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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年近八十的一个人了，生平足迹，几遍半个中国。长江大河，在眼底闪光；岱岳巍峨，在心头矗立。西子湖上，月夜留影；西安雁塔，引我仰目。祖国无限风光，名胜古迹珍宝，每一念及，心情美好。
可是，一提起“武汉”这二字来，心中立即引起一种特异的感情。
武汉，这两个字，对我有着擂鼓的声响，烈火的红焰，它锻炼了我，它教育了我，使我的思想有了指南金针，使我开始正确地认识了人生和革命的伟大意义，奠定了我前进的道路，终生而不渝。
武汉啊，每一念及你，激情洋溢，不是“亲切”二字所能表达的。
虽说雪泥鸿爪，但印象是永不磨灭的，记忆埋得越深，情感累积得越厚。如果把武汉比作一位朋友的话，屈指算来，相交已有五十六七年的历史了。从 1926 年起，到 1946 年止，二十年间，我四次行经武汉，都是在不平常的日子里，虽然行色匆匆，但是壮怀激烈。
我怀念武汉，不是因为曾经站在黄鹤楼头看大江东去，也不是由于眷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而是牢记那些峥嵘岁月，革命的滚滚烽烟。
1926 年秋，我还是一个后期师范一年级的学生，受不住旧军阀张宗昌的文攻武压，日夜盼望“南军”，一心向往光明。于是偕同要好的同学曹星海，和在“乡师”读书的比我小几岁的本村族叔臧功郊，易服改名，联翩潜往青岛，登上海轮，驰向光明的结穴处——革命中心大武汉。临行，心怀壮烈，“八行书寄走了家庭”。身在大海之上，心潮与海潮同样自由奔放，把令人窒息的黑暗撇在身后，站在船头上看东天的太阳在碧海上发红。我们扑向武汉，像一群自由的小鸟扑向绿林。
北方，这时节，正秋风瑟瑟；南方呢，花红草绿，正是小阳春。踏上武汉的大地，我们久处黑暗的眼睛，被一股强烈的光刺得有点发疼！
啊，武汉，梦中的圣地，我们终于投到了你伟大的胸膛！
这时候，北伐军克复武汉还不太久，满地是战争的残痕，被俘的伪省长刘玉春被关在监牢中，解放了的人民熙熙攘攘在街头上。
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等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考期。第一次报考失败了，我住到珞珈山武汉大学里去，和从北方来的众多青年终天在一起，朝气勃勃，命运相同。第二年初，军校二次招生，我和星海被录取了，功郊进入了“学兵团”。
我们的校址在武昌的两湖书院。脱下了便服，换上一身戎装。大门上竖立起八个斗大的大字：“党纪似铁，军令如山！”门内墙上的标语如阳春花发：“今日的锄头，明日的自由”……
革命空气像高涨的潮流；严肃的生活，刻苦而又紧张。不是操场上练武，就是大课堂上听讲。用艰苦磨炼人的骸骨，用革命理论武装人的思想。一千男同学在这边，二百女同学在那边，当中隔一道高高的墙。高墙两厢，国际歌声交响；少年先锋队歌，这边声音落脚，那边又接上。在大操场上，在大课堂上，一千二百同学会聚在一起，男的灰军装一身，女的一身灰军装。事隔五十多年，我还记得几个同学的名字，男的：谷万川——他写了一本童话《大灰狼的故事》。女的：谢冰莹，写了本《一个女兵的日记》而文名远扬；还有文曼魂，因为名字有点特殊而印在我脑海中。最近从报纸的材料得知，赵一曼同志也是当年女生队的学生。
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常到我们学校来讲话，他貌似书生，意志坚强，神采奕奕，语调激昂。郭沫若同志，我在济南读前期师范的时候，他就是我崇拜的诗人，这时候，他是总政副主任，一身灰布军装和我们一样，时常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一道，坐着敞篷小吉普车到我们学校来演讲。他用的是诗的语言，讲的是政治革命内容，听来动人，鼓舞力量强。
我们的教官很多：李达、施存统、沈雁冰……我们最钦佩的、威信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总教官恽代英同志。他革命意志十分坚强。他口中吐出的语言如铁似钢。他挖苦揭露反动派时，出语幽默，但锐不可当，好似刀锋，三下两下，雕刻出一个个令人可憎又可笑的丑恶形象。
我们在校学习锻炼的时候，听过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白劳德的讲话；听过香港大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同志的讲话，因为口音关系，经过翻译才能听懂。
当革命空气高涨、左右斗争急剧的时候，不少右派教官和学生纷纷逃跑，像周佛海逃到南京投奔了蒋介石，写了臭名远扬的《脱离赤都武汉以后》。我们也常常满街追捕反动派。
我亲眼看到武汉二十万人召开反英大会，要求收回租界，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提出的严正抗议，措辞强硬，令人气壮！我亲眼看到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摩天高楼的大门前，我们工人纠察队的同志威严地立在那儿站岗。我亲眼看到多年来在我们大江上耀武扬威的英国军舰，像片片秋后的败叶，滚出了武汉革命的水域！
一股革命高潮，像潮涨！一片耀眼光亮，像正午的太阳！我，作为一个战士，也感到无限的心豪气壮！武汉，革命之火熊熊燃烧；武汉，你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我亲眼看到，蒋介石在 1927 年初到武汉遛了一圈，被革命形势吓破了胆，立即离去了，走迟了怕被革命烈火烧伤。他去了，街头上出现了大幅漫画一张张——蒋介石多半边笼罩在黑影之中，标题这么写着：从光明走入黑暗的蒋介石。
我参加过十万人欢送北伐军北上的大会，场面盛大而又感人。就在会场上，有的共产党的同志拿着小本子问：哪位同志愿意加入共产党，请写下名字，留下地址，以后我们好联系、交往。现在，这情况看起来不像真实，但这绝非虚妄，这算得是一个标志，标出了当年革命潮流是多么高涨！
我参加过欢迎郭沫若同志的大会。1927 年初夏，他从蒋介石的身边脱开，穿一身长袍马褂，戴一顶瓜皮黑帽。他开口头几句是这样讲：“现在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已经变成屠杀人民的屠场了！”这，一字不差，完全是原样。他 7 月在武汉发表的《脱离蒋介石以后》的声明和周佛海的《脱离赤都武汉以后》两相对照，一香一臭。
5 月中旬，事出突然！宣布把我们的学校和“学兵团”合并成“中央独立师”，开向前线。这时，蒋介石早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 月17 日，夏斗寅趁北伐大军北上河南，武汉空虚的机会，实行叛变。我们这一师人马，黄昏踏上了没有顶篷的火车，走走停停，火车比牛车还慢，开到何处去，敌人在哪儿，我们完全不清楚。整整磨蹭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在纸坊下了车，一夜啊，走了六十里！一下车，就接上了火。我们的连指导员，右手端着长枪跑在头前，大呼“同志们！前进！”勇敢而又坚决，无愧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好干部。这样许多忠于共产党、忠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永远、永远活在我的眼前，号召我“前进”！
和我并肩作战的一个同学，一上阵，就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名字——张铨仁，他的家乡是湖南。我们的队伍，在炮声隆隆中，在机关枪的弹雨里，正冲向前，忽然一架担架抬着一个军官朝后转，一支队伍跟着他，像一条游龙，头向后，尾巴朝前。一位军官出现在担架之前，手中的短枪指着担架上的那个军官。眼看那个军官急忙地下了担架，掉过头，指挥队伍向前冲去，一冲就是二十多里远。手持短枪的是叶挺师长，坐在担架上的是一个营级军官，他受了一点点轻伤。
敌人一路后退，我们一个劲地追赶，他们惊异哪里来的这样的劲旅，好似天兵从天降。
敌人后退，我们追赶。追过咸宁，追过蒲圻，追到嘉鱼，过了赤壁，直到新堤（今日洪湖县），熔金落日送我们下船。
欢迎我们的是不断的国际歌声。船上，岸上，交响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我们宿营地的大门前，人流似水流，心里充满着革命的激流，军民一个声响。农民群众诉说反动派的一桩桩罪恶，要求我们发给枪；少年儿童们依依恋恋，深宵不散，要我们和他们一道唱歌、捉迷藏。天上满月一轮，地下革命同志一群，新堤，这个规模很大的市镇，给我们的印象，深又深！
深夜，排长带我们到一个地主家去捉土豪（我们每到一处，要捉土豪，罪大恶极的经过农会指控证明，由女同学当众宣布罪状，男同学执行枪决）。一座大宅院里，却到处无人，只有几个老年妇女在守门。我们排长厉声地问：“你们当家的藏在哪里？”“早出门了。”排长一声雷吼：“见鬼！”这一声怒吼，震得屋瓦响，震得天地动，震破了土豪劣绅、反动派的胆，革命的正气直冲天空。这小个子排长，河南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遗憾的是忘记了他的姓名，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记得他是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记得他是一个武汉革命军人，记得他的“见鬼”这声雷吼就行。
我们从新堤又继续西征，直到通海口才班师回程。
我们回到武汉，没有欢迎的队伍，没有凯歌声，只见到处是标语：“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
共产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四位领导人（而今只记得吴玉章同志一人了），发表退出的声明。宋庆龄同志发表宣言，离开武汉。宣言上说：你们搞的不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革命。
有一个场面，深印我心，终生不忘：1927 年，就在武汉政治形势急剧逆转，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中央独立师处境危险的时候，他，恽代英同志，我们的总教官，对我们全体同志做了最后一次激昂慷慨，既壮且悲的讲演。他站在台子上，神色庄严：“同志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明天，打倒恽代英的标语会在武汉城头上出现。反动派的气焰虽然一时嚣张，但革命最后一定会成功！我们分手以后，希望每一位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撒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到处结果。”听他的讲话，感慨万端，多少人落下了热泪。
武汉啊，你像一朵动人的革命昙花，一阵冰雹，顿时凋零！反动派狂笑，革命志士心疼！
武汉大革命失败了。女兵换上旧时装，各自天涯，寻求革命的新途径……石在，火种是不灭的。十分之九的同学，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几乎全部为革命光荣牺牲；少数同学在九江冒险逃出了虎口。死了的，成了国殇；活着的，永远记住这场革命，誓死继承这革命传统！
武汉，这座历史上的名城，你就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新中国成立后，你以崭新的面貌、革命的激情，证实了五十多年前恽代英同志的那句伟大预言：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4年 1月 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