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窝里的晚会

纪念“儿童节”，并祝福《小兄弟》 里的小主人们。

——题记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滞留在重庆歌乐山大天池六号。太太在一个颇为贵族化的“实验小学”里教书，为了迎接“儿童节”她很是忙了一阵子。替小学生起演讲稿，煞费了一番苦心，这个稿子里有我的意思，也有我的字句。那个主意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快快乐乐地过这个节，不要忘记了千千万万可怜的穷孩子，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更没有福气进学校。”我想，这个演讲稿一定会给那个孩子一点苦头，要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念得成诵。

太太教的那些虽然贵族然而却天真可爱的男女孩子们，到我们家里来的次数更勤起来了。他们大约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拿一大把花子，红白灿烂的颜色，恰好配合了他们的衣服和笑脸。同院子里的那几个穷孩子，李顺儒、李顺有、李顺策（我们都是直呼他的小名：“岁”）堂兄弟三个，在破烂的“保国民”里混日头，他们下学归来，对着那些花儿鸟儿一般的贵族孩子，瞪着眼睛，看景一样的看他们，但不曾交一句话，站立得也是那么远。他们身上穿着满身补丁的粗布大褂，裹着裹腿，打着光脚板，脚上的灰像上了一层漆，后跟上留着一个季候的印子——冻疮疤。他们自愧而又自傲地站一会儿，便走到牛棚里去，或是背起一个背兜来，到山林里去了。

3号的晚上，我们在一个西洋化的家庭里做客。男主人是一位科学名家，到美国讲学去了。女主人，按照欧化的礼节和习惯，用各种名贵的点心招待我们。另外的一位客人是一个年轻的教授，带着他的六七岁的女公子，穿着红绒线上衣、绿色的裤子，小脸子娇嫩得一阵风就可以吹破。她依在父亲的身旁，有点害羞的样子。

“你吃点巧克力？”

轻轻地摇了摇头。

女主人又拾了另一样。“起司，吃一点。”

她又把头摇一摇，表示对于这些东西她并不稀奇。

“明天‘儿童节’了，您看送给孩子们点什么礼物？”男客人庄重而又做作地询问女主人的意见。

“小宝宝，你喜欢什么呢？”

又是摇头。她简直娇贵得不肯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宾主们把话题移到明天学校里的纪念会上去，女主人的那位公子，也是我太太的高足。

“四四”这一天，歌乐山的各小学有一个联合大游行，可是我太太的学校没有参加，因为“保国民”学校里的孩子们太脏，太野，混在一起，怕受到不良的传染。他们自己举行了庆祝会，还开了一个“卫生、营养展览会”，我也被邀去观了一下光。几个大教室里，陈列满了挂图和器物，有先生为观众解释，几岁的儿童一天吃多少量的牛乳、鸡蛋、饼干才合乎卫生和营养的原理。院子里，像过年似的，男孩子、女孩子打扮得叫人眼睛为之晕眩。他们争着拍球，滑滑梯，打秋千。每一个孩子的小面庞都红润润，肥胖胖，带着幸福，带着父母的骄傲和溺爱，在奔跑，在追逐，在欢笑，在狂呼……

我带着一种颇为惆怅的心情到了歌乐山去，默默地计划着一个心愿。把三百块钱的票子掷在一个篮子里，我拿到了五个小小的面包，又花了五百块钱买了一小兜花生，很难过又很快乐地走回家里来。这时候已近黄昏，院子里的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早回来了。我望着他们依然故我地在地上“打珠子”，弄得一身灰土，岁鼓着大眼睛，结结地争辩着什么，口水顺着嘴角子流下来。我想到今天早上他们为了要买双草鞋（二百元一双。这是他们老师的命令）遭了父母叱斥的那个狼狈样子，心里不禁地凄楚起来，但是他们自己早已把它忘掉了。看，他们“打珠子”打得多么出神，像在把生命做赌注似的。

“岁，你们来。”我大声喊了好几遍，他们才把头抬起来。

“什么事？”岁叫话把个小脸子涨得绯红。

“今天是‘儿童节’，你们的好日子，我请你们一个小小的客。”我抖了一抖大褂的襟子，他们便一齐跑了过来。

“消了夜以后，我们把桌子搬到院子里去，大家一道玩玩，好不好？”

“好得很！好得很！”

“硬是要得！硬是要得！”

他们围绕着我，我问他们今天上午的会可闹热。

“闹热得很！几千人，几万人……”岁把双手摆开，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大场面才好。

他们口里讲说着，而六只眼睛却盯在我的大襟子上。“好，你们先回去消夜，等一会儿玩。”

“好，好。”他们一窝蜂地一哄而散，把一个希望留在了后边。

不多一会儿，李顺英把她的小侄儿——黑娃，举到我的窗子上，隔着一层纸快乐地讨好地叫道：

“臧先生顶好！”姑姑领头。

“臧先生顶好！”一个可爱又可笑的声音接了上来。

这当儿，我忍着笑，听几个孩子的脚步进了堂房门，又把它放轻，一点一点地向我的西间移近了。我听见门帘响，我听见一只小手轻轻地打在门上，我也听见用力压抑的呼吸。房门吱呦了一声，慢慢地开了，三个孩子却回头就跑。

“岁，过来！”我亲切的呼声把他们唤进了房里。三个人呆呆地站在地上，变得非常腼腆。没有一个人开口，平素那个野劲从身上、脸上找不到半点影子。他们的诚实、天真里包藏着一个企图，这个企图，使得他们动作不自然，连话也说不出口了。我默默地笑，但我不忍把他们的希望再延缓了。

“消夜了？”

“消……消了。”岁用袖子揩了一把嘴巴。

“那么我们来抬桌子吧。”

“好，我们来抬！”李顺儒把他的大脑袋晃了两晃，后边跟着个李顺有。

“臧先生，你不要管，我们抬。”

连拖带拉，连叫带笑，像运动着一个好玩的玩具，他们把那个照出人影来的推光漆桌子搬到了院子的中心，又搬了几张椅子放在它的四周，我把一点可怜的礼物摊到了桌子上去。这时候，天色已经昏黑了，西边山峰上的那颗大星已经约好了似的，在天上望着我们这个大院子和我们这些人了。没用招呼，全院子里的人全围上来了。五个小面包应该分给谁，我亲爱的读者一定可以猜到想到的，猜不到的，只有一个李大嫂的四岁的女孩儿——桂妹。

“好吃不？”我望着孩子们甜蜜地咀嚼着，大人家咽着口水。

“好吃。”岁把头一歪，又娇又傻的样子使得他更小了，更可爱了。

“这甜饼子好多钱一个？”老太婆一面咧着嘴笑小孩子们的样子，一面问我。

“很便宜，六十块。”

“呀！六十块，往年吃一斤猪肉！”老太爷在一边大吃一惊地说。

“吃花生，很多，大家吃。”我向每一个人脸前把花生一摊。一时大家鸦雀无声，只听见嘴唇吧唧吧唧地比赛一般地响着。

“臧先生请客，我老太婆也来吃一嘴。”四老太婆（岁的妈妈）从屋里三步作两步地一歪一斜地跑过来，口里念念着。

“我还要，我还要。”黑娃吃完自己的一个，又向幺爸乱喊，把手伸了过去。李顺儒大叫一声：“你吃得好快呀！”便跑远了。

“给你花生，给你花生！”李二嫂一把一把地往自己孩子的小衣袋里放。

“桂妹，你的袋袋呢？”李大嫂也毫不客气地抓了好几把给了自己的女儿。我明白，我在这儿，她们都装得客气，特别是李顺碧、李顺英这两位姑娘。我抽身向屋子里走，脚步刚踏进堂房门，便听见一阵争抢声，等我回来想多享受一下这“天伦之乐”的时候，桌面上已经光光的了。两位姑娘一见我出来，便拿腿就跑，李大嫂伏着身子在捡落在地上的花生，口里不满地念叨着：“抢得真凶啊，我还没吃几颗颗……”

我很满足，我也很失望。我想起了太太学校里的那些贵族孩子和那位青年教授的娇贵女儿，我也想起了那位欧化的女主人“起司，起司”的再三推让的声音。

星月的光辉把这个大院子照得更宽敞、更光亮了。我看着孩子们在这光亮下跳绳，我也听到了这三个“保国民”学校的穷学生用欢快的调子夸耀着他们今天的游行、跳舞和歌唱……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放射出光辉，这光辉却不是从月亮和星星那儿借来的。

1947年 3月于沪 659fN+mp8Phx17+Jk0xO7T1WW8iCj+F3pjzzRVgz9DcBzS6xfLuj9QrCfHx8kdT9