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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三人皆为特立独行之人，人生经历与思想体系均各呈异彩。徐复观曾概括：“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与马一浮、梁漱溟相比，熊十力可称为“三圣”中的豪杰。他极具革命精神，曾舍生忘死地投身于辛亥革命。走上学术道路后也是敢于破旧立新，尤其体现在北大讲佛学时摈弃以前所学，然后一而再地以“新唯识论”破“唯识论”，引起学界（尤其是佛学界）的巨大争议；他极具创新精神，创立了一整套包括宇宙论、本体论在内的哲学体系；他在教学中也是非常独特的，以擅长棒喝而闻名，其“狮子吼”颇受争议却效用极大。牟宗三、唐君毅这两位新儒家重要人物都是熊十力的高足，直接或间接地见识过熊十力的棒喝。而最有名的是，熊十力曾把国民党陆军少将徐复观骂得目瞪口呆，而徐复观却视此为“起死回生的一骂”，从此走上真正的学问大道，最终成为现代新儒家下一代中的代表人物。熊十力的学问与事迹，皆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原名继智，号子真，中年更名为十力。与梁漱溟、马一浮不同的是，熊十力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七八岁时便当了放牛娃。他的父亲是晚清秀才，无意于科举考试，只是授徒于乡校。家中六个男孩，四个女孩，其负担可想而知。
熊十力10岁时，其父患肺病，家中衣食不给，但见到熊十力是个读书种子，乃强打精神，继续到乡校授课，并将熊十力带去就学。初授《三字经》，熊十力一日便将其背完；紧接着，读“四书”，每求父亲多授，父亲多不肯，称：“多含蓄为佳也。”其父所教学生中颇有茂才，而熊十力自负自己所领悟的在这些学生之上。可惜的是，熊十力在校学习经史仅两年多时间，父亲便病逝而去。
此后，熊十力一边放牛一边自学，虽也跟随父亲的一位学生读了半年私塾，但多数情况处于“散养”。夏天曾裸体居住在野寺，时出户外，遇到人也不避。又喜欢打菩萨雕像，曾有“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样的惊世之语。再往后，他从邻县某孝廉处借读到一些维新派的新书籍，知世变日剧，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7岁时，国是日非，家中穷困。稍读王船山、顾亭林等人图书，有反清的革命志向。
18岁时，熊十力与好友何自新、王汉等人共游江汉，“欲物色四方豪俊，而与之图天下事”。紧接着，入武昌凯字营第三十一标当兵，与好友共创武汉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21岁时，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学堂仁字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曾在学堂揭示板上张贴讥讽鄂军统制张彪的署名短文。次年，熊十力又与诸同志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军营兵士及各学堂学生。张彪侦悉，密令逮捕熊十力。熊十力逃离军营后，张彪悬赏五百金要其人头。最终，熊十力在好友的帮助下，化装成病妇，租小木船秘密回到黄冈老家。不久后，因吃饭问题难以解决，熊十力和他的哥哥弟弟同赴江西德安垦荒，也以授课谋生，又过了几年艰难困顿的生活，革命情怀更加强烈。
1911年,27岁的熊十力参加黄冈光复，旋赴武昌担任都督府参谋。在此期间，曾写下“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八字以表心志。1912年，熊十力担任日知会调查记录所编辑，参与编纂日知会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日知会编纂工作不了了之，熊十力以遣散费为兄弟置田，自己则在积庆寺读书一年半之久，并开始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上发表文章。1916年夏,32岁的熊十力读《王船山遗书》时，“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
1917年秋，护法运动爆发，熊十力参加民军，支持桂军抗击北洋军阀的进攻。不久赴粤，佐孙中山幕。1918年，熊十力在广州居住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功夫者”，又“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无限惭惶”“自察非事功之材”，开始决志学术一途。
这便是熊十力35岁前的人生历程，由贫寒的家境、社会的不平等、家国的危难而生革命之情，由少时接受的短期教育而自学不懈，最终由革命军旅之途转向决志学术一途，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个过程充满了社会底层的愤懑与革命之情，与梁漱溟、马一浮的早年经历截然不同。所以，虽然梁漱溟也曾参加过革命活动，虽然马一浮也曾参加过提倡新学的翻译工作，但论革命和创新精神，熊十力应是最为浓郁的。这也体现在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当中。
熊十力与梁漱溟的相识颇为有趣，且对熊十力相当重要。1916年时，梁漱溟有感于报人黄远生之死，作《究元决疑论》，并在《东方杂志》连载，试图以佛家出世思想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文中，梁漱溟毫不客气地点名斥责熊十力“诋毁”佛道的言论。1919年暑假前，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的熊十力给梁漱溟寄了一张明信片，大意为：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确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假，熊十力来到北京广济寺，与梁漱溟首次见面，二人一见如故，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第二年，在梁漱溟的推荐下，熊十力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拜欧阳竟无为师，学佛学。192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生怕自己学养不足，出现讲授失误的问题，于是推荐熊十力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这是熊十力走入学术核心地带的开始。只是，令梁漱溟想不到的是，熊十力开始讲学时还忠实于佛教的唯识学，但不到一年时间便对唯识学产生很大怀疑，将前稿尽毁，开始创《新唯识论》，批评佛教唯识学，并在课堂上讲授。对此，梁漱溟很不以为然，甚至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自己推荐非人。不过，这并不妨碍二人的亲密交往。此后，二人有过很长时间的共同办学以及共住共读的经历。
熊十力、梁漱溟有不少共同的学生，这些学生将二人皆尊为“圣人”，但“圣人”之间也会产生不少争论。例如，他们共同的学生李渊庭便回忆过一事，在北京大有庄共住共学期间，熊十力与梁漱溟因为“花芯”与“花蕊”这两个称呼究竟应取哪个而争执不休，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没分出个高下，却把众弟子搞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整体而言，熊十力是磊落豪爽的，丑处错处，不妨公开，什么都可以说出来，如果自己错了，可以反省与认错，对别人的要求也多是如此。梁漱溟则是认真严谨的，人品极好，不轻易指责人，但在是与非的问题上绝不含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二人皆佩服孔子，认为“斯文在兹”，有深度的默契，但平时讲学交游时体现出来的风格以及治学体系则有很大的不同。
《尊闻录》中记载：“漱师（梁漱溟）阅同学日记，见有记时人行为不堪者，则批云含蓄为是。先生（熊十力）曰：梁先生宅心固厚，然吾侪于人不堪之行为，虽宜存矜怜之意，但为之太含蓄，似不必也。吾生平不喜小说，六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之穷神尽态，如将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我藏身无地矣。准此，何须含蓄？正唯恐不能抉发痛快耳。太史公曰：‘不读《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亦以《春秋》于谗贼之事，无所不言，言无不尽，足资借鉴也。吾恶恶如《春秋》，不能为行为不堪者含蓄，故与梁先生同处多年而言动全不一致。汝侪亦各自行其是可也。”
梁漱溟则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称：“踪迹上四十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熊十力与马一浮的相识也富有传奇色彩。1930年，在杭州养病的熊十力听说马一浮国学涵养深厚，于是打算会晤一谈。他先是请北大原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予以介绍，单不庵却因马一浮不轻易见客而感到为难。这并不妨碍熊十力想见马一浮的心意。在了解到马一浮更多的事迹后，熊十力打算以文会友，将《新唯识论》的部分手稿邮寄给马一浮，并附函说明请教之意。没想到，邮寄后几个星期仍没有消息。就在熊十力感到非常失望之时，马一浮亲自来访。熊十力大喜，但也毫不客气地埋怨马一浮这么久才来。马一浮也不见怪，回答道：“如果你只是寄了信，我马上就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能好好拜读完毕，才能前来拜访呀。”二人相视大笑，一见如故。此后，二人成为至交。熊十力在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时，汲取了马一浮许多意见。1931年，马一浮还为《新唯识论》写序言，称“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象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熊十力则在回信中称：“序文妙在写得不诬，能实指我现在的行位，我还是察识胜也。所以于流行处见得恰好，而流即凝、行即止，尚未实到此阶位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吾全部只是发明此旨。兄拈此作骨子以序此书，再无第二人能序得。漱溟真能契否，尚是问题也。”由此能够看出，此时的熊十力与马一浮是非常契合的。
不过，熊十力与马一浮均是个性鲜明之人，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例如，在如何办学上，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在对待佛学与哲学的态度上，二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创办复性书院时，二人因见解不同而分开，产生过一些矛盾，好在不久后即解除了芥蒂。
“我喜用西洋旧学宇宙论、本体论等论调来谈东方古人身心性命切实受用之学，你自声明不赞成。这不止你不赞成，欧阳师、一浮向来也不赞成。”
“我的作书，确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好谈身心性命切实功夫。我这个意思，我想你一定认为不必要，一浮从前也认为不必要，但也不反对我之所为。你有好多主观太重之病，不察一切事情。我一向感觉中国学校的占势力者，都不承认国学是学问。身心性命这些名词他讨厌，再无可引他作此功夫。我确是病心在此，所以专心闭户，想建立一套理论，这衰的苦况无可求旁人了解。”
上面两段话出自熊十力1958年写给梁漱溟的一封信。由此能够看出熊十力与梁漱溟、马一浮在治学方面的一些不同。
如果说，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人，在西方思潮以压倒性优势倾向中国之时，第一个从人类文化的视野探究出人类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以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说话。那么，熊十力则称得上现代新儒家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山之人，以更本质、更系统、更开阔的方式，探究了宇宙的根本规律，将宇宙与人生融成一体，建立了以“体用不二”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对于熊十力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与影响，郭齐勇如此评价：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新唯识论》是熊十力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其中所阐述的“新论”，是对佛教唯识学产生怀疑、批评后得出的，因其思想契合儒家《周易》，故而称其为出佛入儒的哲学新论。它又自成体系，包含着熊十力自己探究到的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等等，圆融完备，所以也可直接称其为熊十力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这个哲学体系中，熊十力穷究宇宙根源与人生大道，揭示出环环相扣的众多宇宙人生义理。他认为：
宇宙的根本不是静态的（不是佛家中宇宙背后那个不变不动不生不灭的静态本体，也不是老子《道德经》中所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道”），而是新新无竭之变。
生理之至秘，不是断续的生灭，而是刹那刹那舍其故而创新不已；舍故与创新不是截然分开的，正如生灭即是不生不灭，变动即是不变不动。
体与用不能截成两片，而是“即体即用，即流行即主宰，即现象即真实，即变即不变，即动即不动，即生灭即不生灭。是故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
恒转功能是宇宙生生不容已之全体流行，功能无差别，方乃遍万有而统为其体。
心是恒转之动而辟，所以心之实性即是恒转，而无实自体；心，就是性，就是生命之本体，要想识得自家的生命，除了此心便无生命。
宇宙人生本为一体，即天人本来合一，天字的义蕴就是宇宙论所要发挥的。人道继天。天不讲明，人道也无从说……
由天道之生生不已、恒转无竭的启示可知，熊十力对人生大道之理解就是：“人生唯于精进见生命，一息不精进即成乎死物，故精进终无足也。精进即身心调畅。”
“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新唯识论·赘语》（语体文）中，熊十力分三个层面进行阐述。
第一层，熊十力提出了“体用本不二”，然后注解：体，就是宇宙本体；用，就是本体之流行至健无息、新新而起，其变万殊。“世所见宇宙万象，其实皆在冥冥中变化密移，都无暂住。”
第二层，他认为“体用本不二，而亦有分”。为什么有分别呢？他用大海水与海水中的水泡做比喻，称：“譬如大海水是一，而其显为众沤乃条然、宛然成分殊相。条然者，无量沤相现似各别也；宛然者，沤相本非离海水有别自体而乃现似一一沤相，故不可谓一一沤相与浑全的大海水无分也。体用有分，其义难穷，可由此譬喻而深参之。”
第三层，他又说：“虽分，而体为用源，究不二。”为什么这样呢？还是用比喻：“譬如众沤以大海水为其源，大海水与众沤岂可二之乎？体用可分而实不二，由此譬可悟。”
以“体用不二”为基础，熊十力还阐述了“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吾人生命与宇宙大生命不二”“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动静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等义理，共同形成体用哲学中的核心内容。
整体而言，熊十力与马一浮、梁漱溟有一些不同，但更有很多深度的契合。在倾心东方学术方面，在“斯文在兹”的高度自信方面，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等方面，三人不仅有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共同形成一股巨大而深远的合力。对此，郭齐勇曾有十分精练的概括：“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且身体力行。他们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开辟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方向。”这样的概括，是颇为妥当的。而将视野进一步拓宽，我们或可以看出三人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在编者看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等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在中国文化的厚土上融通中西的开路人。他们既能够站在人类文化的新视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稳健、深刻的总结与革新；又能够在洞察西方文化的优劣后，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揭示出中国文化复兴对于人类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对人类文化做出深刻的归纳、反省与引领；他们对于人的本质与宇宙的根本都有深刻的认识与探究。阅读他们的文章，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入领略国学的奥妙与价值，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产生全新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这些都是此次同时选编三人文选的主要着眼点所在。
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本书着重于启发人心。熊十力的众多文章确实皆具哲理，很有力量，远非那些心灵鸡汤可比。不过，由于是文言文撰写，且很少分段，虽言简意赅，却对不少读者造成障碍。此次选编时，编者根据文字内容做了一些分段、标点等处理，以便普及。
第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原文很多文字没有标题，或者只是“写给某人”之类泛泛的标题，不容易给读者以适当的引导与提示，所以编者根据文字内容增加或修改了不少标题，并在下面的注解中加以说明。像“学者最忌悬空妄想”“人只是被许多知识锢闭”“堂堂巍巍做一个人”“无真实心，便无真实力”“治学二义与修学办法”等，都是编者所加标题。
第三，收录了熊十力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新唯识论》（原本）。因其内容非普通读者好懂，故而放在第三部分。意在使一般读者从前面得到一些启示与基础后，再进一步深入熊十力的哲学体系当中。
第四，编者一向认为，如要深入理解一个人的文章，最好同时了解一下写文章的这个人。依照此意，本书编入了一些熊十力的自述文章。
第五，此书与《为人类文化开前途——梁漱溟文选》《负起民族复兴之使命——马一浮文选》同时选编，意在使读者对“现代新儒家三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故而，本书将熊十力写给梁漱溟、马一浮的文字收录进来。其他二书也有这样的选编原则，读者不妨将三本书互相参看。
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