前进的催化剂。
举例来说，一个视力不佳的男孩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进而更专注于看清事物。对视觉世界的过分关注，让他对分辨颜色和形状更感兴趣。结果，他对视觉世界的理解远远超过了那些视力健康的孩子。因此，身体上的不完美有可能成为获取巨大优势的源头，关键在于心灵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在画家和诗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视力上都有所欠缺。他们通过训练有素的心灵去控制这些问题，最终，比那些视力健全的人更能精准使用自己的眼睛。
还有一些常见的补偿例子，如一些孩子天生是左撇子却没有被父母和老师发现。结果，无论在家里还是课堂上，他们都被训练去使用不擅长的右手，而这导致他们在写作、绘画或者手工艺上没有出色的表现。如果他们能够在心灵上克服种种困难，那么这个不擅长的右手很可能会发展出高度的艺术感。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左撇子的孩子往往比其他人写字更好，也更有绘画的天赋，或者更具有技巧。这是因为他们通过培养兴趣、进行训练和练习，找到了正确方法，把自身的弱点转化为优势。
成功地弥补身体缺陷，需要孩子们有超越自我的目标、为集体做贡献的意识。若孩子们只专注于逃避困难，他们的发展将停滞不前。只有心中怀有目标，并且当实现这个目标的价值超过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时，他们才能保持前行的勇气。这是一个关乎兴趣和注意力倾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如果孩子们为了超越自我而努力，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训练和适应自己以达成目标，那么这时的困难仅仅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然而，如果他们关注的只是自身的缺点，只是试图摆脱这些困扰而没有其他目标，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
一只笨拙的右手不能仅仅通过幻想和避免使用而变得不那么笨拙，只有通过勤加练习才能变得更为灵巧。而这就需要对成就多一点渴望，至少要超过此时此刻的沮丧才可以。一个想要集中力量去克服困难的孩子，首先就要制定一个超越自我的行动目标。当然，这个目标必须建立在现实的、与他人合作的基础之上。
我在研究一些肾功能不全的家族时，发现一个很好利用遗传性缺陷的精彩案例。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常常在幼年时患有遗尿症。器官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它可能在肾脏或膀胱中表现出来，或者通过脊柱分裂显现出来，有时，从腰部的痣或胎记也能推断出来。然而，这些器官缺陷并不能完全解释遗尿症的现象。孩子们的症状并非完全是因为器官的缺陷，症状的出现往往是因为孩子的某种目的。例如，有些孩子只在夜间尿床，白天却从未尿过裤子。有时，尿床的症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或父母态度的改变而突然消失。除了心智不健全的孩子，遗尿症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只要孩子们不再利用其身体缺陷来实现某些目的。
然而，对于遗尿症患儿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往往在于他们并不想克服病症，而是非常想要将这种病症继续下去。经验丰富的母亲往往可以予以纠正，但若是遇到粗心大意的母亲，这种弱点便会持续存在下去。在这些受肾脏或膀胱疾病困扰的家庭中，与排尿相关的所有事情都会被过度放大：母亲们会用尽各种错误方法过度地阻止孩子尿床。当孩子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如此受重视时，那么他可能就会抵抗治疗。这无疑是一个对这种过度教育绝好的反抗机会。
假如孩子想要反抗父母给他的待遇，他总会找出父母最脆弱的地方进行攻击。德国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发现一个惊人的罪犯比例，即罪犯往往来自那些对犯罪态度严苛的家庭，如法官、警察或监狱警卫的家庭。教师家庭往往会培养出特别顽劣的孩子。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这种情况基本属实。我还发现，医生家庭往往会培养出大量的神经质孩子，牧师家庭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犯罪儿童。同样，父母过度强调排尿问题的孩子，在儿童时期就有了一个清晰地表达他们自由意志的方式。
遗尿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从而展示出我们是如何利用梦境来激发那些与即将采取的行动相适应的情绪。常常有一些尿床的孩子会梦见自己已经起床去厕所了。他们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制造借口，使尿床合理化。通常，遗尿症的目的是吸引他人的注意，促使他们屈服，让他们把所有眼光都放在自己身上。有时，习惯的形成往往代表着敌意的声明，这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反抗。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出遗尿症实际上是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孩子通过他对膀胱的控制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代替了嘴巴的控诉。身体缺陷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达观点的方式，这样通过身体来表达自我的孩子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些孩子往往是被宠坏的孩子，一旦失去家里最瞩目的地位，如家里多了一个新生儿，发现要得到母亲全心全意的关注已十分困难了，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争夺母亲的注意力。因此，遗尿症象征着他们试图靠近母亲的一种方式，哪怕这种方式让人不悦。
遗尿症实际是在告诉母亲：我并没有你认为的那么独立成熟，我仍然需要你的关注和照顾。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或他们身上有其他的缺陷，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例如，利用声音来建立联系，如在夜间变得不安、哭闹；还有的孩子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来，或者口渴并大声呼唤水。所有这些表达的心理背景都是相似的。选择使用哪种症状来表达自我，一部分取决于身体的状况，另一部分取决于环境的态度。
这样的案例精彩地揭示了心理对身体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心理不仅影响我们选择哪种特定的身体症状来表达，还可能在引导和塑造我们身体构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甚至很难找到确立这个证据的方法，但证据其实早已经不言而喻了。
例如，如果一个男孩胆子十分小，以至于影响到了他的整体发展。他可能就对身体上的一切成就不屑一顾，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认为此生根本与这些成就无缘。因此，他不会想到以积极有效的方式训练他的肌肉，而是会排斥所有可能刺激他肌肉发展的外部因素。与此相比，对训练自己肌肉感兴趣，愿意接受这方面刺激的孩子可能会在体能上取得更大的进步。然而，由于这个男孩的兴趣受到了阻碍，往往会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人。
从这样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公正地推断，身体的整体形态和发展都受到心理因素的深刻影响，并反映了心理层面的不足或错误。我们经常能看到身体的特定表现，它们明显是心理缺陷的直接结果，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弥补难题的结果。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比如说，内分泌腺在生命的前四五年中，就可能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有缺陷的腺体从未强制性地决定这一行为，它们反而会持续受到整个环境、孩子接收感知的方向，以及他在这个充满兴趣的环境中的思考和创造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