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闻一多

刚到南京不几天，一颗被惊涛怒浪所震骇的心还没有完全平定下来，李公朴先生被暗杀的消息，又把它耸动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在李公朴先生拈着长须的含笑面影在心上一闪过后，马上便想到了闻一多先生，我害怕自己的这个想头，但又笑着这个想头。每天看报纸，眼光总是先在上面迅速地扫一遍，怕触着什么似的。

一个晚上，逛玄武湖回来，夜已经很深了，洋车要的价有点令人吃惊，就先让郑曼一个人坐车子走了，我有点负气地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漫长的大街上，已经走了一多半路了，才雇了车子。走了许久许久，还不到，最后他把我拉到一片荒郊的边缘上去了，连灯光也看不见，站岗的卫兵，如临大敌，横着枪，大喊：“口令！”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个青年车夫才拉了五天车子，路径全不知道，而我呢，也不辨东西了。拉来拉去，总算拉到了“家”，心里却非常恐怖，这个恐怖在我是一个很可怕的预感。回到斗室里来，一句话也没有说，躺在床上，心还在不大规则地乱跳。

第二天一早，在“大行宫”的贴报处站着看报，“闻一多被刺”的五个字把我的眼光碰了回来。我又看上去，“中多枪殒命”的一句把我的希望全粉碎了。第二次，眼光离开报纸的时候，我的人也离开了那个地方，像一只碰晕了的蝇子，在大街上东跑西跑，像在追逐什么，又像被什么所追逐。

回来，把身子扔在床上。

“闻先生被刺死了！”

“闻先生被刺死了？”

仿佛是郑曼告诉了我这个可怕的消息，在她的这一惊问之下，我的眼泪才开始往下落……

我闭上眼睛。时间回到了民国十九年的夏天，我回到了青岛。那时候，我是青岛大学英文系的一名新生。开学以后，我想转国文系，我走进了国文系主任的屋子，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不行了，人太多了。”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向着同学们这么说，他，就是闻一多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当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他问。

“臧瑗望 。”

“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他把我的名字填到了一个名册上去。

就这样，我就以试卷《杂感》中的“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的一则，见知于闻一多先生了。

以后，我常常出入闻先生的办公室，认识了他的人，才读他的诗。读了他的《死水》，我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慢慢地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挟着自己的诗稿，向他请教，结果我毁掉了那些诗稿；听过他的意见之后，我动摇了对另一些诗坛先进们的崇拜观念。

我觉得，我像一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今天，我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

那时候，他是我们学校的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给我们上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和英诗。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正讲六大浪漫家之一——柯勒治的诗，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而不是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我讲你们听：坐在草地上，吸着烟，喝着茶……”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两腮瘦削，头发凌乱，戴一副黑边眼镜，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

渐渐地，我从他的办公室，走到他的家里去，而且，越走越勤了。他住在大学路的一座红楼上，门前有一排绿柳，我每次进到他的屋子，都是起一种严肃的感觉，也许是他那四壁图书，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的吧。

笔总是秃的，墨水瓶总是干涸着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死水》里的诗篇）总是那样凌乱。仿佛是表示：我的心不在这上边；仿佛是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前诗中结句）。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划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游录》。还有一个抄本，是唐诗摘句，至今还记得上面的一个句子：“蝇鼻落灯花。”

一开始谈诗，空气便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我吸着他递给我的“红锡包”（他总是吸红锡包烟），他嘴上也有一支，我们这时不再是师生，我们这时也仿佛不再是在一间书房里了。我在《炭鬼》一诗里把挖炭夫的眼睛写作“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他很赞赏，说一位美国诗人把挖炭夫额上的电灯比作太阳，马上从书架子上抽出一本诗集来，翻来翻去，把那个句子找了出来。

梦家也在学校里帮闻先生工作，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也在一起谈。梦家的诗在天上，我的心在泥土里，往往谈不大拢，可是我从梦家那里得到了许多益处。梦家的诗融合了闻先生同志摩先生的风格，而我自己在形式上也受到了这两位先生的影响，特别是闻先生的精练、严肃。当梦家同我大量生产的时候，闻先生已经很少动笔了。

“闻先生多写点东西给我们读啊。”

“有梦家同你多写已经很好了。”

“您的《红烛》我也找来读了。”

他的脸一红，“不要提这本书吧，它是我‘过继’出去的一个儿子。”

显然，他很爱他的《死水》——装订那么考究、封面那么严肃、校对那么认真、内容形式那么方正的一本新诗。他曾经在大礼堂里公开演讲过这本诗，他在桌面上拍着拍子，眉飞色舞地朗诵：

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

《死水》，我几乎全能背诵，我用它滋养了自己，也用它折服了许多顽固的心。从这本诗里，我认识了它的作者——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的诗人和隔着大洋对未来的中华寄出无穷热望的一颗心。他爱祖国，而祖国给他的却是痛心；他希望将来，而将来只有给他失望。

因为“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在“新月派”之外，他又得到了一个头衔：“国家主义派”。

他不好辩护自己，正如他不好表现自己。

这时候，我的诗，他是第一个读者，开始在《新月》上发表诗，也是他拿去的。有一个暑假，我从故乡里把《神女》寄给他看，寄回来的时候，在我自己顶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我跳了起来！

徐志摩先生惨死了，许多人写了追念的文章。我问闻先生：“你是公认的他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

“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作法呢。”

从志摩先生谈到“新月派”，谈到《新月》创刊的情形和他个人的主张。他说，《新月》到后来的一些倾向，是和他的初衷距离很远的，但他也不表白。从这些谈话里，我看出了他对人生和对文艺是一样严肃的。

二十一年 夏天，发生了学潮，是为了一些事情，闻先生守正不阿，没有答应多数学生不合理的要求。大队学生包围了他的屋子，他泰然；有些卑鄙的人在报屁股上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

他同梦家在愤懑之下，同登泰山，归来后，我去看他，他很平静。不久便转到清华去了。他在来信上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绝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以后只通过很少的信，闻先生除了书本以外对什么都懒。全凭信联系的情感，这情感已经是很可怜的了。

二十六年 夏天，送分开了的那位太太到北平看病，6 月底的一天，我到清华园去看闻先生。他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草色青青，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

“唔！”他把笔一掷，站了起来，有点惊喜的样子。

他把一支烟送给我，还是红锡包。

“你看我现在又在搞这一套了。”

还是那样的大本子，大本子上抄的不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

“我在弄《诗经》《楚辞》，史前史，牵连到的一些神话，我也很有兴趣。”

“写过诗吗？”

“完全成了门外汉，朋友们的东西，你的，之琳的，还读一读。”

“想看梦家吗？他离这儿不远。”说着就要去抓电话机。

“不，闻先生，有病人在医院里，再一天来，还想约闻先生一同到街上去摄一张影。”

“好的，那么你随便什么时候来吧。”

“你知道梦家成了重要的考古学家了吗？”忽然，他大有意味地笑着说。

“各地发掘的古董，多半邀请他去鉴别呢。”

“他很有才气，一转向，就可以得到成功。”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诗磨得又尖锐又精细了。”

我还没来得及再去访闻先生，七七事变却抢在头前了。

7 月 19 号我离开了北平，在车站上碰见了一多先生，他带着一点随身的东西。

“闻先生那些书籍呢？”

“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了什么！”

他很感慨，我很难过。

在天津换车，人向车上挤，像沉在水里争着一个把手。我从窗子里爬了进去。闻先生凭了一个“红帽子”的帮忙，安然登车，他一下子给了那个人五元一张的钞票。我从德州下了车，辞别了闻一多先生——永远地辞别了。

以后，我一直在战地上跑，偶然在画报上见到闻先生的照片，胡须半尺长，成了清华的四大胡子之一。也间或从报纸上看到他领导学生徒步跋涉的消息，见到他导演戏剧的消息。隔一年半载，我总投个信给他，也总是一去不回头。我还为他写了诗，也不知道他看到了没有。不论是信是诗，意思差不多，除了怀念之外，便是希望他脱开故纸堆，走到现实里来，走回诗国里来。三十一年 秋天我到了重庆不久，《我的诗生活》印出来了，我投寄了一本去，还是一去无消息。第二年夏天我搬到歌乐山去了，常常在报纸上看到闻先生在联大活动的情形，有一次看到他在朗诵田间的诗，那一段描写，很使我感动。

啊，

祖国！

啊，

人民！

我仿佛听见了他热情的呼喊。他说：“第一次看田间的诗，这么想：这是诗吗？再看，再看，嗯，这是战斗的声音，鼓的声音。”（大意）

别的接近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带着极欣悦的心情说：“和诗隔绝了这多年，这才慢慢地能读诗了。年轻人的诗，那么有生气，那么活泼，兴奋得叫人心跳！”

闻先生回到诗国里来了，他不是以《死水》的作者回来，而是以另一个崭新的人回来的。他斩掉了传统，斩得干干净净，站在一个顶前进的立脚点上。他回到现实上来了——用新的姿态面对着血淋淋的新的现实。

生活，诗，他把它们扣紧在一起。

一个夜晚，一支白蜡闪动着光亮，我的忆念，我的感情，生动得要活起来，清纯得要往下滴，在这神圣的深夜里，在最美最醇的心境下，我给闻先生写了一封淋漓饱满的信。

几天以后，回信飞来了，一看信皮，那谨严挺硬的字体先就给了我以很大欢喜。这字体，我认识得很深，写在那样多的大本子上的是这个样子，写在《烙印》序上的是这个样子，改在我一些诗稿上的是这个样子，以前写来的信上是这个样子。

一打开信，惊比喜更多——蝇头小字写满了一大张信纸，又加上半张，也还把好几行挤到了边边上去。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心跳，我整个灵魂在跃动，我不是在欣赏这个奇迹，而是被这个奇迹所震惊了。

“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

这是劈头第一句。

他埋怨我人云亦云地说他“只长于技巧”，他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你“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了。

从这些字句上，我知道他一定接到了我给他的那封信，他一定读过了那本与他有关的小书——《我的诗生活》。

他说，他这些年在搞历史，现在总算搞通了。“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

最后，他告诉我，他正着手编《现代诗选》——《中国历代诗选》的一部分，同一位外国朋友合作，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到外国去了。首先他要我把整个作品全寄给他，用完了再还我，再请我帮忙他索求材料，完成这件工作。因为许多朋友鼓励他做，认为他比较合适。他写过诗，有揽取这份工作的热心；现在不写了，不至有门户之见。

他的信比我的还感情，还直率。我的心随着信上的句子一紧一松，到了末尾，像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一片风和日丽的情景了。

他责备我，我高兴，因为他没有隐藏了这个感情。

我立即去了一个长信，问他除了研究工作经常做些什么。

他的信又来了。我多想见到他，多希望能跟在他的身边！

“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重于你。”

这时候，关于他的生活困苦，我已经另有所闻。给人家刻图章，另外还给一个中学改国文卷子，他不愿意别人知道这贫苦，常是偷偷地做着。

关于他学术以外的活动，他写道：“近年来，我在‘联大’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他在昆明领导文化活动，为民主战斗，他像一面正义的大旗，在它下面团结着无数的青年。

他呼喊的波浪，波动到全国。他已经不仅是儿子的父亲，我的先生，而是千千万万青年的导师，四万万人民的闻一多先生了。

他是一个有数的学者（方面那么广，又是那么深）；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热得像一团火）；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那么大无畏）！

同时，他也成了少数人的敌人。

报纸上刊出了教育部解聘他的消息。

我写了抗议的文章，我写了《擂鼓的诗人》。许多朋友声援他，向他致敬。我寄去了这些诗文和消息。

显然，他被打动了。

他写道：“你在诗文里夸奖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得真痛快，太痛快了。

有“人”在他演讲的时候，叫嚣，投东西，扔一个爆竹，大呼：“炸弹！炸弹！”

“杀了我，我也要这么说！”

这比炸弹更厉害！

有一个这样的消息：某种人物在一个秘密会上，决定要暗杀他，这个情报到了××的耳朵里，把那些人物请了去对他们说：

“闻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今后我把他交给你们了。”

这个消息的正确性虽不能说定，但我始终替他担心。

有一次，从“联大”写来了一封信，明明是闻先生的手笔，皮面上却写着“高”寄。拆开一看，是几张呼吁团结的传单，上面有改正的错字，有添加的字。他在第一张的边上写着：“这就是我年来的工作。请把它们分散给朋友们看看。”

读完了这张传单，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对现实，对诗的看法，我显然比闻先生落后一步了。

因之，我觉得他更可爱，也更可敬了。

抗战胜利以后，一直没得到他的信。听说，他已经把蓄了八九年的长胡子剃去了。我离开重庆的头些天还给他发了一封信，满以为将来到北平，我又可以到清华园去访他了。

而他竟死在暗枪底下！他把所有的血全流在他工作了多少年的昆明的土地上。这枪是灭音的，卑鄙的；而他的呼声却是响亮的。他的人，他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却是伟大的、堂皇的。

这次乘拖轮在蕲春（报上说他是浠水人，我却记得他是蕲春人）城外过了一夜，我在日记上写着：“这是闻一多先生的故乡。”

到了南京，存放在舱底的箱子烂了两只，许多东西全霉污了，闻先生为我“四十初度”遥远寄来的那幅字，边边上也渍染上了水痕，当我冒着大太阳晒衣物书籍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小中堂前面，久久不动。我珍重这幅字。

今天，那几封天真热情的长信，这一幅钟鼎文的小中堂，更觉得它们的可爱、可贵了。

1946年 7月于上海
1992年 9月修订
2000年 8月再订正 n66OSdheujOq3pBzWguFjB3wcnwF52W97S2v65Gs529UJXLHeINJVZjgnY0tJi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