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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和自由联想已被证实有一定的作用：梦境中的自我与清醒状态下的自我是相同的，但在梦中，社会需求的压力相对较少，自我能更多地以不设防和不加掩饰的方式呈现出来。不过，要想快速理解个体赋予自己和生命的意义，最有力的工具是记忆。每一个记忆，无论对于个体来说多么微不足道，都代表了某个值得他回忆的事。之所以被铭记，是因为它在他的生命中拥有一定的分量。这种记忆告诉他“这就是你必须期待的”或者“这是你必须避免的”或者“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验本身并不像事实那么重要，只有特定的经验才能长久地留存在记忆中，并被用来塑造对生活的理解。每一个记忆都是一种纪念，一种对生命理解的标志。

早期的童年记忆尤其有助于揭示一个人对生命的特殊理解已持续了多久，以及最初形成他人生观的环境是怎样的。这些最初的记忆因两个原因而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它们囊括了个体对自我和所处环境的基本评估。它们是个体首次全面审视自身，对自我形象以及所面临的要求做出的一种综合性的象征性描述。第二，这些记忆构成了他最早的主观经验，也成为他人生故事的开篇。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这种记忆中看到他对自己的弱点和不足的认知，也可以看到他所期待的对力量和安全感的理想，并且他时常在两者之间比较和衡量。对于心理学的目的来说，个体认为的“第一个记忆”是否真的是他能回忆起的第一个事件，甚至这个事件是否真实存在过，都并不那么重要。记忆的价值主要在于他们如何理解这件事，以及这件事对现在和未来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让我们通过早期的一些记忆案例来展示它们如何构筑了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请思考这样一个记忆：“咖啡壶从桌子上掉落，烫伤了我。”这个记忆背后所描绘的生活画卷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将这个事件作为人生开篇的女孩，在面对生活时可能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她大概会过高地评估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她因此而怨恨别人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照，我们一定不会为此而感到惊讶。毕竟，竟有人如此粗心地让一个小孩面临这样被烫伤的风险！

再看一个早期记忆的案例：“我记得三岁那年从婴儿车上掉了下来。”这个记忆与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相伴随，梦境中“世界即将走向终结，我在深夜中醒来，看到天空被炽热的火焰照亮。所有的星星都陨落，我们即将与另一个星球相撞。就在撞击的瞬间，我被惊醒了”。当这个学生被问及他是否害怕什么时，他回答：“我害怕我在生活中不会成功。”显然，他的早期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都在心理上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无比地恐惧失败和灾难。

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遗尿症和与母亲的冲突而被带到诊所。他的第一个记忆是：“我妈妈以为我迷路了，她跑到街上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充满了恐惧。然而事实是，我一直躲在家里的壁橱里。”从这个记忆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他对生命的理解：“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制造麻烦来吸引注意，通过诡计保证自身的安全。我可能被忽视了，但我也愚弄了别人。”他的遗尿症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让他始终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上，而母亲对他的焦虑和紧张进一步印证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就像我们之前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也早早形成了这样的认知，即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只有引发别人的担忧，他才会感到安全。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保当他需要保护时，人们便会立刻出现在他身边。

有一个35岁的女士，她最早的记忆是：“我三岁时曾下到地下室去。当我在黑暗的楼梯上摸索时，一个比我稍大的男性表亲打开门跟我一起摸黑走了下去。这让我更恐慌。”从这个记忆中我们可以推断，她在童年时期可能并未习惯与其他孩子交往，尤其是男性同伴，这让她格外不安。可以判断出她是独生女，这已经得到证实，而且她直到35岁依然未婚。

还有些记忆能揭示出更高程度的社会情感发展：“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妹妹的婴儿车。”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仍可能看出她只在弱者面前才感到自在，甚至可能有过于依赖母亲的倾向。新生儿的到来常常是家庭成员照顾彼此的机会，让年长的孩子们参与照顾新生儿，分担起保护他的责任。如果年长的孩子能被引导参与其中，他们就不会认为是新生儿剥夺了自己应得的关注。

然而，对社交的渴望并不等于对他人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当一个女孩被问到最初记忆时，她回答道：“我记得我和姐姐，以及另外两个女孩一起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是如何训练自己投入社交生活的。然而，当她坦诚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害怕被单独留下”时，我们获悉了她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理解，还看到了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一旦我们找到并理解了赋予生命的意义，便把握住了自己人格的钥匙。有时，人们坚信人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但这样的观点往往出自那些从未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途径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任何讨论或治疗都没有意义，除非找出并纠正他们最初的错误。改变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学习与人合作并勇敢地直面生活。

与人合作是防止人们倾向神经质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对孩子进行合作的教育和激励，鼓励他们在同龄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共同完成任务和游戏，这是至关重要的。任何阻碍其与人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被宠溺的孩子只关心自己，并将这种对他人冷漠的态度带到学校中去。他对课程之所以感兴趣，仅限于这可以获得老师的称赞，他只会倾听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越接近成年，他在社会情感上的失败会变得愈发明显。他第一次犯错时，就已经放弃了对责任和独立性的学习和适应。如今，他对生命中的任何挑战都显得捉襟见肘、苦不堪言。

我们不能谴责他的缺陷：他只有在体验到后果时才会想要去弥补这些缺陷。就像我们永远不会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孩子能在地理考试中取得高分；同理，我们也无法期望一个未经过合作训练的孩子在需要合作的任务中交出满意的答卷。然而，生活中的每一道难题都需要合作的力量来解决；每一个任务都需要我们在人类社会的大框架内去把握，并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以提升人类福祉的方式去完成。个体只有理解了生命即付出，才能有勇气去面对他的困难。

教师、父母和心理学家必须承认和理解：在赋予生命以意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只有当他们自身不再重蹈覆辙时，我们才更有信心，引导那些缺乏社会关注度的孩子们在面对自身能力和生活机遇时有一个更好的认知。当面临问题时，既不会止步不前，不轻易寻求逃脱，不试图逃避责任或将压力推给他人，不要求特殊的对待和同情，不因羞愧而寻求报复，又不会发出这样的质疑—“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他们会这样说：“我们必须铸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去完成它。我们主宰自己的行为，去除旧的工作，从事新的工作，都由我决定。”

如果每个独立自主的人都能以合作的方式来对待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进步将是目力所难企及的。 ZGwaBN+KDwcODvmVAMF8EjoqVlhz79MsF7Tu3cmUcpbIUbBwnHAvSKjfbQCZj4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