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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管胡同，这个名字就有点特别。当然，它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些拿笔管的人而命名的；可是，这个巧合，也许是容易给人留下印象的原因吧？
笔管胡同七号，坐落在建国门内一条不宽的街道上，坐北朝南，一个大院子，有一个堂堂的大门。对面住着一家家贫穷的居民，有一间修理车子的门面。每天，天一亮，就听到门口不断的喧闹声，卖油条的，卖豆浆的，卖大饼的，一个小摊紧接一个小摊。进城卖菜的农民，蹬三轮的工人，机关干部，还有带着小孩来享受一顿美味早餐的市民，有的挤在一条长板凳上，有的干脆站着吃，吃得那么美，那么香。先来后到的，争座位声，要这要那的呼唤声，使我亲切地想到了乡村小镇市的热闹场景和那动人的风味。出门向西不到十步，是个十字路口，向南不远是个油盐店，也经营米面杂粮，门里有个公用电话。1957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1 时，我被传呼来接电话，是袁水拍同志打来的，我半掩起耳朵在杂乱声中听懂了他传来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下午 3 时召见。”
沿着门前的道路西行不远，是东观音寺，冰心和吴文藻同志就住在那里，我曾到她的小独院中去畅谈新的感觉，也忘不了山城重庆我们在歌乐山初次晤面的那动人情景。从我们笔管胡同向南，拐个弯，便是画家吴作人、萧淑芳同志的住处了。独院清幽，庭草随意绿。我们 1938 年在五战区相识，那时他刚从法国回来，在河南鸡公山从事抗战工作。作人同志亲切温和，笑语暖人。他给我画了一个条幅——一只飞鸿落在草塘上，芦荻摇曳；另一只，正从空中往下飞落，神态怡悦。这幅画，诗意很浓，为我所喜爱，悬在客堂的东壁上，天天望着它，感到生机盎然。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飞鸿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右邻，有个小学，每天早晨散步巷口，看着一个个小朋友，蹦蹦跳跳地奔向学校，有的互相追逐，有的还一边走一边唱歌，红领巾在早晨的阳光下，一闪一闪。《人民日报》的一个宿舍就在附近，得和姜德明同志结识，直到现在，友情如长流水。十字路口是个三轮车站，住得久了，彼此熟了，见了面打打招呼，有点朋友的情谊了。我生病，很少出门，看看朋友，或带着孩子外出走走，不用招呼，蹬车的同志争着跑过来了，笑着问：“哪儿去？”坐上车就走，从来不讲价钱。
大女儿三四岁时，把她送进了珍宝幼儿园，我亲自早送晚接，有一种天伦之乐。天天去，和她的一胖一瘦的两位老师，还有看大门的“老爷爷”都搞熟了。送她进了大门，我耳朵里响起了铿铿的琴声。幼儿园离我的住处不远，经过几条胡同就到了。艾青同志的寓所，每次必经，我也不止一次到他的四合院中去做客谈诗。
我住的这个大院子里，一共七家。我和王子野同志住东院，庭中有棵大椿树，挺立如盖，长荫两家屋。子野同志负责社务，工作大忙，但他精力饱满，勤奋读书。他的兴趣很广，爱好美术，又喜欢音乐，工余之暇，爱拉拉胡琴，琴声里听出他悠闲愉快的心情。他衣着朴素，延安老作风。晌午回家吃午饭，蹲在地上，扒拉扒拉一碗饭落肚了。他每次去苏联归来，从列宁格勒图书馆带回一些世界名画的复制品，我听他一一讲述，他的品位也使我这个外行从中得到情趣。子野和陈今同志星期天领着两个孩子徒步到天安门去游逛，而我呢，带着我的大女儿总是坐上三轮，回来时带回大大小小许多册小人书来。这些小人书，给孩子带来了快乐和许多美丽的幻想，在她小小的心灵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书上的许多故事，什么《小蝌蚪找妈妈》啊，《一只懒鸟儿》啊，讲一遍又一遍，万遍不俗。随着岁月的增长，小人书插满了一书架。十年浩劫中，像割心头肉一样，七分钱一斤，一堆一堆地割卖给收废品的了。
我刚搬到笔管胡同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年不富而力还强。天天起得早，徒步十几分钟就安安闲闲地到达东总布胡同十号人民出版社的大门了。签到簿上，我大半是第一名，三名以后的时候极少。我在这个社里工作了七年之久，天天看稿子，替他人做嫁衣裳，自己的创作很少、很少。过了二三年，我的肺结核老病复发了，天天定时发烧。医生命令我全休，我争取半休；医生叫我半休，我要求工作，我与医生经常做斗争。天天卧在床上看天花板那张腻人的脸，多难受啊，总得想办法做点事情打发宝贵的时光。我设法从各大图书馆以及朋友们处，借到了五六十种“五四”以来诗人们的重要著作，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编了一部《中国新诗选》，这算是病中的一个产儿。
我住的两间小平房里，不少文朋诗友你来我去。1956 年，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以后，刘白羽同志来共商筹办《诗刊》的大计。创刊之前，徐迟同志兴致勃勃地将编辑部搜集到的毛主席的八首诗词拿来给我看。经我们研究之后，决定给毛主席上书，把这些诗词附上，请求他老人家允许发表在即将出版的《诗刊》上。得到了他的同意，并加上了另外的十首。《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席的这十八首诗词，大街上排队买《诗刊》，成为轰传一时的佳话。
有一件事，触动我极深，终生难忘!1957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突然听到叩门声，我起身去开门，立在我面前的是王统照先生！我真是惊喜异常。我和他的一个青年随员一道把他扶持到室内，一看他的样子，我难过得心疼。他喘得厉害，人瘦得双颊如削。我急于问长问短，他一面喘，一面用手止住我。这样过了将近二十分钟，才缓过气来，喝上一杯热茶，强按住热情不让自己激动。我明白他身负重病来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心理，无非是想借这个机会与亲爱的老友作最后的诀别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没有忘记给我的大女儿买了个大皮球。不几天，他晕倒在大会场上，入了北京医院，回到济南两三个月之后，就弃我们而去了。
我们住在建国门里，其实，建国门已经成了土“豁口”了。早晨，或是傍晚，我常常带着我的大女儿到“豁口”外散步。一出“豁口”，完全是乡村风味，远远望去，一片荒漠的旷野。秋天，高粱垛一个又一个立在地上，几棵残留的高粱秆，用残败的叶子战着西风。稀稀落落的一座座小土屋，住着依土为生的穷苦农民。一出“豁口”，有气无力的护城河拦住了去路，对岸是一座大垃圾堆，河上架一座小木桥，走上去摇摇晃晃，令人心惊。每次过桥，大女儿总是紧紧拉住我，脸色都有点变了。不时看到农民们推着小车进市里来卖农产品，也有挑担子的，嫩生生的青菜上还挑着露珠。孩子的小眼睛尖，她忽然欢呼：“卖蝈蝈的来了，我要买一个。”一看，一个老人挑着一个又一个小笼子，蝈蝈在作诱人的歌唱，它们把清秋的动人情调送到市里来了。
在夕阳还有两竿子高的时候，我们父女二人坐在河边上看美妙善变的“巧云”。悠悠然在西天游走的白云，像一群白羊，一转眼又变成了一个老头；一会儿像威武的军舰，一眨眼又成了一位衣裙飘飘的仙女。“大楼，大楼”，女儿高呼，指着天上的一朵云彩。我说：高楼在天上，我们住不上。
1958 年，要扩展建内大街，笔管胡同也在拆迁之内，只好迁到史家胡同八号去了。人虽然离开了，我的心好似仍留在笔管胡同七号。岁月流逝，一切在急剧变化。有一次，一位远道来访的朋友说：先到笔管胡同去，却找不到你的故居了。没过几天，我怀着故人的情怀，散步到了建国门里。只见青光灿然的柏油马路，又宽又广，像一条清流，一直流向天边。我眼睛望着，用心去定位，哪里是我的住处？哪里是东观音寺？只有称名忆旧容了。
我怡然。也略有点怅然。忽然想到我和大女儿看巧云的往事，云彩里的那琼楼玉阁，一下子落到人间来了。每当我到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去开会，车子驶过立交桥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当年的那座大垃圾堆、摇晃晃的小木桥和桥下的污秽的流水，想到旷野荒郊的秋色。而今呢，衰败凄凉的残痕已经一扫而光了。衰朽的让位给年轻的，这是大自然的也是社会生活的规律。
我对笔管胡同七号和我熟悉而又亲切的东观音寺为新生事物而甘心粉身碎骨的精神感到赞赏，没有它们这种献身精神，潮水般的行人、龙蛇阵的车队就不能在光亮宽敞的柏油马路上行驶。这些车马行人中，就有东郊富裕起来的农民，开着大卡车到市里来做交易活动；也有年轻姑娘开着自备的小包车经过建国门大街到王府井去买用的、吃的、穿的多种多样的百货。看到这些新的情况，对照那些旧的往事，我是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的。当然也扯拉点记忆的丝。
1984年 10月 23日初稿
1984年 12月 1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