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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将出版，主其事者，属予撰文，以述大学教员之生活。予觉其无甚足述。近数年来，大学之设则多矣，夸称之者曰最高学府；居大学者，或亦以最高学府自居矣。誉之者或亦以为学术人才之渊薮焉，毁之者则曰：是有名无实者也。誉者果得其实乎？毁者果不失其真乎？难言之矣。要以今日大学之多，无论其实如何，国中聚徒讲学者，究以大学为最高，则事实也。然则大学于中国之前途，功罪必有所尸矣。感想所及，率然述之，成若干条，以实篇幅，有意未尽，俟诸异日。
古之所谓大学者，与社会关系极密。《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盖古之所谓礼乐者，皆行之于众属耳目之地，故有感化之效。非如后世，君兴臣贵，揖让俯仰于庙堂之上，人民曾莫之见，莫之后闻也。古之礼乐，所以确有实用；后世之礼乐，所以徒为粉饰升平之具以此。大学尤为众所观礼之地。汉世天子幸学，则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以亿万计，犹存此风。故其感化之力为尤大。故曰：“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祭义》）《乐记》陈治乱之数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以斯言为治乱之准，则三代而下，号称治平如汉唐、富强如今日之欧美，皆不可谓之不乱矣。夫三代而下之治，所以终不如三代以上者，以其国大，而官治之力有所不及，民治之义又不昌，则一切求苟安，听其自然之推迁而已。此治化之所以荒陋也。今日欲脱荒陋而进文明，厥唯民治是赖。然民治非聚集乡董村长三数辈，愚夫愚妇数十百人，所能善其事也。贾生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而况于今之乡董村长乎？聚群聋不能成一聪，聚群盲不能成一明，集愚夫愚妇数十百辈，又何事之可为哉！夫俗吏乡职及愚民，何以无能为？以其无学也。乡者阶级之世，以为治人者须学，治于人者不须学。故民有士农工商之分，士须学，农工商不须学。虽以官禄之劝，志为士者甚多，然乡之所谓士者，其学固不可以谓学。而况乎全国之为士者，究甚少也。今则不然，学校之所谓学者，皆可以谓之学矣。众皆知不必治人者然后须学，则为学者日多矣。故今日大学之设，几于各省有之。而江苏一省，上海一隅，则其尤多者也。此而可以无所影响于社会乎？则何以雪学无实用之讥，处士虚声之诮矣。
或曰：“学所以求明理，明理而用自具焉。学也者，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深嗜笃好之士，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则以学终其身焉。彼亦不自知其何所为而为之也，非有所蕲也。不徒不以利其身，并不蕲其利世焉。此真为学者也。为学而以实用为的，则所志在用耳，非在学也，不可以谓之学也。且为学而学者，若无用，而其用之弘，有不可测者焉。为用而学者，若有用，而其学未有造于远大者也。学不深入，则为用不弘。中国乡者言学问必贵有用，此其所以浅薄也。”诚哉其然也。然此说也，予昔者信之甚笃焉，而今则疑焉。何则？予见夫今之学而无用者，非果为学而学。高尚其志，而不屑语于实用，无暇计及实用也。皆以是为敲门砖，苟足以敲门，斯止矣。今之敲门，固不必皆有实用。非其学高于仅足实用者，而后足以敲门也。乃其学尚不必足以实用，而已足以敲门也。于是志在敲门者，乃相率不逮乎实用之度而自画焉。而以学问之高，在明理而不在实用。自文其无用，不亦乱乎？且学问之动机有二：有出于爱好学问，情不能自已，莫知其故而为之者。此固可谓高尚矣。有出于悲悯众生，誓求学问以救之者，其为学之初意，虽主于致用，亦不得谓之卑陋也。今日之世界，果何如世界哉！岂但中国人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已。虽号为富强之国，其民，亦未尝不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少数豪富之辈，执掌权势之徒，彼自鸣其得意。自大人观之，则陷溺其心，雍蔽其面，冥行而不知擿埴者也。其可悲悯愈甚，其待振救，与饥寒疾困，受压制不得自由之人同。此而可不发大心一振救之乎。少数恬淡之士，或则爱好学问，而不以世务婴其心。此等人原不当责，亦不足贵。然须知此等人极少，不待救也。不必谆谆告之曰：学问不当求实用，不当为身谋，并不必为世谋。彼亦自不求致用，不为身谋，不为世谋。若寻常人，则其学问，大抵为利禄来者也，或则为衣食计者也。此而不殷殷劝诱，勖之以悲悯众生，求学问以振救众生，转移其利己之念以利人。而口告以学不当求实用，是为药不对症。彼未能爱好学问，而忘其自利之心。先摭此语为口头禅，以掩其学不求用之实矣。是授以自文之计也，是贼之也。谓予不信，请看今日所谓学者，是如此否？
以知识论，今之大学毕业生，不过乡者二十左右，所谓“初出书房门”之人。今之大学教员，则乡者三十左右，能处教读馆之人耳。其所学不同，其学问所到之程度则一也。若一为大学毕业生，一为大学教员，遂以有学问自居，则无耻矣。
曾国藩之称罗泽南曰：“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于无术以济天下。”凡今之为大学生者，人人皆当有此志。
今日大学中，他种学问吾不知，若以所谓国学者言之，则实为可笑。少时尝读人书院课艺，惊其博洽。问焉曰：“子之学，不亦博乎？虽乾嘉老辈，何以尚焉？”其人笑而不答。固问之，乃曰：“此应试之文，非著述之文。”问曰：“应试之文，与著述之文何以异？”曰：“著述之文，必皆心得，以为心得而著之。他日，见有言之者矣，则自毁其稿，唯恐不速。应试之文，则抄撮成说而已。”今之作千万言论文者，皆昔之应试者类也。若其抄撮果备，犹不失为好类书，可以备其检，而又不能然。
且人之为学，所难者在见人之所不见。同一书也，甲读之而见有某种材料焉，乙读之，熟视若无睹也。初读之，茫然无所得。复观之，则得新义甚多。此一关其人之天资，一视其人之学力。为学之功，全在炼成此等眼光，乃可以自有所得。而此等眼光，由日积月累而成，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其所得者，亦由铢积寸累。未有一读书，即能贯串古今者也。故昔之用功者，只作札记，不作论文，有终身作札记，而未能成有条理系统之论文者。非不知有条理系统之足贵，其功诚不易就也。今也不然，才入大学，甚或未入大学，而已作甚大长题目之论文矣。而其所谓论文者，或随意抄撮，略无门径。或则由教师示以材料在某书某卷，使之抄撮，此则高等之抄胥耳。有此精力日力，何不写晋帖唐碑，较有益于书法。
此等论文既多，青年学子，心力之妄费者乃无限。今人最喜讲周秦诸子，然于近人论周秦诸子之作，搜阅甚勤，而于周秦诸子之原书，则并未寓目。即寓目，亦寓目而已，并未了解者甚多也。此其一端，余可类推。因唯读今人议论，而于原书始终并不熟看，故于议论之是非得失，茫然不能判别。著书问世之徒，其荒陋舛谬，遂至不可思议。今试节录今年四月十五日某报所载之演辞，以资一笑。原文曰：
……阳湖派的文学，专门故意弄得晦寒难懂，有人称为文选派。有宋代范宗师作的两篇文章，可以代表这派文学的性质。……近来如章太炎、刘申叔先生，这一辈人的文章，也是属于这派的。
不知记述者之误乎，抑演讲者之辞也。载诸新闻中，尚属可恕。而该报则赫然载之□□栏也。数年前，或抄石达开诗数首，侈然曰：太平天国文学之盛，除某一时代外，无与比伦。去年，有驳予释隋时之流求为今台湾者，谓隋之流求，即日本县为冲绳之流求。予即荒陋，何至并日本县为冲绳之流求而不知乎？其所驳多此类。而寒假归里，遇一青年，尚殷殷以予所言彼所驳究孰是孰非，予亦只可笑而不答而已。
又有一等人，似非全无所知，而实与全无所知等者。从前东南大学考试新生，有国学常识，题中有一条，问何谓永明体。其余所问，亦多此类。此等人不是曾否略一考查今日中学之功课，谓其全然不知，似不应聋瞽至此。然则自矜其博而已，自矜其博，便是陋也。
凡此所云，非欲历诋时人以为快，见得吾侪不可不引以为戒而已。
教会在中国办教育事业颇多，其办大学颇早。然教会所办之教育，至今为人所齿冷。何也？曰：外人之传教，始终未与中国文化融洽也。凡一国，必有其固有之文化。外来之文化，而较固有之文化为高，其人一时虽深闭固拒，稍历时日，必能舍其固有者而从之。如中国今日，于西人物质科学是。或虽不能高出其上，而程度相等，亦必能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如国人昔之于佛教，今于西人之精神科学是。若其输入数百年，徒靠外表之事业，而其教之本身，始终未有何等长处，能为人所认识，则安能强人以信从，则今之基督教是矣。基督教行于欧土，既二千年，安得一无长处。即谓其教本无所长，然此二千年中，经仁人学士之附益，其教理亦必有可观者。吾于基督教理，虽未研究，然以理度之，固可信其如是也。然今输入之基督，其高于旧行之儒、释、道三教者究何在？诚使人无以为对。教士中或不乏深明教理之人，然其传诸人者，浅薄已甚，则事实昭彰，不可掩也。职是故，信其教者，十之九皆别有所图，而其意初不在教。间有千百中之一二，笃信其教者，则其人必至愚极陋之徒。何则？今日较高之文化，随处可见，而其人瞠目无睹，犹信教士所传极浅薄之理，为至德要道，则其人之愚可知。此等人虽自信甚深，而在社会，曾不能发生效力。职是故，中国所谓基督教会者，大抵以信教而别有所图之人组织之。此等人，既以别有所图而信教，则其性质近于嗜利可知。又中国向者，上流社会之人，不甚信教。一以其时风气，排斥西教甚烈，入教有干清议。一则其人于中国文化，渐染较深，浅薄之教义，不足使其信从也。故入教者，十之八九，多非上流人士。其于中国文化，渐染不深。中国旧文化，讲道德，重交谊，以嗜利为戒。虽实际未必能不嗜利，然于讲道德重交谊两者，亦必维持一最小之限度，乃足列于士君子之林，否则至多为商贾之流耳。今之信教者，既多非士君子社会中人，其行为，自不能与士君子相合。于是众者鄙之，不以其人为足列于士君子之林。夫欲行教，必有高节懿行，高出于士君子之上，能为士大夫所师法而后可。今其人且不足厕于士大夫之列，而望其教为士大夫所信从，不亦难乎？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非以势位言。全国中自有道德智识优秀之人，为群流所归仰。一种道德，而为此等人所信仰，自能风行全国。即或一时摧折，而其根底总在，苟遇雨露，即能滋长发荣。若徒得多数愚民之信仰，虽看似人多势众，一遇到摧折，则其亡也忽焉。此文化所以为立国之根底也。今信仰基督教者，其最大多数，既非真上流社会中人，而又多不出于藏心，而别有所为。欲其教之盛，得乎？职是故，学于教会所立之学校者，其优秀者，不过由此而得科学上之智识与技能耳。精神方面，与教会了无干涉。教会中人，自谓多立学校，可以推广宗教。不知只以推广科学耳。若其精神方面，而亦与教会发生关系，则其人已与中国社会，格格不相入矣。故教会之教育，于其宗教，直可谓无丝毫效果也。
西人之行近方，中国人之行近圆。语曰方正，亦曰圆滑。方者不必正，而究近于正；圆者不皆滑，而究近于滑。中国公务之多腐败以此。此实中国所当猛醒也。惟中国人之最高者，能以道德自律。其道德又多推勘入微，非若远西人生哲学，终不离乎务外之见，则亦非西人所及。其讲交情，虽或以此至于背公而党私，然以私人相互之间言之，亦得互相扶助之意。此亦短中之长。今之所谓洋奴者，其道德，皆商业道德，根本上系为利益起见。交情既已不顾，而又未能如西人之方正。以中国之圆滑，行西人之嗜利，安得不为人所鄙弃乎？
（原刊1928年《光华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