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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岂是区区一两年间，所能说得出其进步的？何况在这变乱的时代？然而学术的成就，虽不是短时期的事，学术方向的转变，则往往是导源于短时期中的。后人继之迈进，其成绩就非始愿所及了。燎原始于星火，大江源于滥觞，惊天动地的事业，其根源，总只是一个方向的转变。古人论旋机玉衡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正是这个道理。
学术是在空间的，不是在纸上的。然其流失，则往往限于纸上的。学术至此，就要停滞不进了。为什么学术会限于纸上呢？这因人类的做事，恒有其惰力性。前人既有所发明，当不受环境逼迫之时，就率由旧章，就不肯再向别一条路上想了。固然，纸上的学术，原是从空间来的。然而（一）宇宙间现象无穷，偏于纸上，所研究的，就不能出于昔人所搜集的材料以外。（二）前人设有误谬，就不易加以矫正。（三）学术没有纯客观的，前人之所叙述，无论如何忠实，总不免羼杂些主观。后人于利用材料之时，受其暗示，其心思就不容易想到别一条路上去。（四）而且前人从空间搜集材料，其观察是深切的，后人求之于纸上，其程功就为容易，其心思，遂不能如前人的深入，甚有并前人的意见而亦不能了解的，学术至此，自然要停滞不进了。
宇宙之间，可供研究的现象，大别言之，不外乎自然与社会两端。我国自古以来，轻视自然现象，不甚加以探讨，至于社会现象，则因几千年来，事势无急剧的改变，研究者的思想，总不免为前人成说所囿。世事业经大异，而我们所以解释之，应付之者，大体上还是相传的旧观念。这是学术思想停滞不进的大原因。自和欧化接触以来，我们向不注意的自然现象，他们乃穷加探讨，而做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其社会现象，自然不能与我国尽同，根据之研究所得的结果，自亦不能无异。因其所用材料的广博：（一）史前史的发现，（二）蛮人风俗的研究，（三）工业资本发达以后及于社会组织的影响，都是我国谈社会科学的人所不知道的。且借助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之故，其精密又非吾人所能逮，我国受其刺激，学术就渐起变化了。但是欧美的学术，不是短时间能尽量输入的，而我国固有的学术，确亦说得上精深丰富。凡事有其所固有的，总不能本无所有的，易于舍己而从人。所以欧化的东来，还不能大革我们学术偏于纸上的积习。洋八股的讥评，实由此而来。直到现在，非常的局势，逼迫着我们，才开始走上一条新途径。
自然科学，诚然不是以应用为目的的，然未尝不可由应用之途引入。若不讲应用，则除非生来有兴趣，而又有适于研究环境的人，方能加以研究。我国现在，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因向来不重视此学，所以空气不甚浓厚，能引起人兴趣的机会较少。一个天才，很少是单方面的，往往能对好几方面，同时能感觉兴趣，这一方面空气较稀薄，就转到别一方面去了，这是我国现在，研究自然科学者，毕竟不如研究社会科学或文艺者兴盛的一因。而虽有兴趣，而没有研究的设备，迫之使不得转入他途，亦是其一因。到艰困的物质环境，迫使我不得不向自然界讨生活时，情形就大变了。徐中玉先生《考察西南学术界的感想（上篇）》中说：“我国近年来，在实科上，能有所发明、发现，使国家获得生产和节流之利者颇多。” 见十月二十四 、 二十五日 《 中美日报 》。我们蛰居孤岛，固无由知其详。然如煤炭代油炉的发明，本年三月间，曾在陪都交通人员训练所的车场，加以试验，其成绩殊为满意。又如某种食品的发明，用若干种原料混合制成，能使其价廉而营养仍无妨碍。此项食物的发明，据报载共有四种，其中三种，尝味亦颇佳良，只一种稍逊。又据某生物学家告我：近两年来，对于除去桐树害虫的方法，有不少的发明，只可惜没有大资本，未能尽量举办。这些，就我所知道的，亦足以窥豹一斑。固然这些不就算做科学，然而研究科学的门径，是可以此而开的，广大的内地，向来未被注意的自然现象何限？时代的鞭策和鼓励，驱使着我们向研究之路进行，程功既久，积多数之发现、发明，自然会有纯正科学上的新收获，这是理可预决的。
至于社会科学，则我国几千年来，本来是很注重的，其所有的成绩，亦不能不谓之精深丰富，然前人之所发明，有一点，很不适宜于今日的，即今日的事势，无论其在国家民族求御侮自立方面，或社会企求进步方面，都要全体动员，而旧日的文化，却总是以治者阶级支配被治者阶级的。元始的政治，总是民主的，这时候所谓政务，就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利害既无矛盾，凡有意见，总是全体一致， 多数法只是文明社会之法，野蛮社会的议事，往往是要全体一致，然后能通过的 。凡有动作，亦必全体尽力，假使以今日，其实当远在今日以前，团体范围之广，物质凭借之丰，而社会还有如此良好的组织，人类做事的力量，不知要增加若干倍，其所享之幸福，自亦不知要增加到若干倍。无如团体的范围渐广，物质的凭借渐丰，社会的组织却随之而变坏了，内部的矛盾既日益深刻，应付某种事件，就只有某一阶级人感着必要，其余大多数人对之都无热心。然以一阶级人而应付一种事件，其力量总是感觉不够的，于是不得不求所以驱使大多数人之术。几千年来，政治上所谓前驱势迫，所谓智取行驭，无非是一阶级人驱使大多数人的手段。然而勉强的事情，总是勉强的，任你用何手段，总发挥不出多大的力量，甚至还要引起别的问题。这是从坏一方面说。从好一方面说，确亦有民胞物与的仁人，想把社会改革，使之臻于上理的，然自阶级对立以来，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所处的地位既属不同，所受的教育亦复互异，阶级的偏见障碍着真理。不知道气质之殊由于环境之异，误以为人生而有智愚贤不肖之不同，愚者不肖者是不能自谋的，非借贤者智者为之代谋不可，于是不教导被治阶级使之明白，策励被治阶级使之自动，而一切操刀代斫。殊不知真正的智愚贤不肖，不限于阶级的，少数的上智，治者阶级和被治阶级中都有其人。论其大多数，亦不论哪一个阶级，都是中人，这是生物学上的事实。 在生物学上，上智和下愚，同为变态，唯中材是常态 。中人而期其为上智之事，就善者不过坐啸画诺，不善者并将作威作福，利用其地位以谋自利了。自封建制度废绝以后，所谓政治，是握在官僚手中的，普通人闻说官僚二字，都以为是指做官的人，其实不然。一个人是做不成功什么事情的，而且以旧日情形论，做官的人，大抵不会办事，真正办事的人，倒是辅助他的人。其中又分为：（一）有高等知识技术的，此种人可称为幕僚。（二）办例行公事的，这种人谓之胥吏。（三）供奔走使令的，其人谓之衙役。除此之外，还有从好一方面说，则为官之辅助，从坏一方面说，则是与官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此即所谓士绅。合这许多人，乃成为一官僚阶级。官僚阶级中，固然亦有好人，想替人民图谋福利，解除痛苦的，然这总只是少数，其大多数，总是以自己的身家为本位的。从前的制度，既使其不得不法外营求， 禄薄和地位无保障 。又无严密的监察制度，以随其后，那就中人也不免要多要钱，少做事了，何况其本为贪暴者呢？如此，无论怎样的良法美意，都可以贻害于民，王莽、王安石等所以被人诟病者以此。少数处于监督地位的人，既然力有所不及，自然只好一事不办，这是中国的政治，陷于消极的真原因。至于人民，则因其日受剥削，凡才智之士，都为自己的地位起见，竭力夤缘，升入官僚阶级中。 非必蝇营狗苟，暮夜乞怜，放开眼光观之，发愤读书以求上进等亦尝属于此 。而平民社会，遂日贫日弱，百事皆废弛而不举。这又是中国社会，所以凡事皆废弛的真原因。中国社会是静的，而现在的局势，要动才能应付，这是中国所以贫弱的真原因。积习是非受到相当的压力，不能改变的，正和静止的物体，不加以外力不能动一样。外力是压迫，足以推动全社会，而涤除其死气的，是什么呢？那便是民族的存亡问题。现代的社会，我们断不能讳言，说其内部都没有矛盾，只有到民族存亡问题临头时，利害才会趋于一致。所以这几年来，我们谈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人，也渐渐地鞭辟近里。譬如川康视察团，在去年所作成的报告，对于自然的利用方面，固然多有建议，对于政治及社会方面，痛切的建议也很多，我国的社会现象，本来不能与各国尽同的，近年来尤为显著。如因战事伤亡之多，而全国的意志，一致坚强不屈；国际收支，在战前本处逆势，而战后反能保其平衡；以及法币的受到多方面的迫害，而仍屹然特立等，凡此，都有非己发明的学说，所能完全解释的。近来对这些问题加意研究的，亦非无其人，虽其所论著，不敢据为定论，然社会现象，有出于前人所注意的以外，亦正和自然界有新发现的资料一般，有此新刺激，其成绩，亦是可以预期的了。
燎原起于星火，大江源于滥觞，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我们愿珍视这机缄，以预卜将来的成就。
（原刊1941年《中美日报》堡垒副刊第一一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