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学篇

古以宦学连称，亦以仕学并举。《礼记》言“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礼记·曲礼 》。《论语》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张 》。是也。宦者学习，仕者任事，《 史记·留侯世家 》 言“良年少，未宦事韩”。事即仕也 。然宦学二者，又自殊途，学于学庠，宦于官署，所学各不相干。古学校不能谓无其物，然迄未闻有一人焉卒业于学校，进身于仕途，或则出其在校所学以致用者，由此。盖古之学校，其初实神教之府。春秋教以礼乐，礼者，事神之仪；乐者，娱神之乐。冬夏教以诗书，诗者，乐之歌辞；书者，教中故籍也。故太学、清庙、明堂，异名同物。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非文事武事相干，释奠于明堂之神也。尊师重道，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北面请益而弗臣，非知重学问，尊教中之老宿也。然则古学校中，初无致用之学，所有者，则幽深玄远之哲学耳。《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曰：“君子以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汉志》所称道家为君人南面之学，其说略存于《老子》《管子》书中，皆哲学与神教相杂者也。墨子最重实用，而辩学之剖析微芒者反存于《墨经》中，以其学出于史角，史角明于效庙之礼故也。切于实用之学，则从官署之中，孕育而出。《汉志》所推九流之学，出于王官是也。九流之家，固多兼通古之神教哲学，然特以此润饰其任事之术，其缘起固判然不同，任职官署之人，尤未必通知九流之学，观九流为私家之学，浸且为始皇所禁，而令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可知也。秦始皇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士言，此博士之流，始皇所与共图天下者，然特谟议于庙堂之上而已。奉行法令者，不求其有所知也。降逮汉初犹是如此。

行法者贵能通知法意，尤贵能得法外意。能知法意，则奉行可以尽善；能得法外意，则并可知法之弊而筹改革之方矣。欲通知法意，非深通其所事之科之学不可；欲能得法外意，则必兼通他科之学；故宦学合一，实学术之一进化，亦政治之一进化也。宦学之合一，其自汉置博士弟子许其入官始乎？史称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学彬彬之士，即美其非仅通当代法令而已也。中国历代选举之途甚多，政府之所最重者，为学校、科举两途，所可惜者，学校这所肄，科举之所试，皆非当官之所务。致学校科举出身之人，其习于事，反不如异途，而亦并不能通知其意耳。

昔日之教育，皆所以教治人之人者也。而学校之所肄，科举之所试，皆非当官之所务，何邪？此其故，一当求之法制之沿革，一则由于事实之迁流也。汉世博士弟子，其所学者，原不如法吏之切于用；然汉世去古近，儒家之学，可径措之于事者，尚不乏焉，经义折狱，即其一端也。 是时法次甚简，折狱根据习惯若条理者颇多，经义亦习惯若条理之一端，非违法也 。降逮后世，社会情形，去古愈远，通经渐不能致用，而考试之法，则犹沿汉代诸生试家法之旧焉， 后汉左雄所创 。是为唐时之明经。当时高才博学，足以经国理民者，本有秀才科可应，以其大难，能应者寡，后不复举，而俗尚舞章，进士遂为举世所重焉。其科始创于隋，试诗赋，盖炀帝好浮华为之。然度炀帝初意，亦非谓工诗赋者可以经国理民，非如汉灵帝之鸿都，集玩弄之臣，则如唐玄宗之翰林，求书记之选耳；而后遂以辨官才使膺民社，则法制之流失也。历代法制，变迁而失初意者，固多如此。又儒术盛行之世，尊之者，信为包罗事理，囊括古今，通于是者，即可以应付一切；而欲应付一切者，亦皆不可不通于是，此则学校科举之偏重经义，始于宋，盛于元，而大成于明者之所由来也。一时代必有一时代所特尊之学，原不足追古人，惟通于其理者，亦必留于事而后可以应用。而向者学校、科举所求，于能通其理外，事遂一无所习；而其所谓理者，亦实非其理，至自此出身之人，成为一物不知之士，此又法制之流失，浸失其初意也。

清季有老于仕途者，尝语人曰：“官非予之所能为，衙门之所为也。”人问其说，答曰：“须策书之事，则有幕友焉；循例而行之事，则有吏胥焉。予何为哉，坐啸画诺而已矣！设无幕友吏胥，予固不能办其事也。”闻者笑其尸位，其实无足笑也。当官而行，不能不据法令；法令至繁，非专门肄习者，不能深悉。向者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幕友则有刑名、钱谷之司，不能相摄；吏则如六部之分科焉，非好为之，不得已也，所可诧者，则官之一无所知耳。论者深恶官场办事，循名而不责实，一切集矢于吏，清季遂欲一举而尽去之。岂不知循名而不责实，乃社会风气，彼此以文法相诛，而不以真诚相之咎，非行政事者之失。苟政事而不循文法，民益将无所措手足，何则？今日如此者，明日可以如彼，甲地如此者，乙地可以如彼也。故乡者幕友吏胥，各专其职，其事实不容已，亦不可非。所不足者，彼幕友吏胥皆无学问，又或父子相继，或者师友交私，朋比把持，使才智之上，无途以自奋，亦且明知其作奸犯科，欲去之而不得耳。

今者用人之法一变。凡事皆用学校出身之人，此为选法之又一进化。盖出身学校，则不徒习于其事，亦必明于其理。又学校之所肄者，必不止一科，专门之教，先以普通，正科之外，又有辅助，则其人可以多所通晓，而眼光不为一事所拘，合于吾所谓通知法意，并能得法外之意者矣。然一机关之中，必有所特有之事，若其办事之法，与他机关不同者，学校之所教，仅能得其大致，不能并其纤悉者而尽教之也，则必入其机关而后能肄习焉。故明世之监生历事、进士观政，实为良法，惜乎其实之不克举也。今之论者，每咎学校之所学，不能致用，而办事者亦以切于日用自矜，此乃浅之乎视学校者。果但以实用而已，则曷不招若干人，教以粗浅办事之法，如商肆之招学徒乎！故今者学校毕业生，出而任事，仍须别受训练，或事肄习，初不足为学校之耻。所可耻者，转在毕业学校于学仍无所知耳。故学校以求其理，机关以习其事，二者并施诸一人，然后其人为可用，与昔之徒习于事即可致用者不同。此学术与政治之进化，而求其理与习其事，比分于两种机关中求之，此又分工之道然也，皆不足以为病。凡用人之地，求学生之优于学者，宽其练习之岁月，而使之习于事焉。学校则务求其学生之优于学，使其出而任事，与寻常人之仅习于事者不同，则做人之与用人，两得之矣。

昔宋苏轼尝以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为自古豪杰之场，其人不能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而愿其君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夫人之善于某，不善于某，亦视其教之何如耳。苏氏所谓长于声律经义之吴楚闽蜀，其在先世，非朴塞无文，欲求学问，必游京雒者邪？故今之教育选举，无所谓某地之人宜于其事，某地之人不宜某学也，一概施之可矣。独至沦陷区域，则吾谓于普通教育选举之法以外，不可不别筹教之、取之之方。今者虽考试，应试者大都出身学校之人，法令即或不拘，其实非出身学校者仍寡，盖重视学校之风气使之然也。必先历学校，然后得应试，以防其袭取于一朝，虽以学校教之，又必甄别之以试验，以防其有名无实，此盖自宋世范仲淹以来之所力求。至明，立学校储才以待科举之法，然后大成者，袭其遗规，岂不甚善。然明虽立此法，学校实徒有其名，何邪？盖一种学问之初兴也，能之者不多，所被之区亦不广，欲求其学者，不得不走千里，就其人之所在而师之。如汉世文翁、尹珍等身求学，或遣人就学，不得不赴京师是也。及其既已广布，则不然也。明世，四书五经之书，程朱之说，盖虽乡僻之地，亦有能知之者，何必求之国家所设之学官也。此其所以博士倚席，朋徒怠散，虽有学校之官，仅存释奠之礼，而人亦徒以为孔子之庙也。今之学术，有来自异域者，或非负笈海外，不能致其精，况于乡僻之地？此学校之所以为亟。然学有必求诸通都大邑者，有不然者，大率专精深造，以图书仪器之不备，切磋启发之无人，乡僻之地，较难为力。顾亦有不尽然者，况于中学以下之所教邪？今者沦陷之区，虽仅沿铁路及江河城邑，然皆向者文教之所萃也，学子之所走集也，安得敌人不于此设立其所谓学校？安保我国无志节若失职饥寒之士不为所用？又安保欲就学者困于无门，不暂入其中邪？然志节皎然之士，留滞沦陷区之学问足以启迪后生，且激励其志节者，必不乏也。苦在沦陷区中，不能公然立校，若私家教授，则法令又不许其生徒与学校毕业者等耳。然今者沦陷区域，我国岂能设立学校哉？不能设立学校，而听其民之失散，不可也。使其人虽有才智，而别无可以自效之途，尤不可也。苏氏不云乎，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虽今者民族主义益昌，士之北走胡、南走越者，必非前世之比，然亦安保遂无其人乎？纵谓无其人，而使之失教而无以自奋，亦终非国家之所宜出也。故予谓今者，凡沦陷之地，或时陷时复之地，宜变通学校选举之法，其人能应试验，与学校毕业生徒相等者，即视同学校毕业生，能应他种试验者，虽无学校毕业资格，皆许之。唯曾入敌所立学校，应敌设试验，若任伪职者不得与，虽故有资格者，亦皆夺之。如是，则敌不能以奴隶教育蛊诱吾民，而我国志节之士，于艰辛蒙难之中，尽其牖启后进之职者必多，而凡民之心，亦愈得所维系矣。

此法不徒可施之沦陷之区也，即普施之于全国，亦有益而无损，何则？求学问者既不必于学校，则得学问于学校之外者，国家本不宜歧视也。不宁唯是，凡用人者，必求其忠诚而寡欲。何谓忠诚？凡事省视为真，不视为伪，因之其办事也，必求实际，不饰虚文是矣。何谓寡欲？不为纷华靡丽所惑是矣。不为纷华靡丽所惑，则俭，俭则易生活，不易以贿败。不为纷华靡丽所惑，则强力，强力，然后可以趋事趋功也。故曰：枨也欲，焉得刚。《 论语·公冶长 》。此二者，求之乡僻之地，贫苦之士，耕农之民易；求之都会之地，商贾仕宦之家难。今日能任较要之职者，必中学毕业之士，高级中学已非中人子弟不易毕业，大学尤甚焉，学于国外尤甚焉。其所毕业之学校愈高，其任之愈重，其学识技艺，较之受教育浅者，岂无一日之长，然其人之质，以视乡僻之地，贫苦之家，则有难言之者矣。求大木者必于深山穷谷，不于大都之郊，求士者岂不然哉？求之于骄奢淫靡之邦，浮夸巧伪之地，然后严保任以防其贿，峻督责以惩其惰，不亦劳而少功乎？近数十年来，社会风气之颓唐，国家官方之根坏，原因虽多，所用之士，多出通都大邑之地，商贾仕宦之家，盖其一端也。起白屋而致青云，为国家尽搜遗举佚之功，即为社会严去腐生新之用，此不得不令人追思向者之科举，有优于今日之学校者在也。

今日考试之法，亦宜加以改革，凡考试，有欲觇其才识志气者，有欲觇其办事之技者，平时之所学，既以明理为重，事则待其躬临办事之地而后习焉，则试题亦宜此觇其才识志气者为主。今日各种试验题，大之文官考试，小之学校毕业，多偏责其记忆，甚者非熟诵其文，即不能对，此唐人试帖经墨义之法。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昔日早讥其无所取材矣。故试题宜以理为主。然理亦不能离事而明。今日所试科目，视昔为繁，一一记忆大要，已属不易。尝见中学生徒，预备毕业试验者矣，举数年之所学，而悉温习之于一时，几于废寝忘食，究其所得，数学背诵公式，历史、地理强记人名地名而已，于学识乎何益？况强记之，亦未有不历时而忘者也。谓宜参取朱子贡举之议，各科之学，许其分年应试，一科及格，即给证书，至所应试之科皆备，然后许其与某级学校毕业程度相当焉。如是，不徒便于肄习，亦且便于求师，何则？师不能各科之学皆通，乡僻之地，不能各科之师皆备。如是，则亦可分年分地以求之也。即学校毕业试验，亦只当与平时考试同。不宜举数年所习，悉责之于一旦，以理既明于前，不虑其昧于后，事则未有能历久记者也。若云，每一科之学，必有一经肄业，即能永久记忆，不劳温习者也，则其程度大浅，又何取乎其试之邪？

（原刊《中国青年》第一卷第六期，1939年出版） lN8npUkcozXuVPnATVAjm/wCDyE3cBnhlDdCg7A8BNhK27eUVJKCR9ii2di84+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