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校长
——王祝晨

两个月前因为参加山东省的“人代会”，我回到了济南，对于这座带点欧洲中世纪风味的潇洒似江南的名城，我感觉到既亲切又陌生。二十几年的阔别，又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切自然是不同了——旧的死了，新的生了。

我回来了，一些模糊了的记忆也随着鲜亮起来，像一觉醒来，天亮了。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小巷里，很少有人认识我，我默默地用眼前的现实——一条街名，一个小馆……去对证我的记忆。

最使我发生兴趣的要算都司门口的第一师范了。现在虽然是“司法厅”的牌子挂在大门的一旁，我还觉得它是我们的母校。每次从门口经过，一种亲切的感觉便喷泉似的从心头涌出，而一些往事便也翻腾起来。我怎能够不如此呢，这个学校培植了我初期革命的思想，终于来不及等到毕业即跨出了大门潜到武汉去参加了 1927 年的大革命。我怎能够不如此呢，我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三年多，我不能不记起启发过我的那些先生，我不能不记起一道从事过革命工作的那些同学，我不能不带着尊敬与感谢想起我们的那位老牛校长——王祝晨先生（“王大牛”的绰号是声名在外的）。

在开会的时候，司法厅做了代表的宿舍，而我们却住在另外的地方。借了访朋友的机会，二十几年后的我，跨进了二十几年前我的母校。我一步一步走着，我一步一步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想着。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上忽然冒出一句诗来——“前度刘郎今又来”。我几乎把它念出声音来了。二十四年前，门口的大街上，抱着张督办（宗昌）大刀的执法队，那闪闪的刀光，黯淡了；那踏踏的摄人魂魄的皮靴声，渺茫了；韩复榘的“青天”塌了；王耀武的威风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然而二十四年后的我却又来了。

望着东南楼，使我带着深厚的友情想到同行到武汉而终于死在广州起义里的曹星海、刘增，还有我的小叔叔臧功郊。那间音乐教室，不就是每晚熄灯了之后，我们借着月亮与星光在里面秘密开会的地方吗？那个“书报介绍社”——山东文化的宝库，思想火种的来源——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主义进步的书刊《创造日刊》《语丝》《洪水》《沉钟》《莽原》……人蜂拥在门外，形成了抢购的热潮。这些纸上的文字，打进无数的头脑里去，武装了它，立即化成了行动力量。走到篮球场旁边，仿佛那个患着严重肺病的庄龙甲——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仍然用着他那羸弱的姿态依傍着篮球架子站在那里。可是他被山东的反动当局枪毙已经二十年了。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王尽美，他的那只“大耳朵”（他的外号）也被记起来了。我所要拜访的朋友，就住在二十几年前同我的一位好友——孙兆彭（当时他是C.Y.的活动分子）共同住过的西北楼东北角上那个房间里，地板还是那么破。当年张宗昌的大兵要来包围、搜查的时候，我们曾经恐怖而又仓促地把一些书籍和杂志填塞进去；焚烧信件的烟气辣得眼泪直流，纸片子带着红尾巴到处乱飞……

我的记忆对我是一个秘密，多使人高兴！我给这个秘密，找到了证人！这个证人，又是这些事实的创造者、领导人，这个证人就是王祝晨先生。就是他，做了我们的校长，给我们请来了进步的先生，给我们请来了一些革命先进和中外权威学者做了短期讲演；就是他，叫我们办“书报介绍社”，办夜校——使得像同学刘照巽（三次被捕，终于死在了反动派手里）那样优秀的共产党员每夜有机会去接近群众，他满口热情地讲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粉笔字像思想一样扑到了听众的心上；就是他，掩护同学们下到工厂里去做秘密工作，等到事情被发觉了，枪毙工人的布告上写着介绍人的名字，张宗昌派人来按名要人的时候，同学跳墙逃走了，事情他顶着；但是，他终于顶不住了，我离开学校不久，同班李广田同学被捕了，一年之后，王校长被撤职了。以后，我们一直在隔离着，连消息也不多。

1937 年冬天，抗战爆发五个月之后，我在西安碰到了我的这位敬爱的老校长。他并没有老，反而更年轻了。他从不在后辈脸前拿架子，他使青年感觉到他是自己里边的一个。他到我们的小旅馆里去看我，带着全份的《一师周刊》，他说他正在写一部几十万字的自传，完成后，要我给他看看。他的话牛筋一样的，半天一句，然而一句就抵它一万句，多真切，多温暖，味是多么醇厚啊。那时候，他从美国回来的儿女都在工作，生活得相当可以，他们不要他再做事了，他拒绝他们说：“我又不是一只猪！”他吃着大饼，向他的儿女使眼色，叫他们听，大饼在他的牙齿底下，咯吧咯吧响得那么有劲。

1942 年我到了重庆，从绵阳国立六中来了一位朋友，他谈到学校里的一些事情，无意中说到了我的老牛校长。他说，“五四”那天，王先生在上历史的班上，大谈“五四”的革命意义，讽刺了国民党的反动，一些三青团员站起来质问他，骂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他不动不响地站在讲台上，等这些糊涂青年静下来了，他又慢张张地开了口：“要好好想一想。你们看，你们比我还年老得多呢。”下了课以后，墙上出现了一头“大牛”，身子上标着“打倒”，他望了望这头“牛”，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打不倒。”这位朋友，起初还不知道我同王祝晨先生的关系，他不过把他的事当新闻来报告，后来知道王先生是我的老校长，他说得更加起劲了。他说，王先生真了不起，每天读唯物论历史的书，拿了《新华日报》当课本读，在上面画了无数的道道。他在和落后的同事和学生斗争，他在和自己斗争，他也和他的儿子们斗争。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读理论数学，他的另一个儿子在天津一家工厂里当工程师，他把一些马列主义思想的论文剪下来，附在长长的信里同他们笔战，他要攻破他们的观点——不沾政治气味的纯科学、纯技术的观点。

这次在济南碰见王祝晨先生，他依然是一个校长，不过不是第一师范而成为第一中学的校长了。校舍在新东门，从前女中的房子，另外把老省府（韩复榘不战而退时，把它炸成一片瓦砾场了）的一角也划了过来。我几次去拜望他，他在办公室里忙得不亦乐乎，教职员都是一些青年小伙子，他在他们的队伍里却并不显老。满院子都是男女学生，活蹦乱跳，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鸟。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他带着我到校舍的每一部分去参观，许多地皮空着，许多空房子门破窗残，像整个的济南一样，到处残留着战后的创伤，等待着恢复。我们老校长，他指给我，哪里要建造一座新房子，哪些房子要修葺好了做教室，他的语气间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从他手指的地方，我眼前浮出了一片崭新的远景……

春节刚过罢，有一个中午，我同羡林、长之一起到七家村我们老牛校长家里去吃春酒。这一天，他对着他的这些老学生，特别高兴，小口呷着酒，花生米在他口里响出声来，他，谈着自己的故事，慢腾腾地一句又一句。他说，他当一师附小主任的时候，第一次请了女教员，风声立刻传出去，谣言跟着也就来了：“说我和女教员通奸。有人还写了呈文告到教育厅去，弄来弄去，弄了个‘查无实据’。”他幽默地说着，我们却都大笑了。他又说他提倡简体字挨骂的故事，反对派对着他说：“那样，你的‘妈’不变成你的‘马’了吗！”

我们的老校长，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却一点老态也没有，我们自然十分高兴。我常在商埠里遇到他，七八里路程，他仍然保持着安步当车的老习惯，看到他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着他那个小山似的胖身子，一种崇敬的心情使我肃然起来！我们的老牛校长越活越有劲了，加在他身上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了，任何集会总少不了他，“一半时间在会议室里，一半时间在路上。校长快成为一个象征的名词了。”他这样说着，心底里是愉快的。

到今年，我们的老牛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满四十年了。这是多么崎岖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啊。他当年的同辈活到现在的还有多少人？活到现在而又不仅仅是把一个躯壳保存下来的，又有多少呢？老牛校长闯关似的，他闯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7 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因袭，开风气，艰苦战斗，不屈不挠，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站就是四十年，这是容易的吗？这是人人能办到的吗？我亲爱的老牛校长，我忘不了你给我的思想教育，我常常因为想到你而发生一种精神力量。我还记得在人代大会会场上，你从背后拍了我一下，把那只大肥手里握着的那个蜜饯梅子默默地递给我，仿佛我是一个小孩子。我亲爱的老牛校长，让我以赤子的心遥祝你健康——遥祝你以越使越旺的牛劲，替人民拉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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